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被害人犯罪及其刑事政策

无被害人犯罪是相对于有被害人犯罪而言的一种犯罪。无被害人犯罪应区分刑法学意义上的犯罪和犯罪学意义上的犯罪。在刑法学中,无被害人犯罪的内涵要素是违背伦理道德但法益侵害不明显;在犯罪学中,无被害人犯罪的内涵要素是违背伦理但社会危害性小。我们应当在对国外无被害人犯罪刑事政策进行反思的基础上,科学建构我国无被害人犯罪刑事政策,以保证有效遏制、减少无被害人犯罪。     

犯罪学中的"犯罪"概念哲学角度评析

犯罪学是研究犯罪现象的科学.界定犯罪概念,了解犯罪的内涵和外延,是每个犯罪学学者研究的前提和基石.由于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刑事侦查学等刑事法学学科都以犯罪现象作为研究客体,加之犯罪现象自身复杂性、多变性,在研究中就出现了犯罪概念的多元化,不同派别的学者见仁见智.     

论“严打”的犯罪学根据及其实践的若干问题

意大利著名犯罪学家菲利的"犯罪饱和法则"是"严打"刑事政策的犯罪学根据。在法治国进程中,实施严打必须依法进行,包括严格遵守实体法和程序法;要合理界定严打对象,要实现严打的人权保障宗旨。"严打"的价值和作用,现有积极的意义又不可估价过高,要把"严打"和"惩治"结合起来,才能既治标,又治本。     

犯罪学视野下的犯罪概念初探

犯罪的概念是犯罪学研究的首要问题，它是犯罪学理论体系的基础，只有对犯罪学中的犯罪概念做出一个科学、明确的界定，才能更好地开展对犯罪学基本理论范畴如犯罪现象、犯罪原因和犯罪预防等问题的相应研究。而对于犯罪学中犯罪概念的科学界定需要建立在上位概念的澄清——犯罪学中“犯罪行为”之范围的界定及其价值属性、社会属性和法律属性的正确理解的基础之上。     

论犯罪黑数

论犯罪黑数刘广三关键词犯罪统计，犯罪黑数，犯罪学一、问题的提出至少自一个世纪以来，统计是衡量犯罪的主要尺度，而且正如人们所看到的，犯罪社会学也是随着统计学的发展及其对社会现象的应用而发展起来的。犯罪统计可以引导刑事政策的制定，可以安稳舆论或使其不安，...     

我国犯罪预测的现状和设想

<正> 犯罪预测对于预防犯罪、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意义重大,而我国对于犯罪预测的研究却做得不够,概括起来就是起步晚,底子薄.犯罪预测学是犯罪学的分支,犯罪学又是刑法学的分支,犯罪学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分出独立的犯罪预测学.建国三十年我国没有颁布刑法典,特别是由于受封建意识的影响,法律虚无主义盛行,对刑法、犯罪学的研究都不够重视,对于犯罪预测学更是没有顾及.1979年,我国颁布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刑法典,从而掀起了一个刑法学研究高潮,并进而向犯罪学领域转移.但是乞今为止,我国的犯罪学尚处于成形阶段,而犯罪预测学则仅仅属于提出问题、初     

建国初期有组织犯罪惩治策略研究--一种犯罪学的分析路径

有组织犯罪日益猖獗已成为国际关注的社会问题。我国 97刑法增设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条款 ,作出了立法反应。对这种特殊形态的犯罪如何有效地惩治与防范 ,已是急迫而艰巨的任务 ,也是犯罪学极富价值的课题。从建国初期新生政权惩治有组织犯罪的策略其效用来看 ,对当代中国惩治有组织犯罪实践有三个方面的启示 :国家与社会双本位控制 ;打击与促进社会整合相结合 ;宽严相济的灵活的刑事政策有利于分化瓦解有组织犯罪。     

犯罪原因的历史演绎

犯罪原因是犯罪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它从本质上回答了为什么会有犯罪现象，如何预防和根治犯罪等问题。犯罪原因从整体上决定着犯罪的产生、变化和消亡。因此，只有准确地找到犯罪原因，才能建立起完整科学的犯罪预防体系，才能克服在犯罪问题上的感情因素，真正认识犯罪的本质，制定正确的刑事政策。探讨犯罪原因，在任何时候都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犯罪原因是一个古老的法学问题。古今中外的法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对此都产生浓厚的兴趣。是什么原因决定着人类要饱受犯罪之苦？不同的时代，产生不同的观点。一、西方关于犯罪原因的主勇理…     

略论犯罪学的现实功能——兼评关于犯罪学的认识误区

本文通过对当前关于犯罪学认识误区的评析，批驳了那种认为犯罪学研究毫无用处的错误观点。作者认为犯罪学的现实功能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公众生活的教科书；刑事立法的指南针；刑事司法的润滑剂；刑事政策的推行器。而真正发挥犯罪学的这些现实功能，还有赖于国家、公众、媒介和犯罪学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从而建设一个犯罪行为被真正控制的有序化社会     

解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它的含义可以从“宽”、“严”和“济”三个方面来理解：“宽”就是对轻微犯罪,包括偶犯、初犯、过失犯等主观恶性小的犯罪,处罚更轻;“严”是指对严重犯罪更长期地、更多地适用监禁刑;“济”是指以严济宽、以宽济严。其产生的依据包含反思严打刑事政策的现实依据和科学认识犯罪必然性以及刑罚功能的有限性的理论依据两个方面。实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需要从刑事实体、程序以及刑事执行三个方面来加以考虑。     

证伪·整合:犯罪原因论发展路径的选择

从发展历程上看,西方犯罪学经过长期的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末进入了发展的瓶颈期。我国犯罪学中的犯罪原因论在经历了早期的繁荣之后,也陷入了停滞不前的状态。在西方犯罪学中,就如何发展犯罪学理论出现了证伪与整合的路径之争。我国的犯罪学从一开始就讨论整合的问题,造成了犯罪学研究中犯罪原因论发展的困境。证伪与整合的方法应该在不同的价值取向上发挥作用。就犯罪原因理论研究来说,应该提倡"片面而深刻"的证伪研究路径;而对于厘清犯罪学理论和面向治理犯罪而言,整合是必不可少的方式。     

新犯罪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在犯罪学和越轨理论方面,近来出现了一种独特的见解。一般称之为“新犯罪学”、“激进犯罪学”,有时也叫“批判犯罪学”。这种见解集中了属于马克思主义范畴的多种研究成果。它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并把社会学中一些最激烈的争论引入了犯罪学。新犯罪学着重研究法规的制订和法规的破坏。以前,特别是在美国,犯罪学和刑法的研究是分别进行的,然而,到了六十年代,它们之间     

犯罪的动因的精神分析

犯罪原因非常复杂,它是犯罪学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尽管犯罪是生物、心理和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的结果已达成共识,但在究竟哪种因素起着主导作用的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当然,现代犯罪学家大多倾向于社会因素的主导作用。然而,既然人的心理支配人的行为,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也是通过作用于心理促成犯罪行为,就必须探讨犯罪的心理动因。精神分析学作为深蕴心理学和心理动力学,有助于我们揭示犯罪的深层的心理动因。     

论法治视野中犯罪研究的方法论立场

在刑事犯罪领域中通过构建科学的法治理论，贯彻法治精神、推进法治实践是当代犯罪学和刑法学研究者责无旁贷的使命。而对于犯罪研究及其方法论而言，法治立场的建构却面临着许多任务。为此，必须以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作为犯罪研究方法论的逻辑起点、以对犯罪现象的实证分析作为刑事立法科学化的客观基础、以对犯罪研究的规范分析作为刑事司法客观化的技术支持，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犯罪研究的发展，以期实现我国刑事犯罪领域内的法治化。     

犯罪学及其分支学科

“犯罪学”这个名词含有多重意义,从广义上说,它包括犯罪科学的全部;从狭义上说,它只是指犯罪科学的一部分,即:在以往经验的基础上,描述犯罪的行为,并探究同犯罪和犯罪分子有关联的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上述定义涉及通常称为犯罪原因学的一切内容。由于犯罪的背景极其复杂,而在这种复杂的     

浅论犯罪性的变化性与犯罪化的阶段性——兼谈我国自然人一般受贿罪刑事政策

我国目前自然人一般受贿罪屡禁不止、多发易发、数额巨大,犯罪形势十分严峻,司法机关处理有明显轻缓化表现,这些情况促使人们对行为的犯罪性和犯罪化问题进行深入而又现实的思考,从而揭示出犯罪性具有变化性、犯罪化具有阶段性这一相对应的刑事政策学命题,为我们预防和遏制自然人一般受贿罪提供积极的指导.     

防控金融犯罪的刑事政策研究

金融犯罪是高发性、高危害性犯罪,要达到整治和预防金融犯罪的目标,必须对相关刑事政策进行研究和调整。通过历史分析法、比较研究法,总结和分析了金融犯罪以往的刑事政策,并对金融犯罪应采用的刑事政策提出了设想。认为应根据＂宽严相济＂的总体要求,按照＂严而不厉,渐进调适＂的思维设计刑事政策。其中＂严而不厉＂指保持高压性的刑事规制姿态的同时,妥善解决＂刑罚过分依赖症候＂的倾向;＂渐进调适＂指充分考虑制度环境,采取连续性、平稳性、阶段性的方式来构架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的刑事政策,避免对金融生态造成过于剧烈的扰动。     

我国赌博犯罪治理中的刑事政策分析

刑法和刑事政策的关系问题已逐步成为我国刑法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最终还是要通过对具体犯罪的实证加以检验。在以具体个罪为视角的微观切入中,赌博犯罪不失为较好的考察平台。就刑法的刑事政策化而言,鉴于赌博犯罪治理之当下困境,应该承认赌性的客观存在,提供合适的疏导路径,疏堵结合将体现未来赌博犯罪治理在理论上的突破。就刑事政策的刑法化而言,需要适时调整诸多刑事政策思潮对赌博犯罪刑事立法产生的影响,通过以法定犯赌博罪代替自然犯赌博罪来应对和解决治理困境。     

论我国腐败犯罪黑数的刑事法控制

腐败犯罪黑数是指腐败犯罪的发生率大于腐败犯罪的查处率所形成的差额,它是制约反腐败的内生性因素,具有司法视野不能及的严重后果。我国腐败犯罪黑数的程度令人堪忧。控制腐败犯罪黑数,在观念上要树立腐败犯罪"零容忍"的刑事政策观;在刑事立法上强化刑罚的威慑力,控制选择性侦查的标准和条件;并配置以专门的犯罪存疑统计机构和线索收集途径。     

城市“底层人”犯罪多发的原因与对策

近年来,城市“底层人”以报复社会的方式制造恶性事件呈多发态势,表明城市“底层人”犯罪已经上升为一种特殊的犯罪类型。导致城市“底层人”犯罪多发有深层的社会原因,生活艰辛而得不到必要的救助,可能使他们感到绝望与无助;贫富分化、阶层固化使他们感到失落,进而产生心理失衡;转型期的社会失范现象突出,可能激发了少数人犯罪的冲动。当前,着眼于宏观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难以发挥有效遏制这类犯罪的功能,而针对城市“底层人”犯罪的具体刑事政策尚处于空白。在社会政策方面,城市“底层人”中的农民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被遗忘的人”,城市“底层人”进入了脱贫攻坚的“盲区”。“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这一名言启示我们,要遏制城市“底层人”犯罪,除采取严厉的刑事政策实现正义之外,还要构建针对城市“底层人”的社会支持体系,改变社会失序的状况,改变阶层固化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