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经典长篇小说的审美构成与艺术贡献

中国现代经典长篇小说的审美构成源自于文学经典审美构成的四个要素,即审美性、时代性、典范性和永恒性,以之审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经典性及艺术贡献将使我们对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历史地位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料学的新突破——评陈思广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1922.2—1949.9）》（修订版）

陈思广的论著《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修订版）是一部扎实而丰厚的具有系统性和专门性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著作,清晰地勾勒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发展脉络,其翔实的资料与完备的体例,进一步拓宽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研究领域。同时,该著采用回归历史、重返现场编写的原则,通过纵横对比,生成一部现代长篇小说的接受语境,体现出作者强烈的现代编史意识。该著以新体现代长篇小说为编年对象,并收录了较少为人们所关注的预告、广告等,进一步充实了现代长篇小说的研究资料,拓宽了现代长篇小说的阐释空间与研究视阈,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意义。     

论1950——1960年中国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叙述者

20世纪50、60年代,通过思想改造,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作家已经自觉地将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规定为工农兵人物,然而,对于权威意识形态既定的审美叙事成规,当代知识分子依然有所思考,有所"论争"。20世纪50、60年代,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秉承的"五四"启蒙精神在审美领域内并不是处于彻底的"断裂"状态,即使以塑造工农兵人物为主,红色经典等许多优秀作品同样体现着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审美理念和审美趣味。在工农兵人物的塑造方面,知识分子叙述者的启蒙姿态并未消失。一直到"文革文艺"的全面展开,知识分子叙述者才被迫从审美领域中完全退场,"五四"以来的"人的文学"最终被"神的文艺"全面代替。     

《倪焕之》接受的四个视野

1929—2009年长篇小说《倪焕之》的接受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视野:扛鼎之作、教育—革命小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现代人状态。由于接受的标尺不一,"扛鼎之作"仅成为文本时代性的一个表称尴尬地存在于《倪焕之》的接受视域中,是否具有这一特性至今悬而未决;"教育小说"则多着眼于文本所展示的教育内涵,不免偏离文学的审美轨道";革命小说"又将文本的审美意涵维系在革命的意义上且过于理念与主观;"教育—革命小说"时过境迁视野不再。顾彬的"现代人状态"视野将小说放入20世纪世界现代化的语境中,从现代性的视域审视中国人在现代观念的冲击下产生的现代人状态,使《倪焕之》获得了全新的解读,为《倪焕之》的接受打开了新疆域。     

清诗话与李白经典接受

诗话作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独特形态,以其丰富的接受文本内容、批评主体的个性化与不同时代的审美趣尚,成为李白经典接受与阐释的重要载体。清诗话具有非常典型的"历时接受"特征,包括经典文本和接受文本的双重接受,前人的阅读经验和审美发现是清人论李白的重要阐释依据。清人对前代李白诗论的大量接受,形成厚厚的经典阐释层,既丰富了清代李白经典接受的诗学思想与审美意蕴,同时也体现了清代诗学实证性、累积性、专门性与细致性的学术特点。     

中国现代哲理诗概论

文章以现代诗学为研究视角,选取几位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的经典诗人诗作,从现代哲理诗的概念及诗学渊源,相对关系、辩证哲学、生死观念三大主题以及艺术传达策略三个方面,较为全面细致地梳理并概论了中国现代哲理诗的发展概貌及艺术审美特征,为中国现代诗学史的构建奠定坚实基础。     

《现代》与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传播和接受

《现代》作为1932—1935年上海文坛最有影响力的大型综合性文学期刊,在坚持"非同人"立场的同时,又总体向左倾斜,故不看好自由主义和右翼作家的长篇小说。在传播接受左翼文学创作时,《现代》的传播接受者们着眼于作品的题材意义、阶级立场和创作思想,放逐对小说艺术的构思、审美价值的探讨,显示了很强的现实功利性;对于自由主义作家的作品,也以作者在文本中所展现出的立场、态度、方法作为评判的标准,以"阶级论"作为审视的标尺,认为作家的作品并不合乎时宜,接受呈现错位;对于民族主义作家及其作品,则演绎为文艺上的相互责难与攻讦,文本的政治视角被放大,主题与艺术价值被曲解,误读也就在所难免。这一传播接受生态反映出左翼接受者们在小说传播接受的过程中为争夺文学话语权所表现出的功利性与现实性,而非文学审美意义上的传播接受。     

过度诠释理论对于中国古典审美接受的观照

通过中国古典审美接受过程中对于"过度诠释"的理论与方法支持的回顾,以及审美接受实践过程中对于"过度诠释"的不可避免,可以得出"过度诠释"在整个中国古典审美接受过程中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当"过度诠释"超出了社会与时代所能承受的范围时,这种"过度诠释"本身就会给我们的社会与文化带来压迫与损害,让我们对于审美接受存在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在审美接受过程中,可以容忍"过度诠释"的存在,但还是应该有意识的控制审美接受过程中诠释的过度,以确保我们文化的生命力。     

从曾朴到李劼人:中国长篇历史小说现代模式的形成

过去十多年的现代文学研究,确立了李人在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创作上的开拓者地位。实际上,中国历史小说现代模式的开创者是曾朴,而完成者是李人。曾朴与李人,均师承法国19世纪小说,以"风俗史"、"非英雄"的审美追求和独立的历史叙述,创作出与传统历史小说演义正史、叙写英豪、表现正统道德完全不同的现代历史小说模式。由于社会文化原因,曾朴、李人的历史小说模式,并未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主流。40年代以后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更多是茅盾式的"社会剖析"形式;而历史小说创作,则基本回复到五四前的传统历史小说套路上。     

新书局与新长篇——新兴中小型书局与现代长篇小说的传播接受

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馆和现代书局作为二十世纪初新兴的中小型书局,在出版方针上,敢于推陈出新,对流行的阅读风尚的把握体现出强烈的趋新求变意识;在长篇小说的选择上,既注重作品的文化水准又考虑到其市场价值,力求实现文化品位与商业利益双赢,因而能够在竞争激烈的新书业市场中异军突起;在传播策略上,以同步广告宣传本社作品,利用名人效应吸引读者,以预设目标读者群的方式激发读者的购买欲,以畅销书为招牌的重版销售策略为主要营销手段,有效地促进了现代长篇小说在广大读者中的传播;在接受样态上,各书局有效利用本社自办期刊搭台唱戏,对出版的长篇小说予以多方审视,使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接受视野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传播接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初期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现代转型留下了持传久远的历史回响。     

论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的消费性

消费性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的基本特征,它在五个方面明显地表现出来:文学活动全面市场化;文学期刊策划频繁;审美理想保守媚俗;长篇小说独领风骚;文艺政策适应市场经济的调整。     

论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的消费性

消费性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的基本特征，它在五个方面明显地表现出来：文学活动全面市场化；文学期刊策划频繁；审美理想保守媚俗；长篇小说独领风骚；文艺政策适应市场经济的调整。     

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伦理特点和发展线索

我国古代,以伦理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构成了中国文化心理的特质,这一特质一方面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同日寸也严密地支配着人们的审美方式,这二者的碰撞给古代长篇小说留下了鲜明的伦理印记。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产生、发展并取得辉煌成就的明清时代,正是伦理观念发生急剧变革的时代。如果我们把古代长篇小说放在这广袤的文化背景中,从最能体现这种文化背景特质的伦理角度入手,对审美主体的审美方式,审美对象的基本特点作一个宏观的考察,也许能使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发展线索更加清晰地层现在我们面前。     

论现代长篇小说之知识分子心灵叙事——重读《倪焕之》

运用文本细读法,重新审视<倪焕之>,认为<倪焕之>作为一部现代经典长篇小说,代表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心灵叙事传统,绵延呈现出20世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集体性的一种激进性心理状态,即急切狂热坚定地追求理想,表达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中对自我价值的焦灼寻觅和痛苦抉择,其叙事特征和心灵书写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意义.     

审美暗示:中国古代的开放性文论

审美暗示是中国古代文论一个重要的命题,从远古时代起,中国思想家就已经开始着手探讨审美暗示与文艺创作的关系,并留下了许多时至今日仍然广为传诵的艺术思想,如"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象外之象"、"味外之旨"和"不尽之意"等。在后现代理论的语境下,中国传统的审美暗示关心的其实是一种"开放式创作",虽然其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深深烙下了中国美学思想直观和印象式的鲜明特征,但与后结构主义的文学开放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本文并不企图系统研究中国传统的审美暗示在古代文艺领域的表现,而是要在后现代开放性理论的框架下探讨审美暗示的一些重要观点及其现代意义,并对中国古典文论中的一些核心观念进行现代转化,为建立中国的开放文论做一次尝试。     

论中国现代文艺语境中的接受问题

接受问题在中国现代文艺语境中具有重要意义。文艺接受者的改造或主体性地位的提升启蒙与革命的努力方向,作为大众的接受者更是规定了文艺的基本内涵。因此,建构性和审美功利性成为是中国现代文艺接受观念的主要特征。     

论《百年孤独》的中国化阐释

任何一种异质文化或外来文学在中国的接受,都有着多种层面的原因与复杂的机制.拉美文学代表作<百年孤独>在中国的接受就是如此.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中,对<百年孤独>的意识形态化、审美经典化与功利价值化不仅完成了<百年孤独>的中国化阐释过程,也使得<百年孤独>在中国的跨文化接受与传播得以成功实现.     

对《红岩》的接受美学分析

长篇小说《红岩》有着丰富的审美质素,开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传奇的审美趣味,革命者感人的精神品格以及精彩的革命语录等,这些合力促使这部小说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接受史上的奇迹。     

“中国故事”与世界文学眼光 ——论曹文轩近年的长篇小说创作

本文对曹文轩获"国际安徒生奖"后至今创作的长篇小说进行整体观照,认为近作将世界文学眼光贯穿于"中国故事"的书写中。在主题方面,将"中国故事"与世界性议题加以复调式呈现;在年长女性人物形象塑造方面,融汇了世界文学视角;在艺术层面,将中国古典美学观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手法相结合。在近年的长篇小说中,曹文轩进一步加深了对写作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双重属性的认识,也为新时代中国儿童文学如何叙述"中国故事"提供了一种思路。     

试论中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当代性”

近年来,中国历史题材电视剧在借古喻今的同时不断追求"当代性"的审美品格,这种关乎当今时代社会发展现实的问题立场和叙事方式引发了当代人的审美反思与接受。中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当代性"主要体现为:在思想内容上影射社会现实问题,以当代价值观念为导向,满足当代受众审美诉求;在叙事艺术上以多视角、亦正亦娱的方式呈现,语言上既保留特定年代文风又贴近现代用语习惯;在人物塑造上实现从"二元对立"模式到多样性的转变,突出女性在历史发展中的潜在动力,表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良品格和美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