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缉》的成书时间及其“以诗解《诗》”

作为宋代《诗经》学研究集大成之作之一的《诗缉》,始刻于淳祐戊申(公元1248年),成书于淳祐末与宝祐初(公元1251年之后),历时达四年以上。《诗缉》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的"以诗解《诗》"。具体表现在它能以诗人作诗与读诗之法来解读《诗经》;同时,它还能引用作为文学作品层面上的文学之诗来解读《诗经》。也正是因为《诗缉》的这一特色,为明清时期《诗经》学研究的转向揭开了序幕。     

以《诗》说《诗》--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研究系列

朱熹"以《诗》说《诗》"诗经诠释学美学的基本原则正是建立在对"以《序》解《诗》"辩论基础上的。朱熹以为《诗》是"感物道情"之结晶,所谓"以《诗》说《诗》"就应该是从《诗》所"道"之"情"的方面去把握这种《诗》之"情"。《诗集传》突出了《诗经》文本,充分体现了朱熹的说《诗》风格和创新,是"以《诗》说《诗》"原则的集中体现。     

由西周“乐语”到孔门说《诗》——儒家《诗》学体系的初建

西周是重“声”的时代,其时《诗》是诗、乐、舞三为一体的艺术形式,《诗》的文字内容附着于“乐”而存在,并根据礼仪被用于贵族宴享。“乐语”可被视为最早的《诗》评文字。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现实在导致《诗》乐分流的同时,《诗》的礼用旨归亦受到破坏。对《诗》的应用不再依礼而行,赋诗断章成为潮流。赋诗断章虽有一定的随意性,但同时亦给了《诗》以重新阐释的空间。孔门说《诗》由此而出,孔门学者用《诗》构建了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开启了用《诗》解决现实问题的传统;“兴”这个概念的提出体现了孔门学者重联想譬喻的解《诗》方式。用《诗》与解《诗》是他们对待《诗》的两种基本态度,早期儒家的《诗》学体系即由此建立。     

《诗》学史文学现象之一隅

《诗经》诗并非指《诗经》一书中的三百篇作品,而是指后世在诗歌创作领域形成的以《诗经》为核心题材的诗作。依据创作宗旨与表现形态的差异,可分为集《诗》诗、《诗》事诗与论《诗》诗三类。集《诗》诗的出现是引经之习、用典之风、拟古之作三种因素的合力作用造成的。《诗》事诗的内容或是吟咏《诗经》一书,敷衍其篇章意旨,或是铺叙读《诗》所感,颂扬圣人之心,还有续补六笙诗之作。论《诗》诗的内容则或是专论《诗经》之技法特色,或是偏重以《诗》为法,阐述诗学原理。三者共同构成了《诗经》文学影响的一个具体层面。     

“以诗解诗”与《诗经》的祛魅——王夫之《诗经》研究方法管窥

两千多年的诗经学历程中,经生注《诗》与理学家说《诗》的结果,使《诗经》逐渐脱离其诗性,而被赋予经学内涵和理学思想,异化为教化工具。《诗》被一代代的诗教“魅影”层层包裹,成为言说政治的载体。基于此,王夫之提出了“以诗解诗”的阐释方法,以诗歌艺术的角度审视《诗经》,体会蕴含其中的情意之美、艺术之美,并以此祛除厚重的《诗经》政治教化之“魅”,从而恢复《诗经》活泼的诗歌生命。“以诗解诗”,不仅是《诗经》研究方法的尝试,亦是推动《诗经》文学阐释进程的动力,在诗经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清代三家《诗》辑佚成果考述

清代三家《诗》研究——以辑佚研究为中心,在嘉道间迎来了全面丰收,是后学认识三家《诗》,研究汉代《诗》学必不可少的借鉴资料。其成果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诗考》的增校、补注成果;二是《韩诗》辑佚研究专著;三是异文异字考证成果;四是三家《诗》遗说通考之作。除此之外,早期的三家《诗》研究成果是全盛时期研究的基础,吹响了清代三家《诗》辑佚研究的号角,而晚期学者的研究则具有查漏补苴之功能,并使得三家《诗》辑佚研究成果更为精善。     

中国古代神童诗现象研究之一——宋代寇准《华山诗》、汪洙《神童诗》的个案分析

中国古代童蒙教育中出现了不少的神童诗,一部分神童诗及其故事又成为童蒙教育中的案例,也是当今研究古代童蒙教育的文献材料。然而神童诗中部分材料的真伪问题值得考虑。如寇准《华山诗》比较有名,但是考察寇准别集、《华山诗》流变及文献来源,此诗很值得怀疑。据传为宋代汪洙所作的《神童诗》有时成为神童诗的代名词,然而《神童诗》既不完全是汪洙童年所作也不完全是汪洙个人所作。《神童诗》是神童诗现象的代表,也是问题的集中体现。有鉴于此,当运用众多的神童诗作为研究材料时,应该慎重。同时无论是真实的还是存疑的神童诗,只要适当运用,都有作为研究古代童蒙教育的价值。     

论“六笙诗”与古《诗》文本

《诗经》“六笙诗”因“有其义而无其辞”,引发了古今无数的讨论。它的篇次莫定，前后不合，难以融入《诗》的辞章编排系统。特别是由它引起《诗》文本编排的变更，所谓由毛公“推改什首”,造成了《诗》的“非孔子之旧”,多与史实不合。这在出土文献海昏侯《诗》、汉《熹平石经》与毛《诗》互证中得到充分证明，并在《诗》文本的学术源流与汉代《诗》学研究中获得有力支持。“孔子之旧”就只有“三百五篇，遭秦而全”的《诗》文本，四家皆无异义。郑玄相关解说的存亡、缘由自相矛盾，反映的只是其笺《诗》所见与注《礼》所用乃不同的另一个《毛诗》文本。其中的“六笙诗”序，不过是其时的《毛诗》学者将《乡饮酒》《燕礼》中用乐的《小雅》的《南陔》等6篇编排到《诗》文本中的新变现象，而不能说是代表“孔子之旧”的古《诗》文本。不包括“六笙诗”,才是“孔子之旧”三百五篇古《诗》文本的实际篇目。     

孔、孟、荀三家说《诗》差异及其原因探析

儒家学派的三位大师孔子、孟子和荀子对《诗经》都有深刻的研究,但三家用《诗》、说《诗》的角度却不尽相同：孔子着重从道德教育角度以兴说《诗》,孟子注重从辩难角度以意说《诗》,荀子则擅长从修辞角度来阐述《诗》的文学价值。三家说《诗》不同之最大原因在于时代赋予的命题不同。     

朱熹《诗序辨说》试论

朱熹《诗序辨说》在《诗序》作者问题上一方面肯定汉代毛公之前已有很久的流传,一方面又说《诗序》起初出于汉儒之手、乃后人所为,显然自相矛盾。这是因为他既要破除《诗序》的权威,论证其不可信;同时又认为《序》亦不可全废。朱熹虽不一概否定《诗序》,但其疑《序》反《序》的倾向却是十分明显。《诗序辨说》分别从妄生美刺、望文生义、《诗经》的使用场合、《诗序》本身逻辑矛盾以及一些训诂和文字方面的错误等几个方面辩驳了《诗序》之失。同时朱熹的《诗序辨说》又体现出了有破有立的特点,对男女之地位、君臣之关系以及《诗经》中涉及情爱之诗都有很好的论述。     

钱钟书论李贺诗歌述略

钱钟书是李贺诗歌批评研究史上的重要的一家。他对李贺诗歌艺术特色的总体把握和具体分析 ,以及对李贺批评史的研究和评论 ,都非常精当 ,对我们研究李贺诗歌和唐诗 ,都具有指导意义。钱钟书在对李贺诗歌批评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观点和分析艺术 ,亦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和多方面的学术价值。     

析钱钟书对船山诗论的几点评论

钱钟书评船山诗论,肯定船山识趣甚高,与船山一样执著于对诗歌清新自然语言的追求,但在不少问题上又对船山所论持讥刺态度,如关于陶诗的评价、解诗的精神等,其中误会较多,钱钟书并未全面透彻地领会船山论诗精神.     

钱钟书——现代人性的思考者与表现者

由于受西方现代思想的影响,钱钟书对人性的认识与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的人性论有了本质的区别。他自觉地运用这种现代思想来剖析、表现复杂的人性,知识分子形象的选择、讽刺批判手法的运用,无不与其对复杂人性的深刻认识密切相关。     

钱钟书与《文选》学

钱钟书好支离事业,他的《文选》学研究,主要散见于《管锥编》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对这些零碎的真知灼见进行梳理和细读,不难发现,钱钟书的《文选》学研究表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在研究内容上,仍然是传统“选学”中的一些公案,集中在《文选》“体例”和“选文”两个方面。二、在研究方法上,立足于对文本的细致解读,并运用诗学之维度,从而为“选学”研究注入更多的理论品格,而后者实与钱钟书坚持“具体的鉴赏和批判”的研究取向相一致,同时也是我们今天的“新选学”研究正致力于探求的目标之一。     

钱谦益的明史考证及影响

钱谦益一生致力于明代史学考证。详细地分析了《太祖实录辩证》史料征引的特色，归纳了其考证方法与原则，并从清官修《明史》对钱谦益史学成就的采纳上，挖掘了其明史考证的影响。     

承继与发展:司马迁与董仲舒的学术关联

董仲舒和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在多个方面有着相同或相通的认识,但认识获得的途径则完全不同。在政治观上,二者旨在构建一套维护封建皇权的“大一统”理论。董仲舒从经学入手,利用史学和天人感应思想创建了“大一统”理论;司马迁则是从汉初以前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得出统一是大势所趋的认识。在历史观上,两人都承认历史是发展变化的。变易论成为董仲舒变革思想的历史根据;司马迁则通过对历史发展不同阶段之特点的分析,得出了这一规律性认识。在社会观方面,都积极主张安民、保民,目的是为了维护汉王朝的统治。董仲舒借用儒学的影响力,将儒学与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通过对历史现象的归纳来阐述自己的思想,并把它塞进了神学的外壳之中;司马迁则是通过对历史过程的考察,利用抽绎的方法来表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自己对社会发展的独到见解,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科学的思想体系,但其思想的一些内容则已以一种隐含的形式存在于董仲舒的学术思想体系中。     

感应与转型 ——论钱钟书学术演进历程

钱钟书的学术存在呈现这样一种演进历程：少年才情超逸,锋芒毕露;中年立足文学,中西互参;晚年打通百家,穿越古今。这一历程高度感应西方现代学术发展态势,同时也深切契合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构成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钱钟书与休谟哲学

钱钟书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不仅对休谟哲学的渊源、实质、特征和学术个性有深入的理解,而且把“休谟问题”引入历史学、伦理学特别是文学研究之中。更可贵的是,他将休谟的“自我”说融入自己所概括的“破我”说,揭示出“破我”在人类精神文化活动中所具有的普遍性品格,进而为其“打通”说给出学理上的根据。因而,青年钱钟书的学术研究的哲学倾向已打上了某种休谟哲学的印记。     

钱钟书楚辞研究新思维简论

钱钟书楚辞研究新思维 ,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一是中西文化比较法 ,他以深厚的中西文化底蕴 ,相互融通 ,解读楚辞 ;二是感悟与思辩相统一 ,他将诗歌艺术与考据有机地结合起来 ,从而取得了突破性成果 ,为楚辞学作出新的贡献     

《围城》与20世纪40年代的海派小说

钱锺书《围城》与20世纪40年代海派小说产生于同一个语境,精神气质上有很多相同和相似的地方,但又明显不同:《围城》的自我定位介于新文学与海派文学之间,对海派文学传统有继承、改造,更有超越和提升。某种程度上讲,《围城》是对20世纪40年代海派小说的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