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启蒙与文学自律之间——对周作人文学观的一种考察

周作人的文艺思想一方面带有思想启蒙色彩,另一方面强调文学的自律性。在启蒙问题上,他抓住启蒙的切入点———"个人"立论,与文学性质的个人化契合。周作人把文学作为个人情感的表现,尊重艺术本性。在思想启蒙与文学自律这一基本问题上,周作人的文艺思想具有深刻的辩证性,为全面理解其文学观提供了一种参照;对于当下倡导文学的人文精神和坚守文学性等问题具有启发性。     

试析鲁迅与梁启超思想的代际嬗变

以思想启蒙为切入口 ,兼及国民性和文学观 ,进一步揭示梁启超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独特地位 ,梳理其与鲁迅之间的代际嬗变 ,对其历史意义与局限进行评析     

梁启超的反启蒙论述及其对抒情传统的阐扬

20世纪中叶陈世骧和高友工将抒情传统确立为中国文学、艺术的主流传统,后经几代学者讨论、传播,抒情传统论已经发展为近几十年的学术热点。而在陈世骧正式提出抒情传统之前,梁启超等人在五四时期就已经注意到了中国文化的抒情特质,这与跨越欧亚的反启蒙论述有关。在倭伊铿人生哲学的启发下,梁启超认识到精神与物质、情感与理性应该和谐统一。因此,他着意在理性高扬的五四时期申述情感的重要性,并系统梳理阐释了中国文化中的抒情精神,试图以情感反制理性主义的主导。     

文学是“战斗的武器”——晚年丁玲启蒙文学观论析

晚年丁玲高扬"反封建"启蒙旗帜,积极肯定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和启蒙价值,视文学为"战斗的武器",大力倡导文学的"真实性"和"批判性"原则,在向"五四"启蒙文学传统的回归中,建构起了其启蒙主义的文学观。这一文学观的形成,是丁玲一以贯之的"个性思想"作用的结果;同时,它也呈现出了丁玲晚年思想中的一个重要侧面。     

梁启超的民权思想与其“新民”理想观

梁启超思想复杂多变,既有反复之处,也有精进之象,其坚持民权思想则是一以贯之的.他明确地将民权与御侮救国,即思想文化上的启蒙同现实的救亡图存有机结合起来,这表明其本人的思想已经超越了维新范畴.他把国民与奴隶予以区分,致力于使民众彻底根除"奴隶性"、抛弃"奴隶行",而成为国民.后来"五四"新文化倡导者展开国民性讨论,揭露和批判国民的劣根性,实际上是对梁启超这一思想的发展.他的"新民"理想观其实比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更有理论深度,更有历史意义.     

论中国近代思想概念的“群”与“独”——以“启蒙”为中心

启蒙的目的是实现“智慧”的价值.它分裂出两个专有概念:个体启蒙与群体启蒙.严复提出“群”概念,从“保种”的角度来考虑个人与“群”的关系,他与梁启超的“群”学思想徘徊于客观理性与理想主义之间.梁启超将“独”作为“群”的对立面提出,遭到章太炎的反驳.章太炎认为“群”由“独”构成,“独”才是本体,但他的“独”仍以“群”为旨归.     

中国现代文学"启蒙"传统与古代"教化"文学的相关性论纲

"启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传统,这一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与西方近代文学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而且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化"传统也有着深刻的相关性,从文学的功能角度看,尤为明显.中国现代与古代都强调文学有改变人心、改造社会的重要作用;"启蒙"与"教化"文学皆有明确而相似的对象,并有共同的前提预设,即多数民众是不觉悟的,需要启蒙和教化;它们在方式上都具有"居高临下"的态度和单向性封闭性特征.但由于这两种文学形态的发生发展的基础不同,因而其本质又有根本性的差别.追求人的解放与使人成为"顺民"甚至奴隶是现代启蒙文学与古代教化文学在价值目标上的主要分野;思想内容的多元化与道德说教的单一性是现代和古代文学的重要差别.形成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价值基础不同:现代启蒙文学植根在近代理性的土壤之中,怀疑、批判、求真、超越是其核心品格;古代教化文学则建立在传统实用理性的基础之上,服从、肯定、求同、守成乃其主要特征.两种文学传统的最终结果,其性质完全不同.     

梁启超墨学研究探析

梁启超是20世纪初墨学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墨学学理研究上提出了许多独到的创见;他采用的中西比较研究方法使墨学研究与西方近代学术思想接轨,既凸显了墨学的时代价值,又促进了中西学的会通,推动了西学的传播;作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梁启超的墨学研究还成为他进行国民性改造和救亡启蒙的有力思想武器。     

鲁迅文学观的发生与日本文学经验

鲁迅留日时期弃医从文,开始思索以文学改造民族灵魂的问题,倡导并坚守为人生的启蒙主义文学观。这一文学观是在多重合力所形成的语境中发生的,制约性因素颇为复杂,其中耳濡目染所体认到的日本文学经验则极为重要。日本政治小说观经由梁启超使鲁迅逐渐消解了内心深处文学与科学间的紧张,相信文学能传播科学以作用于现代人生;夏目漱石的"余裕论"和厨川白村的文学理论在鲁迅那里形成一种结构性力量,规约着他对文学为人生之范围、程度问题的思考与言说,即不超越艺术底线而妄谈文学为人生。鲁迅反感"破理显实"的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以至于放逐了自然主义所置重的性爱描写,关注"人间苦",现实主义成为与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同在的为人生的启蒙文学形式。     

道家文化与"人的文学"观

中国现代文学革命是一场文学变革运动,这决定了现代文学观念必然以"人"作为视域核心.以人为中心的启蒙语境,"人的文学"观的强调,理性与情感的调和,都与道家文化一脉相承.     

论李衍柱对中国文艺学建设的贡献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发展,经历了从他律向自律的转变。李衍柱的文艺理论思想建构,主要体现在两个重要方面:他的文学典型论与文学理想论,显示了文学形象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他的文艺理论经典观,通过中西文艺理论的自由融合,将文学的生成与文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在文艺理论思想创造的内在转换过程中,最终确立了形象论诗学与文明论诗学的根本价值。李衍柱文艺理论思想的发展,体现了共和国文艺理论理性探索的自由发展过程,具有独特的思想价值。     

梁启超群治文学观初探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文化转型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20世纪初期,梁启超引进西方文化观念,首倡近代多种文体的革新,提出了著名的"群治社会构想",反映在文学思想上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聚合现代民族精神,展示历史进化趋势,"言文一致"语体风格和构建市民文化空间。梁启超"群治"文学观的提出及其有益实践对启蒙国人思想、推进中国文学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     

审美与启蒙——梁启超小说美学思想新论

从主客体两方面创造性地分析小说的审美价值,论证了小说在文学上的崇高地位,是梁启超小说美学的历史功绩所在,而过分夸大小说的社会作用则是他小说美学的理论局限。梁启超小说美学的优缺点都与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启蒙立场分不开。     

吴宓新人文主义的"道德"的文学观

吴宓文学观中最核心的思想是"道德".他深受儒家文化和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形成了新人文主义的"道德"的文学观,这一文学观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思想理论基础和哲学背景.这一文学观贯穿在他的文化思想和文学批评论著中,涉及了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人生与道德的关系、文学的道德功用等方面.吴宓文学观有很强的前瞻性和世界性的普遍意义,因此,在当代中国文学转型期,研究吴宓文学观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重建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论老舍文学创作中伦理观的历史局限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老舍对传统伦理始终难以摆脱理性与情感之间的困惑,理性上否定与情感上眷恋的矛盾使他有意无意忽视了对自己观念中传统积淀的清理,这既导致了他对现代自由恋爱的质疑,对传统性爱道德情感偏爱的思维定势,又客观上形成了他在传统妇女与知识女性之间厚此薄彼的价值判断。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困惑不仅制约了老舍创作思想深度的超越,同时又影响着他叙事态度上性别立场的传统选择。     

"启蒙"语境里的"审美"艰难——论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文学变革的价值取向

以梁启超为切入点,从近代"启蒙"的思想来源、文化语境、审美迷思以及"民族-国家"书写等层面,对中国近代文学变革"启蒙"与"审美"价值取向的矛盾性进行再解读:在"启蒙"的语境里,文学的"审美"追求遭遇时代的艰难.     

论梁启超对近代韩国思想启蒙及其小说革命的影响

梁启超被认为是中国开一代风气的文化大师,是中国思想启蒙和文学革命的先行者。他的论述给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和文学带来了深刻变革的同时,对一衣带水的邻邦韩国的思想启蒙和小说革命亦产生了深远影响。凭借着《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梁启超成为近代韩国最知名的中国思想启蒙者。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引发了近代韩国的"小说革命",而站在同情的立场上分析韩国的衰亡以及要求新民启蒙是梁启超及其著述能够在近代韩国产生影响的根本原因。     

梁启超论趣味与趣味教育

梁启超由推崇情感而推崇趣味,在从本体、人生和美学等不同角度诠释趣味的同时,大力提倡趣味教育。梁启超对趣味教育寄予厚望,与情感高于理性的哲学理念和心学主旨一脉相承,也使他的教育宗旨侧重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而独具特色。     

焦虑:《启蒙辩证法》的主题

《启蒙辩证法》的隐秘主题就是焦虑与恐惧。《启蒙辩证法》与德国浪漫派的思想渊源应予重视。焦虑成为现代哲学的问题与浪漫主义密切相关。在《启蒙辩证法》与A.施勒格尔的"启蒙运动批判"之间,存在着诸多的类似与一致。揭示启蒙中蕴含着焦虑与解释启蒙理性的情感根基直接相关。在弗洛伊德对成长期儿童的焦虑分析以及焦虑与恐惧的区分、海德格尔的此在生存论分析、《启蒙辩证法》的启蒙批判中,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异在他者引发的焦虑是西方启蒙的核心问题之一。进一步地反思、遏制、消解焦虑情绪,走向与异在他者的和解,是推进启蒙的主要所在。理性、支配和恐怖,是立足于这种焦虑观反思启蒙的关键词。     

梁启超小说理论的现代性及其矛盾

虽然梁启超主张“政治小说”,认为小说要为启蒙,为“新民”服务,是一种事功文学观,但实际上他的小说理论具有浓厚的现代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小说批评话语的现代转型,二是以启蒙现代性置换审美现代性,尽管如此,梁启超小说理论的现代性也充满了难以克服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