《史记评注》批评体系探微

牛运震跨前清康、雍、乾三朝,学问淹博,于史无所不窥,其晚年的苦心孤诣之作《史记评注》,用文学与史学两只眼睛细读《史记》,知体要,抓义法,集注释、校勘、评议、汇评、考辨于一体,批评的广度与深度,在前清甚至整个《史记》研究史上罕有其匹。《评注》主论《史记》文法笔力,其文学批评虽不出传统评点学由字法而句法而章法的批评理路,但却始终将"神理说"与"情纬论"作为渗透其中的精神命脉,从而构筑了一个由点及面、由表而里的严整理论体系,避免了传统评点学琐屑而不成系统及"死于章句"、"溺于文辞"等弊病,做到了对太史公之书,不惟得其文义,且传其精神意态,对读者和研究者体悟《史记》的文章之美与史公的作史微旨,均大有裨益。     

司马光指解本《古文孝经》的源流与演变

目前传世最早的《古文孝经》是北宋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本。南宋以来凡谈《古文孝经》者都依本于此。清鲍廷博甚至将"指解本"经文提出来,冠以《宋本古文孝经》之名以与日本传《古文孝经孔传》一并行世,《四库全书》也照此收录。今人还用传世"指解本"与日本传《古文孝经》相比较,从而得出"日本传本比'指解本'时代更早、内容也更可靠"的结论。本文历考司马光《指解》的经本渊源及其流传、演变等情况,并证以大足石刻《古文孝经》,认为司马光《指解》传至南宋宁宗时,被人与范祖禹《古文孝经说》、唐玄宗《今文孝经注》合并,合编时对《古文孝经》进行大肆改篡,使"古文"原貌尽失,并造成误注为经(《谏诤》章"言之不通也")的现象。后人用传世"指解本"作今、古文《孝经》比较、特别是用来进行后出《古文孝经孔传》真伪研究,是非常靠不住的。     

《汉语大词典》失收《史记》双音动词考

《史记》是秦汉时期语言实录的一部宏篇巨著,其词汇在汉语词汇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大型历时性辞书编纂的角度看,《史记》必当是辞书所选秦汉语料之一,如大型辞书《汉语大词典》就大量以《史记》为语料而设定词条及义项,又大量引之为书证。但就该辞书所收词条看,仍存有不少词条失收问题。今就所检《汉语大词典》失收《史记》双音动词数则作一些简要考释,以期对读者阅读、研究《史记》及辞书的再次修订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理论渊源

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理论渊源主要有三:《周易》的通变思想、邹衍的"五德"说和董仲舒的"三统"说。《周易》的通变思想是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哲理基础,为其解说历史的重要思想依据;邹衍"五德"说对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史记》所构建的五帝、三王和秦汉历史系统采纳了"五德"说,同时《史记》宣扬的革命思想也符合"五德"相胜之义;董仲舒"三统"说对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影响,包括《史记》受"民皇帝王"论的影响而创立五帝、三王古史系统、以"三道"循环变易来解说三代的历史、以"三正"循环而倡导汉朝"行夏之时"和强调变道的历史发展观等四个方面。     

秦汉出土文献中的古体字

秦汉出土文献中的古体字与《说文解字》中的古文和籀文等相比,有其特有的类型、结构和来源。经收录,秦汉古体字共80个,分3种类型。秦汉古体字虽然在结构上与《说文》古文和籀文等相同或相近,但字体却大不相同,呈现出一种正在由篆书向隶书转变的状态,分属多种字体。《说文》古文和籀文等与秦汉古体字有明确的渊源关系,后者源于前者。     

读司马迁《货殖列传》

史记作为伟大的历史名著同时又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早有定评,正如鲁迅所称誉的,它是:“史家的独唱,无韵的《离骚》”。但是,它在经济思想方面的卓越见解,历来却不见评述,或者认为《史记·货殖列传》也是厌薄货殖的。明朝人陈仁锡就说:“一篇总是厌薄货殖以讥讽当世。”(见桐城先生点勘《史记·货殖列传》附后评语)我们知道,历代统治者大都厌薄货殖。孔子批评其学生子贡“赐不受命而货殖焉”。秦汉之际,把经商贬为“末”业,与农之为“本”相对称。汉高祖更用法律规定“市井之子不得仕”,“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史记·平准书》)。司马迁撰写《史记·货殖列传》却能超出时代偏见,给货殖以赞誉,这是难能可贵的。     

应重视纪传体范文讲授方法的探讨──关于《史记》几篇选文的教学刍议

高中六册语文课本，有12个单元是文言文，课文达48篇。其中关于《史记》的选文有毛篇，即：《廉颇蔺相如列传》、《鸿门宴》、《信陵君窃符救起》和《毛遂自荐》。如果能紧紧抓住这4篇选文，进行精讲，甚至最精讲，很可能收到“以一当十”的效果．为什么要最精讲《史记》几篇选文呢？“文不过秦汉，诗不过盛唐。”这是茅盾母亲教茅盾读书的秘诀之一。秦汉文章能造就一代伟大作家吗？那也不一定。但茅盾受益于秦汉文章，那是毋庸置疑的。有专家将我国古文分为三个阶段：秦汉以前为古代汉语，唐家为中古汉语，明清为近古汉语。所谓“汉语”，…     

论《宋书·乐志》的乐府诗批评

与音乐关系密切的乐府、歌诗等是沈约一生所关注的重点。沈约《宋书》在继承司马迁《史记·乐书》、班固《汉书·礼乐志》的基础上,不仅正式设立了《乐志》,让音乐从礼仪中分离出来,而且四卷的"乐志"内容很丰富。正因此,沈约现所存见的乐府诗,数量之多,在先唐诗人中几无可比。沈约之于乐府诗的收集与整理,主要表现在《宋书》的三卷《乐志》("乐二"至"乐四")之中,其虽然不属于乐府诗总集,但却是可以与乐府诗总集媲美的。因之,这三卷乐府诗所呈现出来的"整理类批评"特点,也就自然是值得重视的。而《乐志》中的一卷"乐一",则为沈约"题解类批评"的代表作。"整理类批评"与"题解类批评"对于当时的音乐文化建设、乐府诗的辑录与整理等,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特别是对后世史学家与文学家的乐府诗批评,产生了较为直接的影响,因而在乐府诗批评史上占有较重要的地位。     

论唐宋八大家散文选本经典化与文论的演进

"唐宋八大家"的称谓出自明代茅坤编选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其选本盛行于明中叶及有清一代。"唐宋八大家"选本被经典化是在宋、元以来散文选本和散文批评理论的基础上逐步演进而成的。南宋吕祖谦编选的《古文关键》已见"八家"端倪,元代陈绎曾《古文谱》中的古文理论促进了"唐宋八大家"选本的产生。"唐宋八大家"文章的编选过程,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文学观念。     

明清士人《史记》阅读考察——基于科举应试视角

明清时期《史记》整体阅读面貌与科举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举业的导向下,阅读心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房稿与坊刻时文成为士子日夜诵习以求仕进的重要工具,而传统经史阅读受到极大冲击。科举在制度层面虽然要求士子进行广博的经史阅读,尤其对于二三场考试来说,但主考官的不重视以及试题本身的趋简性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制度设计的初衷。在具体《史记》阅读活动中,普通士子对于阅读文本的选择具有多样性,但因图便捷往往以节选本代替全本阅读,坊刻古文选本又多存在着随意删减、掐头去尾、选择不精等问题。士子阅读方式上则表现为割取抄节,以为时文之资,阅读侧重点在《史记》的文学性方面,清人于此颇有批评。为了扭转士子《史记》阅读存在的不良风气,精英士人群体从观念上破除时文与古文的对立关系,也通过家训家书引导以及亲自课读等方式教育族内子弟,一方面强调对《史记》原典的阅读,一方面在具体阅读方法上予以指导。     

论韩愈《毛颖传》的托讽旨意与俳谐艺术

韩愈《毛颖传》并非是抒发作者有才而不能见用的感慨,或是揭露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而是曲折表达了韩愈对体现在官员致仕问题上的君臣之道的理解,在这个问题上,韩愈与白居易、裴度等人所代表的意见存在分歧,从中折射出元和士人政治态度的分殊。《毛颖传》通过微末之物模仿庄重之举产生俳谐意趣,这一笔法与中唐以至五代某些流行的文学观念存在冲突,因此对此文的批评基本上出现于这个时期,宋代以后,韩愈的地位受到充分尊重,对此文的评价转而以肯定为主。     

韩愈尊崇孟子探因——兼论唐人对孟子的接受

初盛唐人对孟子的接受,主要表现于引述孟子的言论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中晚唐人发展为对孟子的学说进行专题讨论,显示出对孟子更高的兴趣.其中,韩愈崇孟最具推动力.韩愈自身的儒教学养及其欲以道统自振一代的抱负和理想是其崇孟的学缘基础,而其崇孟的根本原因,在于孟子的思想可以为中唐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提供疗救的药方.韩愈以孟子的君臣之论反对藩镇分裂,以孟子的心性说为排佛的思想武器,其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大一统的封建君主秩序,维护国家的统一.     

游戏的文学——以韩愈的“戏”为中心

裴度以"戏"批评韩愈文学的游戏倾向;韩愈征引经书,以"戏"来为自己辩解;柳宗元从"有益于世"角度为韩愈的游戏文学辩护."戏"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意味,与韩愈的文学创作发生着不同的联系.     

论韩学与苏学中的“海”“潮”之变

韩愈与苏轼博大其文,深邃其思,曰海曰潮均不为过。故学界以“海”、“潮”形之,始称“韩海苏潮”,继谓“韩潮苏海”。称海称潮,位置之变,反映了韩学与苏学界对韩愈、苏轼二人合乎实际的重新认识和了解。韩浑灏流转,势如长江秋注,潮之喻更切;苏海涵地负,澜翻波卷,其博其深非海不足以形之。韩潮苏海内容为何,正是关键之所在。     

韩愈与潮州若干史实辨析

韩愈因谏迎佛骨而贬谪潮州,治潮虽八月,却留下了影响深远的功绩与传说,一直为研究者所重,然众说纷坛。本文着力于考古、文献资料的探索,力图就韩愈治潮时潮州的自然环境、人文社会环境、经济环境以及众所周知的韩愈捐俸兴学、解放奴隶、移风易俗等相关问题作出新的解释,得出新的见解。     

韩愈、苏轼岭海诗文风格之变比较论

韩愈与苏轼经历潮、惠岭海之贬后,其诗文风格都发生了一些变化,都趋向于平易。但两人平易之内涵与实质大不相同。韩愈是由贞元时期的奇险而回归平易,但因惯性思维的内驱力,其平易中犹存雄奇之风、排奡之气。至于苏轼,自然平易本来就是其一贯追求,但因其学问之博,才气之肆,使其在漫不经心的咏唱中,不免有研炼之语、雄鸷之气,无意于工而无不工,无意于奇而无不奇。     

《李笠翁批阅三国志》李渔评点的价值浅探——从与毛批的差异谈起

<李笠翁批阅三国志>是<三国演义>一个重要版本,其评语多抄自毛纶毛宗岗评改的<四大奇书第一种>的评语(称"毛批"),所以学术界对它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笔者在研读许多异于毛批的"李渔评语"[1]之后认为它在创作思想、人物形象、表现手法、读者接受心理等方面见解独到、定位准确,自有高于毛批之处,对文学批评史有一定的贡献,应该肯定.     

论宋玉及其作品的接受在六朝的演变

六朝是关于宋玉研究的重要时期,自晋至陈,宋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逐步走高,论者对他的评价经历了一个由批评到揄扬的流变过程,并最终在刘勰的大力肯定下奠定了辞赋宗师的地位。随着文人对宋玉的推崇,其形象首次由楚襄王的文学侍从转变为绝世才子,而他所开创的经典文学意象在六朝文人笔下,也客观存在着一个由晋代悲秋到向梁陈女性题材创作集中的现象。导致这种流变产生的深层原因应是文学自觉向纵深发展的结果。     

封建社会末期“盛世”的“怪胎”——《红楼梦》的第三种读法（之二）兼就全面辩证地看宝玉的艺术形象问题同冯其庸、周汝昌等诸位红学前辈商榷

宝玉对封建社会和封建制度不满意,对身边的女奴充满了同情和关爱,这是他思想性格中可贵的一面。但不能对此无限拔高,认为他的思想是“近现代思想”,“是无等级的、平等的、仁爱的真诚无私”,“是最不懂得‘自私自利’为何物的人”。宝玉实际上是封建社会末期“盛世”的“怪胎”,是个充满矛盾的人物,是个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封建贵族的纨绔子弟。在他的身上,体现了真善美和假恶丑的统一。曹雪芹对宝玉的思想是采取批判的态度的,不能将曹雪芹的思想和宝玉的思想画等号,更不能将宝玉的思想和《红楼梦》的思想画等号。     

专制政治压力下的生命体验和心性变化——以韩愈的潮州之贬为中心

韩愈被贬潮州,心态是复杂的、不断变化的,他始终没有断绝过孤寂、恐畏和苦闷,而且还因其依附意识而导致人格上的自我摧抑.但他也不乏自我拯救的努力,不乏儒家理想在现实中的自觉践履.这是人在困境中对道德人格自我完善的追求,是人在沉沦中求取心境拓展精神提升的手段.韩愈的心性有凡庸卑琐的一面,也有阔大高昂的一面.他不可能纯以道德理性胜而达到宋儒的境界,但他的心态和品格却因感性的充盈而显得更为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