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寿昌《三国志注证遗》的文献学意义

清朝学者周寿昌《三国志注证遗》是清人《三国志》注释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该书以"证"为注释主旨,兼采诸家《三国志》注释之优长,发前人所未发,补前人所未逮,对《三国志》本传、裴注及后世诸说多有新解,推进了《三国志》及裴注的研究。     

论《三国演义》与《三国志》裴注之关系

《三国演义》与《三国志》裴注之间有较密切的联系,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时对《三国志》裴注的资料进行了全面而认真的梳理和考辩,并在服从于《三国演义》整体创作要求的基础上,对裴注的资料加以引用,裴注为《三国演义》提供了丰富的史料甚至细节。     

《三国志》裴注对刘知幾史学批评的影响

刘知幾在《史通.补注》中对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提出了激烈的批评,长期以来学界认为这是对裴注的否定。事实上刘知幾否定的只是裴注中的"补阙"部分,并不反对其中的"论辨"。而在论述史学价值、撰史准则和史书体例要求及比较研究上,刘知幾则对裴注多有借鉴,是阳毁其注而阴效其法。     

《三国志》裴注的复调意义

陈寿《三国志》因其简略基本上只提供了历史大事的纲要,裴松之的注补引录诸书呈现出历史情景曾经的复杂与生动。以陈寿志为主,以裴松之以及二百多种著作为宾,在宾主对话中,陈寿志正史的权威性被颠覆、被解构了,而历史本真的头绪纷繁、意向杂乱以及主题阐释的多元性则被复活了。裴松之注补《三国志》主要不是历史学家的态度,而是文化学者或文学家的态度。惟其如此,裴注在文学史与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裴注的开放性思维对后来说话、戏曲等伎艺以及历史小说的发生发展功莫大焉。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从"故事"转换成"情节",裴注的意义更是不容忽视。     

《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书考

《三国志》裴注的史料价值超过陈寿《三国志》本身,这几乎是史学界的共识。其所以如此,在于裴注引书甚丰。因而研究裴注引书问题者不少,主要有赵翼、钱大昕、沈家本与王祖彝诸家。然而,赵、钱、沈、王四家之说,差异颇大,以致后之学者,各承一说,言人人殊。本文试图考察赵、钱、沈、王四家差别的具体表现及其造成差异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裴注引书目为258种,分别指出其中四家均未著录者36种,各家所著录但互差异者15种及存疑待考者16种,最后列出裴注引书目表及裴注所引书目存疑表,以供参考。     

《三国志》裴松之音注浅论

《三国志》裴松之注音共92条(不计重复),考察这些注音的被注字、注音来源以及它们与《王三》、《广韵》、《集韵》等韵书在音系上的差异,分析某些特殊注音,可以为我们校勘《三国志》正文和裴注提供有益的线索与证据。     

《三国志》裴注说略

《三国志》裴松之注,历来被人称许,认为读《三国志》而不读裴注,犹若行百里而半九十。然诸家议论亦未尽然。宋人叶适说:“陈寿笔高处逼司马迁;方之班固,但少文义缘饰尔,要终胜固也。近世有谓《三国志》当更修定者,盖见《注》所载尚有诸书,不知寿已尽取而为书矣,《注》之所载,皆寿书之弃余也。士诵读不详,轻立议论     

三国志裴注引《山阳公载记》考述

《山阳公载记》是已失传的魏晋时期优秀文史作品。裴注所引《山阳公载记》之处,对于《三国志》原书所录史实有所补正。据裴注所引该书资料可知:《山阳公载记》10卷,晋著作郎乐资撰;记事多发生在东汉灵、献二帝时期,内容涉及军事、政治以及历史人物的逸闻,且语言优美。     

《三国志集解》的学术价值

《三国志集解》是《三国志》的最详细注本。其著者卢弼先生,文史兼擅,尤精地理;他不仅给陈寿的《三国志》作注,而且还为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作疏,拨冗纠谬,新见迭出。该书是目前学术界对《三国志》研究最具价值的一部著作。     

《三国志》"臣松之"注例研究

本文主要对《三国志》裴氏“臣松之”注例进行研究,梳理出十八种形式,反映裴松之注书的灵活。另对前人讥评裴注“嗜奇爱博,颇伤芜杂”等不当之论提出批驳,并揭橥裴氏“臣松之”注例具有折中异载、疑者存疑、以“理”之违合评论史实史料的特色,故裴松之对完善《三国志》和复原三国历史全貌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三国志补义》的内容与特色

康发祥的《三国志补义》是清朝学者众多《三国志》注中很有特色的一种,它打破了《三国志》诸多注本注重增补事实而轻视阐发义理的做法,在校勘文字、解析事实的同时,表达自己对三国历史、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三国志注》的见解,拓展了三国文化研究的领域。     

写在《〈三国志〉今注今译》出版之际

《<三国志>今注今译》的出版,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三国志》本有裴松之的注。裴松之一反他之前的注家以训诂与正音为主的陈法,而以辑录史实为主,因而裴注或可与陈寿原文相互发明,或可与寿文相互印证,或可补寿文之不足,或可纠寿文之偶误。其价值为历代学者所认同。然而,不但寿文,即使装注,亦非今日一般读者所易了然。故“今注”已为普及《三国志》这一重要史籍所必需。《<三国志>今注今译》的出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值得庆贺。我国有悠久而烂灿的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所以有强大的凝聚力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统一祖国、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思想内涵之一。中华传统文化必须继承、发扬,也必顺吸取新的养料,使之与现代化的要求逐渐相适应。而继承、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一     

有关诸葛亮两个问题的考释

有关诸葛亮两个问题的考释诸葛志一、诸葛氏复姓的由来关于诸葛氏复姓之由来，历来有二说，见《三国志》卷五二《诸葛瑾传》裴松之注引应劭《风俗通》和韦曙《吴书》。是时其后，学人对于诸葛氏复姓由来的看法，往往一仍裴注旧贯，将应劭、韦曙二说并取，如郑樵《通志·氏...     

《三国演义》(毛宗岗本)中的曹操也是正面人物形象

曹操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具有雄才大略、颇有作为的地主阶级的杰出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对当时社会和民族的发展、文化的发展,都是有贡献的。这在史学界大概已成定论。但《三国演义》里的曹操,却还在被误认为是个“粉面奸臣”,这实在冤屈他了。其实,我们细读《三国演义》,再和陈寿的《三国志》以及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对照来看,可以发现,《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也并不是个反面人物,而是基本上属于功过并存,功大于过的正面人物。 如众所知,《三国演义》材料的主要来源,是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引。我们细读《三国演义》,不难发现,有关曹操的叙述与描写,在许多重大事件和情节上,甚至包括某些细节,是基本上忠实于《三国志·武帝纪》和裴松之注引的史实的。陈寿     

释“老革”

《三国志·蜀书·彭羕(漾异体字)传》云:羕因左迁,私情不悦,往见马超,超宽慰之,羕颇恨刘备,曰:“老革荒悖,宁复道耶?”裴注首先引扬雄《方言》:“悈、鳃、乾、都、革,老也”.又引郭璞注:“皆老者皮毛枯瘁之形也”.     

全注全译 避易趋难

《三国志》是我国的一部史学名著,但对今天大多数读者而言,要读懂它已很困难,因而《(三国志)今注今译》的出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近人卢弼有《三国志集解》虽谓集历代注家之大成,但存而不注之处,仍比比皆是,留下了许多空     

关于曹操发布《己亥令》的主旨献疑

就我所见的各种高校历史系所用《中国历史文选》和《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诸课本,都选录了《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魏武故事》载曹操于建安十五年十二月(211·1)发布的《已亥令》(按:依历表推算,该年的夏历十二月没有“已亥”这一天,疑是令文于夏历十一月廿九日,即“已亥日”拟定,到十二月才发布)各种版本,都依清严可均     

“主公”称谓考

“主公”称谓始见于东汉末年历史记录,以《三国志》及裴松之注所引史籍最为集中。就现有资料看,早期“主公”称谓又仅见于《蜀书》及裴注。而《三国志》所见“主公”称谓似乎仅用以指代刘备一人。刘备部属相互言谈称刘备为“主公”,与刘备对话时也往往当面直称“主公”。通过这一现象,有助于理解刘备集团中君臣“相契”的情形。“主公”与“公”之称谓,其意义其实是十分接近的。后世“主公”称谓的使用渐次增多。《三国演义》中“主公”称谓使用频率甚高,指代对象先后凡25人。被尊称为“主公”者,在刘备集团中竟有关羽。《三国演义》中可见“主公”和“主人”对应的例证,而刘备夫人被赵云称作“主母”,也是反映社会称谓体现复杂社会关系的现象。     

六朝后期《史记》版本的一次重大变化——六朝写本《史记》"散注入篇"考

裴骃《史记集解》的注文散入《史记》本书,是六朝后期《史记》版本的一次重大变化,由此产生一种新的《史记》版本形式———百三十卷夹注本。六朝写本裴注《史记》残卷《张丞相列传》、《郦生陆贾列传》,是最早的夹注本实物遗存。考察两残卷中散置的注文,可知原本八十卷的《集解》注释体例为“标字列注”,变为六朝写本“散注入篇”之后,不仅于裴注原文有所增损改易,而且注文散置混乱,无规范。但由于散注者的目的在于方便阅读,尽管被分拆散置后的注文已非《集解》之原本旧式,然裴注的内容仍基本保存。从裴注的散置状况来看,六朝写本与宋刊本及今本并无大的变化,传世《史记》版本之源,殆可追溯至此。     

《洛神赋》创作动机辨析

《三国志》对甄后之死记载极为简略,且讳言死因。从裴松之注得知,甄后为一代佳人,仁孝娴淑,且生有明帝,更无赐死之由。可事实上被杀,且死后遭受羞辱,被视为畜牲。裴注又载,甄后生前,其丈夫文帝及儿女东征孙权,甄后养病在邺,曹植留守邺城的近一年中,甄后“颜色更丰盈”、“颜色更盛”,曾引起下人怀疑。又从甄诗《塘上行》及曹植和诗《蒲生行浮萍篇》看,甄曹之间必有隐情,一旦暴露,甄后被杀,势在必然。曹植借洛神抒写幽情,也在情理之中。以此而论,李善注所引的《记》并非无据,《记》中有不合史实的地方,当是好事者展转传抄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