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都市的中国现代新诗

中国新诗在走向都市化过程中。都市文化成为影响中国新诗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不断消解了古典诗意的同时，建立了全新的话语系统和诗意结构。从20世纪中国新诗的历史发展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诗人面对都市所进行的新诗现代化探索，以及对于都市文化的复杂情感和价值立场。     

论中国现代新诗的死亡意识

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分别以孔子、老庄、杨朱、佛教为代表的四种死亡意识 ,它们以潜在的方式作用于中国现代新诗写作 ;西方诗潮中的唯美主义、存在主义对于中国现代新诗的死亡书写产生了重大影响 ;多义性与综合性是中国现代新诗死亡意识的两个重要特点     

时间体验与中国新诗的发生

随着近代中国向西方的不断敞开,中国人的时间观发生了显著变化,以"进化论"为基础的线性时间观有效地撼动了传统的"循环时间观"。基于"线性时间"的现代"时间体验",作为思想变革的内在驱动力,有效地促成了中国新诗的发生。早期新诗对"时间"的抽象化、人格化抒写迥异于古典诗歌的时间抒写,呈现出鲜明的现代意识与现代性内涵。在新诗的传播与阅读中,新诗作为一种"时尚"被广泛阅读,阅读群体在共同的阅读中产生了一种时间上的共通感。"进化论"时间观的理论参与,早期新诗具有现代特质的"时间"抒写,以及新诗阅读与接受过程中"现代时间"的塑形,共同促成了中国新诗的发生。从"时间"体验的角度阐释中国新诗的发生,既是对以往研究范式的突破,同时开启了探寻百年新诗发展症结的新视野。     

兴与中国现代新诗的发生学阐释

自白话新诗的第一位尝试者胡适在1919年《谈新诗》一文中大谈李义山、美白石诗词之“具体性”的那一刻起,中国古典诗文化的“物化”境界就不断向中国新诗散发着自己瑰玮的光辉,展示诗学基本思维模式的赋、比、兴更以其各自的“物性”积极参与到中国新诗建设的世纪性工程当中.如果说“赋”对客观外物的观照方式牵引了中国现代新诗的宏观取向,“比”的物态化、     

文化转型与中国新诗

在考察文化转型期本土与外域的文化联系与冲突时，时间差和空间差有助于为中国主流诗人定位，也有助于对中国新诗发展前景的把握。中国新诗应当是现代的，面对现代人的外在世界与心灵世界，面对传媒的现代化和２１世纪文学主潮，有所调整与回应。中国新诗应当是中国的，在世界诗歌的开放网络中，实现中国时空的自主转型。     

英美意象派诗歌理论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影响

英美意象派诗歌在中国现代新诗的发生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诗歌理论不仅直接加速了中国的新诗革命,还参与和影响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派诗歌理论的建构。论文对英美意象派诗歌理论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影响阶段及特点进行了梳理,以期揭示其与中国现代新诗的不解之缘。     

中国新诗研究的回归与突围——评陈爱中的《中国现代新诗语言研究》

<中国现代新诗语言研究>的出版为中国新诗的研究提供了切实的深入的研究思路.该书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研究中国现代新诗,致力于中国新诗历史的重新梳理,在研究方法上别出新意.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     

现代汉语的现代性与现代新诗的现代化

近年来有关现代性的研究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话语资源,现代新诗的现代性问题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但现代新诗的现代性问题本身又是一个庞大的系统问题,包括现代新诗从题材到主题以至语言艺术方式等多个方面.语言问题是其中最受忽视然而最为重要的问题.现代汉语的现代性事实上从根本上制约和决定了现代新诗现代化的方向及其内涵.而现代新诗现代性本身则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赋与中国现代新诗的文化阐释

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之可任? —王粲:《登楼赋》对中国现代新诗的阐释,曾经在两个层次上取得了众所周知的实绩。其一,中国现代新诗是西方近现代诗潮在现代中国的回响。“新诗,实际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     

人称与中国新诗审美的现代转型

人称代词作为中国新诗词汇中的新元素,不仅是新诗内容与语言形式变革上的一种外在体现,其背后折射出的诗人个体意识更参与了新诗诗思建构的全过程,反映了诗歌创作观念和构思方式的现代转型。人称代词对新诗情境的有机构建,推动了新诗独特情感体验方式的建立生成,增强了诗歌中人物(事物)的相互对话性与叙事意味,扩大了新诗的题材范围和表达范畴。多种人称在新诗中的身份立场和叙述视角的不同,产生了多层次观察和叠加叙事的效果,使主体人物之间关系的多样性和诗歌的逻辑关系趋于复杂化,促进了新诗审美功能的现代转变。     

中国现代新诗的建设及深入拓展

一、新诗形式的营造及贡献———从《死水》和《再别康桥》看闻一多、徐志摩对新诗形式尤其是新“格律诗”的贡献要了解《死水》和《再别康桥》的意义,我们需首先了解中国现代新诗历史上“新格律诗”的产生及其背景。从多种意义上来看,如有人所说,诗歌都是一种“在自由和限制之间寻找平衡的艺术”;从早期白话诗运动兴起时胡适所提倡的“诗体大解放”(从内容到语言形式都与“旧传统”决裂,“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胡适《谈新诗》),到郭沫若的火山爆发式的自由反叛诗歌,中国现代新诗在其…     

现代译诗对中国新诗文体观念的践行

现代译诗不仅在中国新诗理论先行的情况下率先实验了新诗的文体主张,而且在整个现代文学历史上不断地验证并完善了中国新诗的文体观念。从语言、音律、形式以及风格等方面考察现代译诗对中国新诗文体观念的践行,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这一文学现象发生的原因,将有助于这一研究的深入。     

西方现代语言学与中国新诗研究

西方现代语言学关于语言的系统观念,对"语言"和"言语"的划分,关于语言符号"能指"、"所指"的观念,关于语句"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等理论观点,对中国新诗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引进西方现代语言学的观念,可以推动中国新诗史和新诗基础理论的研究.     

“新诗的进步”与“新诗史”的诞生

"新诗的进步"是朱自清诗学体系的核心概念。借助于"新诗的进步"说,朱氏最终突破了胡适现代新诗本体话语的束缚,把现代新诗的合法性建立在了新诗自身的历史存在之上,宣告了"新诗史"的诞生。这个进步的新诗史观和叙述框架,至今仍然支配着我们对中国现代新诗的思考和叙述。朱自清以"新语言"和"新世界"两大标准为尺度,对中国现代新诗史的具体论述和分析,也因此成为了新诗史的经典结论。     

艾青与二十世纪的中国新诗

在20世纪的中国新诗史上，艾青是一位承上启下的枢纽人物。30年代，他以丰富的创作实践传承了五四文化精神的精血。40年代，他以深厚博大的思想和高超的艺术技巧成功地处理了艺术化与大众化这一矛盾，并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创造了这一对矛盾共同体完美结合的典范。50年代以及新时期，是艾青走向世界的时期．他使中国新诗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也给中国新诗乃至中国文化的世界交流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沉痛的教训。艾青的一生，映现着新诗发展的全部历史轨迹。它既是我们认识20世纪中国新诗的一面镜子，又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极有价值的参照体系。     

现代中国新诗的诞生与政治文化——以胡适的实践为中心

现代中国新诗的诞生,宣布了一个崭新文学门类的开端,但裹抉在文化转型时代的新诗体式,其意义本身就因“文学革命”、“诗学传统”、“语言使用”、“思想启蒙”等词语而超乎于文学的范畴。有鉴于此,笔者尝试以探讨新诗的诞生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平行关系,作为研讨的逻辑起点,结合历史背景特别是新诗首位实践者胡适的理论和实践,具体解析白话的使用、新诗的形式、写作的权利、写作的内容共4方面内容,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在一个立体的研讨中,揭示新诗丰富的历史意蕴。     

新诗与旧诗--重读胡适谈新诗兼论新诗的标准问题

中国现代新诗自20世纪初诞生以来,新诗与旧诗的高下优劣一直是中国现代诗歌理论批评的重要话题,其实质是怎样看待新诗的标准问题.近来有关新诗二次革命的呼声再次掀起有关新诗标准问题的论争,与胡适当年提出新诗革命的主张一脉相承.因此,重读胡适当年谈新诗的有关论述,结合中国现代新诗90年发展历程中的成败得失重新思考新诗的标准问题,可以给我们思考今日新诗所面临的问题提供有益的启发.     

九叶诗派:中国新诗历史综合的界标

<正> 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进行历史综合的过程。综合,这是构建中国新诗的唯一途径。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中国新诗从其诞生之时起就面对和承受了众多的新东西和旧遗产,处于各种力量的碰撞冲击之中;西方文化与民族文化、现代意识与传统精神、诗的个性化特征与诗的普遍性规范、诗美诗艺的追求与诗的社会责任的承担……这就决定了中国新诗不可能把对任何单一的思想或艺术要素的孤立追求作为构建中国新诗的途径,而必须进行综合。这种综合,不是简单的新旧折中或中酉调和,而是在中外古今诗、歌的交汇相通点上,熔铸进时代精神、民族风韵与个性特征,以创造中国式的现代新诗。在中国新诗三十年发展中,思潮流派的每次更迭都具有综合的意义,同时又是为更高的综合进行积累和准备。九叶诗派崛     

中国新诗研究：克服“现代”困难的前行

对于中国新诗研究,我个人的体会有二：一是有它种种的困难,二是我们终究需要在克服困难中前行。这些困难在哪里呢？我觉得恰恰就在我们的学术关键词——“现代”上。“现代”并不只是一个令人激动的目标,它同样意味着一系列重大的改变,而我们却并没有准备妥当。     

错位的新诗评价标准--对新诗合法性的文化反思

在诗歌一元论理论前提下,中国新诗的评价标准一直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中国新诗为表现现代生活的"新原质",进行了一系列"非诗化"的探索,从而获得诗歌现代性品格,因此,以古典诗歌的意境理论作为新诗评价标准是错位的。对新诗合法性理论的文化反思,是确立新诗评价标准的前提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