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共的意识形态合法性

苏共是借助于意识形态而夺取政权的,在它执政过程中当然也不可避免地要继续借助于意识形态,以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意识形态对苏共执政合法性的产生和维护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证明是有其限度的。同时,苏共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具有刚性特征,这对苏联的政治生活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不利于苏共执政合法性的建设。     

历史方位与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变迁

执政合法性指涉的是政治权力得到人民认同、信仰、忠诚和服从的程度.一个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会随着社会的变迁不可避免地发生着流失和增减,中国革命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稳固的执政合法性基础,随着建国后历史方位的变迁,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逐渐建立在经济绩效和政治、社会公平之上.它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的转变.     

从苏联解体的历史反思中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建立与实践

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不在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而是苏联共产党丧失对意识形态领导,造成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崩溃,导致苏共执政地位的丧失,最终亡党亡国。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文化批判理论的多维解读,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时代的演变,对摸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建立和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建成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凝聚人心和整合时代思想的重要意义。     

合法性资源的供给与再生

历史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供给充足。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合法性建设直接关系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只有进一步改革并全方位维护、开发和扩充合法性执政资源,才可能继续保证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流变及其重塑

执政合法性是执政党有效运作的首要条件和基础。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合法性诉求方面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以意识形态合法性为主导的时期、以经济绩效合法性为中心的时期和以法理型合法性为主导的时期。当前,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的社会生态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面临着执政合法性的严峻挑战。因此,重塑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的执政合法性已成为其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     

论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构及其趋向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执政合法性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是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20世纪70年代末,这种意识形态中心型的合法性面临困难,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合法性基础由意识形态为中心转移到以经济绩效为中心上来,成功地实现合法性的第一次转型。当下,经济绩效主导的执政合法性面临着新的挑战,创新执政合法性,实现执政合法性的第二次转型是我们党当前执政合法性建设面临的重大课题。     

中共执政合法性资源建设的基本规律探析

合法性对于任何一个执政党或者政治体系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合法性的关键在于执政党通过合法性资源来获取民众的支持。执政合法性资源有其独特的内涵和特征。科学发展观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巩固、开发和培育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实践意义。只有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按照合法性资源内在特点和演变特征,遵循执政合法性资源建设的基本规律,才能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完成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使命。     

从合法性资源看党的执政道德建设

作者认为,道德是合法性基础中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性因素。道德优势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十分重视的合法性资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合法性资源的构成、我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对合法性资源影响以及党执政方式转变对合法性资源要求等情况看,都迫切要求我党重视道德优势的继承和发扬。     

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塑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执政合法性做出了不懈的探索。改革开放前,中国共 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是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20世纪70年代末,意识形态中心型的合法性出现危机。以邓小平为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合法性基础由以意识形态为中心转移到以经济绩效为中心上来,成功地实现合法性的第 一次转型。当前,经济绩效主导的执政合法性面临着新的挑战,创新执政合法性,实现执政合法性的第二次转型是 我们党当前执政合法性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转型及其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前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是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 2 0世纪 70年代末 ,意识形态中心型的合法性出现危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把合法性基础由以意识形态为中心转移到以经济绩效为中心上来 ,成功地实现了合法性的第一次转型。当前 ,经济绩效主导的执政合法性面临着新的挑战 ,创新执政合法性 ,实现执政合法性的第二次转型是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     

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意义——一种政治合法性的视角

通过对政治合法性(执政合法性)概念以及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的合法性问题进行分析,阐明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对于维护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意义,即有利于增强执政党的执政绩效,有利于巩固意识形态,有利于加强制度建设和创新,从而为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开辟新的途径。     

从政党绩效视角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

政治合法性是政党执政的必要前提.中国共产党卓越的历史绩效使其获得了坚实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在长期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不断得到巩固、增强,党的执政能力获得不断提高.     

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的节流与开源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资源是与政治合法性紧密联系的,党的执政能力其实也是汲取政治合法性资源的能力.现阶段党的执政资源主要包括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社会资源等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加强能力建设的过程中,既要防止传统执政资源的流失,更要注意新生资源的开拓,在执政资源的再生与开拓中,不断增强我们党的执政合法性和执政能力.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面临的新挑战及对策探析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政绩合法性的困境、分配冲突、民主化的诉求、腐败蔓延等诸多挑战,而渐进有序地扩大政治参与是应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挑战的根本要求,朝向共和主义制度迈进是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环节.     

如何增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历史的审视

在现代政党政治中,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党执政的基本条件,其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即：意识形态、领袖魅力、统治绩效、民主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法理上赋予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从历史变化看,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来源经历了从以意识形态为主向以领袖魅力为主转变、又由以领袖魅力为主向以统治绩效为主转变的演变历程。当前,如何加强民主选举制度建设,继续增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显得非常必要。     

中国共产党执政价值观探析

执政价值观是执政主体对执政活动的一般价值的政治伦理判断,其内容主要包括对执政活动的价值目标、价值标准和价值模式等的认识或评价。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价值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的执政基础的合法性、执政活动的有效性和执政行为的规范性是评判党的执政价值的三个最为重要的量度。“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方式,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价值模式。     

公民社会的兴起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构建

公民社会在中国的蓬勃兴起,使党、国家与社会具有各自相对的独立性,执政环境的变化,必然引起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发生一定程度的变迁。在公民社会的视野下,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既来自于与社会的合理分权和合作,也有赖于民主政治的发展。树立治理和“善治”的执政理念,提高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及党融入并主导公民社会,对于提升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流变及其重构

合法性关系政权和政治秩序的稳定,是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合法性资源则是可以证明政治系统统治合法性的有形的物质利益或无形的价值符号。随着政治经济结构的调整,社会变迁的加快,中国共产党的传统的执政合法性资源发生巨大变迁,带来潜在的执政合法性危机。必须从多个角度维护和重构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民主陷阱

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讨论,使用西方民主政治的标准显然是有失公平的。这种做法,在民族国家后的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下,显然是缺乏基本的政治道德支撑的,也纵容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成为新的帝国主义,进行政治意识形态的新殖民。将经济发展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又将中国共产党推向了反对民主政治的政治道德逆流,也是十分不恰当的。保持与最广大民众的密切互动和融合,是中国共产党继续拥有执政合法性的关键所在。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最应该重视的力量源泉和保障。这是一种更为实际和内在的合法性,是合法性的中国实践和中国形式。     

执政道德:执政合法性的隐性和柔性基础

执政合法性是指一个政党在执政后,其所提供的统治秩序能否得到民众的认可和拥护的问题,是每一个执政党都面临的重大问题。执政道德是执政合法性的隐性和柔性的伦理基础和道义基础。在执政合法性的视野下,科学认识并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道德建设,是增强执政基础,稳固执政地位,保持执政合法性的重要途径。党的执政道德建设要在遵循人民利益至上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党的个体道德和群体道德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