濂溪祠堂考

后世尊称理学鼻祖周敦颐为濂溪先生,随着他在思想史上地位的不断提高、理学思潮的兴盛和统治者关于祠堂制度的改变等,从南宋开始出现濂溪祠堂,明清时期,对濂溪祠堂的修缮各地一直都在进行。濂溪祠堂的地点主要分布在湖南、江西、广东、四川、福建、湖北六地,修建者主要是地方官员。濂溪祠堂的兴起不仅是理学发展的结果,也客观上对理学的兴盛起到了助推作用。     

理学成熟期之理学诗--试论陆九渊与朱熹的诗

作为理学成熟期的理学诗人,陆九渊的诗呈现的是心学基础上的天地之心,朱熹的诗则更多地表现理学为背景的天地之理,两者都形象地再现了各自独特的理想人格形象,造示出相似的理学文化精神．     

《爱莲说》的创作地考论及其意蕴

北宋嘉六年(1046)至治平元年(1064),周敦颐任赣州通判,写下了千古名作《爱莲说》。《爱莲说》问世以后,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如著名诗人黄庭坚来赣州,就有感而发,写下了《赣上食莲有感》诗。赣州市内旧有爱莲池和爱莲书院,纪念周敦颐。然随着时光的流逝,也因为《爱莲说》的魅力与影响,该文的创作地居然说法颇多,其实撰于赣州无疑。     

《诗经》中"莲"意象生殖崇拜意义探析

对《诗经》中三篇以“莲”起兴的诗歌的分析，结合大量的民俗材料和文人诗作，旨在发掘“莲”意象在《诗经》“莲”起兴的诗歌的分析，结合大量的民俗材料和文人诗作，旨在发掘“莲”意象在《诗经》中所蕴涵的生殖崇拜的内在意义，并试图探讨这一现象的根源。     

从张栻“学者之诗”看理学对诗歌的积极影响

对南宋理学家张拭的“学者之诗”,学界一般多持否定评价,认为它压制了诗歌的发展。通过考察张拭提出“学者之诗”的时代背景,及其与心学的关系,发现张栻等用“学者之诗”干预、提升诗歌实际上取得了很大成绩,不可一概否定。唯张栻、朱熹以后,心学背景迁变,理学影响诗歌的负面效应才开始显现。对“学者之诗”的历史功绩,应该辩证地看待。     

《太极图说解》的理学思想述略——兼论朱熹与周敦颐的思想渊源

朱熹推尊周敦颐《太极图说》,以理学立场对《太极图说》进行了诠释与发挥,并作有《太极图说解》一书。朱熹《太极图说解》明确把《太极图说》纳入理学思想体系,宗奉二程,以＂理＂、＂气＂释太极,辟佛、道归儒,勾勒出天道性命贯通为一的学说,由此推阐出理学体系的基本框架。     

周敦颐视陶渊明为君子吗?——论《爱莲说》对菊花文化形象的改造

陶菊历经千年盛传不衰,以多元形象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周敦颐的《爱莲说》作为研究濂溪之学的经典文本,其中作者为“君子”和“隐士”赋予了新的内涵,菊被比拟为“花之隐逸者也”,同时,莲被推崇为“花之君子者也”。自此,“菊”原本盛行的君子面目被“莲”所遮蔽和替代。隐士菊与君子莲,逐渐成为一种固定的历史组合。观此文化现象背后,周、陶二人君子标准的分流或与嘉祐八年(1063)混乱动荡的政治风波直接相关。周敦颐通过改造菊花形象剥离掉了陶渊明的君子内核,而强化了其隐士外衣,为后世评说陶渊明留下了新的话语范式。     

三原学派的理学思想

本文从学术史的角度指出三原学派是关学在明代的重要理论代表 ,分析了该学派的思想渊源和会通求实的理论特色 ,通过对程朱理学的继承和改造 ,他们发展出性理不二、尽心穷究的本体论体系和躬行义理、本于慎独的道德修养论 ,在实学思维方式中包含着明清之际“走出理学”的可贵萌芽。     

《东阳楼记》中透视的周敦颐思想之精义

据宋代学者杨栋所作《东阳楼记》,他于四川平都山探访周敦颐遗事时,发现《咏阴仙丹诀》与《观丹诀》.事隔三十余年之后,杨栋在杭州洞霄宫遍览道家典藏,发现周敦颐在其作品中已将道家思想的精义发挥殆尽.杨栋凭借记忆,将平都山所览周敦颐著作的主旨重新表述.这些表述与周敦颐传世著作相辉映,有助于深入理解周敦颐的无极、太极、阴阳、精神、礼乐、无欲主静、原始反终等思想.     

理学的另类解读——析汤用彤《理学谵言》

汤用彤的学术贡献并不直接体现在人们所讨论的经典解释上。将他纳入讨论的视野,是因为他对经典解释史的研究起了特别的作用。文章通过剖析他早期对理学解读的一篇长文《理学谵言》,分析他对朱子、阳明学说的独特关注,阐发他对经典及解释的特殊看法以及他所实践的独特解释方式。他既不采用传统考据训诂方式,逐字逐句地对阳明、朱子的经典作完整及系统的注解,又不采用纯粹玄远义理的理论建构方式,发挥阳明、朱子的思想。他是针对自己忧心的问题,从自己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理解以及对阳明、朱子学说能救心、救德、治时弊的信念,来呈现阳明及朱子经典中的某种特殊"意义"。但实际上,汤用彤对经典的这种带有文化保守情怀、同时要求"安"、"实"的解读方式,在他后来的学术历程中,也没能坚持到底。     

周敦颐《太极图·易说》的理学本体论意义

周敦颐《太极图·易说》在理学本体论建构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一、《太极图·易说》的非人格化的本体思想是汉以来千余年间儒家本体论内涵上的一大变化 ;二、首次较为系统地将性、气有机结合 ,改变了千余年来汉学机械 ,被动的宇宙发生论 ;三、首次确立了理学人性论的本体论内涵 ,使其具有更为思辩的色彩。这些对其后程朱理学思想的形成有重要意义。     

论孙奇逢《理学宗传》的性质

孙奇逢的《理学宗传》作为一部总结汉唐宋明儒学的编著,以排斥释老之学、合通儒学派别之异为标旨,是孙奇逢理学观的直接体现。其中,孙奇逢的主要关怀在于建构合同汉宋、朱王的儒学道统,这一点充分体现在《理学宗传》的结构和标准中,并最终决定《理学宗传》学道的性质。进一步说,《理学宗传》和《明儒学案》的性质呈现出道与术的不同旨趣,黄宗羲以《明儒学案》的编纂标准来评价《理学宗传》,不免失之偏颇。     

《四库全书总目》的反理学倾向

《四库全书总目》在对传统经学的梳理和总结过程中,对宋明理学作了大量貌似公正而实含褒贬的议论。《四库全书总目》对理学的批判,既和理学自身的弊端有关,也和明末清初社会思潮有关,但最重要的是受到统治者好恶的影响。     

《阅微草堂笔记》与《子不语》反理学倾向之异同

《阅微草堂笔记》和《子不语》,都对理学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但两者的批判同中有异。《阅微草堂笔记》对理学的指责除了批判讲学家崖岸过峻以外,重点放在指责讲学家标榜门户和提倡无鬼;而《子不语》对理学的指责除了批判讲学家崖岸过峻以外,重点放在对合理人性的肯定甚至张扬。本文将就这种情况的原因加以分析。     

《诗经》之诗乐观及历代诗乐分合概况

<诗经>是我国诗歌的源头,从产生之日起,便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其音乐性,对后代的诗歌影响很大.诗与乐的关系有着漫长的历史,一直受到关注;诗乐合一有着深刻地文化背景、历史原因;诗与乐的分合,在诗歌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一直存在.     

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史上的《穷理学》

南怀仁编纂的《穷理学》在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及意义,它所传入的学科知识体系基本上是南怀仁早年在欧洲耶稣会学校所学到的学科知识体系,主要包含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学、16—17世纪以欧几里得几何学为核心的西方数学以及各门自然科学技术知识。这种学科知识体系具有重视系统性、突出亚里士多德所阐述的形式逻辑的重要作用、强调数学乃一切科学技术的理论和应用基础等基本特征。把《穷理学》置于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历史脉络和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有助于揭示该书所传入的学科知识体系的基本特征及意义,对认识明末清初西学东渐跨文化交流所具有的某些特点也不无裨益。     

《周易本义》与宋代理学的《易经》阐释

《易经》为宋代理学的建立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北宋理学家便充分利用这一资源,辟佛破老,创为新说。从北宋中期理学初创到南宋的一百多年里,理学家在运用《易经》的过程中,对它的认识和理解渐趋深刻,《周易本义》是这一认识变化过程的反映。在这部著作中,朱熹恢复了《易经》的本来面貌,提出了更为科学的思想方法,体现了一个伟大教育家、...     

被埋没的理学字义精妙之作：程若庸《增广字训》新探

因原刻本失传，被元人赞为“宇宙间精妙之书”的程若庸《增广字训》自明以来一直遭受被埋没、误解之命运，“村塾学究”发蒙之书成为其固定标签，故有必要重解之。就原北平图书馆所藏该书元刻本残卷看，在文本结构上，《增广字训》创造性采用字义与类纂相结合的新形式，集前贤同类著述之长，巧妙地完成了概念的精简界定与思想的深入阐发；就字义思想言，相较之前同类著述，该书所收字义最广泛全面，字义的逻辑性与体系性亦最分明，且字义构成形式最多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独创“类纂”,精选博收宋代理学诸说，以“愚谓”系统深刻地表述了自身的理学见解及对朱子的反思。因此，《增广字训》实现了理学的训蒙普及与理论拓展双重目标，可谓理学范畴研究深具体系性的大成精深之作，对理解宋元朱子学的传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元代文学家的理学因缘

在元代文坛,学者与文人相兼、理学与文学交融是当时学术的主要特点.在众多学者型文人中,吴师道是前人关注较少却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一个,他的《吴礼部诗话》很能体现元人诗论理学与文学相互浸润的特点.像吴师道这样主张理学与文学并重的文人在当时有许多,他的做法是整个时代的趋势,是带有学术共性的问题,绝非一家一派的取向.而造成这种共同取向的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同时文人们也开始反思宋儒鄙薄文艺的祸害.其二,元代理学大多传承朱熹一脉,而朱熹恰恰是宋代理学家中"学髓"与"文澜"集于一身,并能稍稍容忍文学性的一位.其三,元代疆域统一后,学术交流方便,门户壁垒被逐渐冲破,学源关系交叉多样,学人们转益多师,融会贯通,导致了学术风气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