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晚清史研究的新境界——董丛林教授访谈录

导语:多年来的晚清史研究,一直是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化史和清史的分属学科,多种学术视角和多种研究方法的运用,令晚清历史研究不断得到拓展和深化,收获了大量高水准的学术成果。目前,晚清史的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正日趋成熟,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晚清史应该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史学学科。董丛林教授是主攻晚清史的资深学者。多年来,董先生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注意更新、改进研究方法,在一些方面建立新的研究体系,他的诸多研究成果广受好评。此次,董先生接受本刊采访,畅谈他对深化晚清史研究的真知灼见,自有利于相关学科的发展。     

“晚清国家与社会”学术论坛纪要

晚清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之一。为加强晚清史学科建设，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政治史研究室邀请部分在京学者参加了“晚清国家与社会”学术论坛。与会者就晚清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演变、特点，以及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现状、趋势和如何促进晚清政治史、社会史以及两者的结合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人的研讨。     

学术资讯

1.第二届晚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由河北师范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联合主办,承德市文物局、苏州大学和太平天国史学会协办的第二届晚清     

科学的史学观:历史学家的统帅与灵魂——有感于戚其章先生新著《晚清史治要》

科学的史学观,是历史学家的统帅与灵魂。戚其章近著《晚清史治要》继承、弘扬知古鉴今的历史价值观;具有深厚的民族感情和强烈的爱国情怀;运用科学历史主义的方法;坚持突破与创新的科研主旨,展现出史学研究工作的应有价值。     

稀见史料《奇冤纪闻》及所见晚清伊犁善后事宜

《奇冤纪闻》为晚清新疆官员游春泽所著。该书围绕一桩晚清伊犁善后贪腐案而展开,详实记载了案件审理过程中出现的善后经费使用、新疆官员之间的权力博弈以及晚清新疆的政治生态情况,为研治晚清新疆历史、深化对晚清新疆社会的认识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来华传教士与晚清史学批评

晚清时期是中国史学批评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过渡阶段。在晚清史学批评史上,外国传教士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新型史学批评主体。美国传教士卫三畏、丁韪良对中国史学的批判,既为我们审视中国史学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同时也流露出传教士的文化优越心理和将本国的价值观念、学术理论普世化的倾向。英国传教士艾约瑟、慕维廉、李提摩太通过评骘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对中西史学进行比较评论,开晚清西方史学批评的先河。德国传教士花之安以出人意表的史学视野阐述了有关史学批评的作用、原则、批评者的素养等理论问题,在晚清史学批评家中占有一席之地。不同的文化与信仰导致来华传教士与我国史学家在史学批评上的异趣。循着这些差异,能够看清楚晚清史学批评演进的多元途径与图景,也有助于深入思考中西史学的异同。     

晚清新学书目的民族本位史学意识与政治诉求

晚清出现了一股编纂新学书目的高潮。它们通过提要、类序、自注等多种形式,评论晚清新学历史书籍,体现出浓厚的民族本位史学意识。这表现在三个方面:在批判世界史编纂的语境中争取中国史家的话语权;在对外国(主要是日本)学者所撰写的中国史的批驳中进行国民爱国主义教育;著录、评论中国史家的新学历史撰述,反映出晚清史学的自我期许与学术自信。晚清学者身处内忧外患之中,在所撰写的新学书目中,通过对兴亡史和变法史的评论寄予了保国、强国的政治诉求。     

关于编纂新《清史》的体裁体例问题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最末一个封建王朝 ,同时它既是中华民族的融合者 ,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总括者。过去由于辛亥革命时期反满宣传过度的影响 ,清朝历史没有得到应有的准确认识和表述。上世纪 2 0年代编纂的《清史稿》又未尽如人意。因此 ,为世界瞩目的中国正史 ,一直没有一部足以为二十五史殿后的高水平《清史》出现 ,实在是中国这样一个历来非常重视历史的国度的缺憾。新朝为旧朝编史是中国历史编纂事业中的重要传统。新中国建立后 ,即肩负着编纂清史与民国史的重任 ,而二百余年之清史的编纂 ,尤为当务之急。但数十年来由于种种人所周知的原因…     

关于清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正> 有清一代,以一八四○年为界分为两个历史阶段:一六四四年至一八四○年是清朝前期的历史;一八四○至一九一一年是清朝后期的历史,习惯上属于近代史的研究范围。这里所说的清史,主要是指清代前期,也包括入关前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近年来,清史研究有了较大的开展。就宏观方面来说,业已出版的作为断代史的《简明清史》、《清史简编》等,都是力求从纵的方面探索清代的历史过程,对有清一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作综合的阐述。除此之外,一些关于满族社会发展,清代早期历史地位的专文,也属于这类研究领域。而更多的论文则是对一些具体问题或者说微观领域(当然也有不少是大问     

晚清小说（1840—1900）的蜕变

研究晚清小说者大都忽视1840年至1900年出现的作品,认为它们不能与"新小说"相提并论,但是"新小说"的兴起却是在此基础上才取得突破的。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时期作品的认真梳理,找寻晚清小说蜕变的历史轨迹。     

清史研究的可喜成果——略评《清史治要》

<正> 清史学家黄冕堂先生的新著《清史治要》,近日已面世。这是近年来清史研究的又一可喜收获,值得学界庆贺。这部著作四十一万字,分为四卷,大致以资本主义萌芽和明清历史演变等重大、疑难问题为中心。对清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诸多课题进行了细密的求索和精心的论证,某些课题如清代苗疆与中原地区的关系,农田单位面积产量、高利贷资本和物价等则填补了清史研究的空白。本书内容丰满,考辨细微,字里行间体现了作者厚实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和严谨创新求实的治学风格。     

第二届晚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

由河北师范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联合主办，承德市文物局、苏州大学和太平天国史学会协办的第二届晚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8月6～8日在承德市召开。这是继2006年8月在苏州召开的第一届晚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     

当爱情变成了历史--晚清的史词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词之美感特质的演进与历史之世变有着相互作用的密切关系.而词学家对于词之美感特质的体认也经历了一段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清代常州词派的理论家周济在积累和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诗有史,词亦有史"的说法.伴随晚清之世变,产生了大量史词,委婉曲折地反映出世变的阴影,正是晚清史词优秀作品的共同特征.     

百年来黄遵宪著述编纂状况述评

作为晚清著名外交家、政治家、思想家、诗人兼学者,黄遵宪一生著述丰硕,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系统概述了近百年来有关黄遵宪诗文著述的整理、编纂和出版情况及其对于清史研究的意义。     

诗心与史学：颐和园歌行里的“晚清”

颐和园贯串了清王朝后期从同光中兴到甲午战争、戊戌政变、庚子事变、两宫升遐的一系列历史事件,成为近代诗人竞相吟咏的对象。诗人有意用梅村体歌行来展开委曲纡徐的叙事,重构晚清的历史世界。在叙事中,颐和园一方面作为“媒介”来见证晚清政局,一方面又作为“事件”介入晚清政局。这些“事件”并不外在于颐和园,诗人在叙述它们时,又会通过颐和园的“景观”及其变化来加以烘托。诗人由此寄寓自己的历史认知与伦理担当,实际是通过“诗心”来诠释晚清政局。其意义不仅在于“诗心”可以跟“史学”互相发明,或者比理性分析更亲切生动,尤在于如果我们对历史的真实与完整抱有执念,那么,“诗心”就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满文档案与清史研究

近十多年来 ,我国大力推行改革开放之后 ,清史学界也和其他各个学科一样 ,每年发表有较高质量的专题论著不下成百上千篇 ,取得了可喜的长足进步。清史研究有不同于以往的一点 ,在于掌握有大量的满文档案资料作为研究根据 ,可以进行细致而深入的探讨 ,经过分析和考核 ,得出符合或接近符合当时历史真相的结论来。因为一切缺乏根据的推断是经不起历史的核对和时间的检验的。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以下简称“一史馆”)馆藏的满文档案资料是举世无与伦比的珍贵基本史料 ,可以提供给研究者利用 ,对清代近三百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     

现代学科体系观照下之经学定位

在晚清学制转型中,经学的学科定位与中国现代学科体系的形成密切相关。在传统的书院及各级官学中,经学占据重要地位,但在晚清西学东渐之后,经学地位有所下降。尽管张之洞在拟定新学制时予经学以崇高地位,但因其无法适应新式学堂讲授及学科整合的需要,难以在现代学科体系中找到对应的位置。在现代学科体系观照下,经学及其所属之庞大的经部典籍如何纳入现代知识体系中,遂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四部分类法之经部被拆散归并于文学、史学、哲学、伦理学等现代学科体系中,经学难以在现代学科体系中找到生存空间,逐渐趋于消亡。     

晚清政治改革中的经济制约

晚清史上政治改革的呐喊不断激起千层浪 ,改革运行中的经济因素却在顽强地制约着改革的烈演 ;并不彻底的经济改革则又导致了政治统治秩序和政治格局的变动 ;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需要财政经济的支援 ,更取决于清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中国近代化研究中的模式化倾向不足以涵盖晚清改革的整体性特征     

读书要辅之以笔下工夫

<正> 正如鲁迅所说的靠研究小说作法并不能成为小说家一样,单靠讲求治学方法而成为学者的事也是没有的。治学当然有一些人人需要遵循的原则,如与主治学科有关的基础要打得结实,知识面要广,要由博返约,等等。但是,达到这些要求的方法是各人不相同的,每个人的条件、经历、天分、气质不同,不能勉强效法。举例说,抗日战争时期,我曾向一个早岁就成名的清史学者请教读书方法。据他说,“真正做学问”的读书,必须同时放许多书在面前读。比如治清史,书桌上要摊开《国史列传》、《清实录》、     

从“史学经世”看晚清西史东渐的知识史和思想史意义

晚清西史东渐给中国士人带来的,主要并非时下所谓的“西方史学”,而是某些特定的西方历史知识,甚至是片断化、符号化的历史信息和“形象”,因此今日学者宜抛开当下定型的史学命题,重回晚清知识环境,以建构论视角看待晚清西史知识的形成过程。19世纪末“史学经世”观念改造了“史学”的眼光,时人使用的“史学”一词并非指今日作为现代学科的历史学,而是指基于历史性知识的思考和学理建构的总和,“学从史出”的现象为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诸种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同时,晚清输入的西方历史知识和人物故事也极易被特定思想观念操控。学人基于自身思想主张,对西方历史进行剪裁和重构,将历史进程“模式化”,将历史人物“符号化”,原本丰富的面相被简化。研究晚清西史东渐宜融合史学史、知识史、思想史等多种眼光,方能展现其中的丰厚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