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讽谏”“诗教”与《毛诗》的兴衰

汉代《毛诗》主“讽谏说”,不主“诗教说”。它提倡的讽谏精神对唐代至北宋诗歌产生了极大影响。朱熹作《诗集传》,“诗教说”兴而《毛诗》废。它对元明清诗歌影响巨大。《毛诗》兴衰与古典诗歌盛衰合拍,成为贯穿诗歌史的一根线索。     

同光体与唐宋诗之争

唐宋诗之争是中国诗史上一大公案。近代“同光体”诗人“二陈一沈”,对贯穿清代诗学的唐宋诗之争进行总结、整合和创新,分别提出“三元说”、“三关说”、“格韵说”,目的不在于比较唐宋诗之优劣,而在探讨诗歌的终极关怀,其终点是将诗艺、诗道关系,融入到人文精神与民族文化精神之中,旨在探讨诗学的未来出路和价值取向。     

论萧纲“文章且须放荡”说对宫体诗创作的影响

萧纲“文章且须放荡”说的提出既有当时文学思潮的冲击,又与萧氏兄弟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新阐释密切相关。这一理论影响着齐梁诗人的诗歌创作,促使宫体诗创作成为文坛潮流,在艺术上也代表着诗歌发展的方向。     

墨光都借性灵传--论张问陶的性灵说

张问陶接受并发展了明清诗坛的性灵说,坚持诗歌的审美内涵是诗人自我内在“性灵”、“性情”、“血性”的感性显现,强调自我,张扬个性;认为:诗中的性灵来自创作主体、表现对象和二者的天然妙合;要写出表现性灵的真诗,必须有天才和灵感;标举性灵固然是针对“格调说”和“肌理说”而发,但其理论旨归是要求文学的个性表现和独创精神,来冲决当时儒家正统思想对诗歌的束缚和扭转文坛复古模拟的诗风。     

叶嘉莹"兴发感动"说的创新意义

加拿大籍华人女学者、国际知名词学研究专家叶嘉莹提出了有名的“兴发感动”说,这个学说融合中西理论,其创新性和理论价值体现在创造性组合,重视诗论中的读者“在场”,对“能感之”、“能写之”的新解和运用,创立了新的批评标准四个方面。     

“知行说”“学知行说”考辨

《尚书》的“知行说”产生于青铜文明的商代,孔子的“学知行说”产生于钢铁文明的春秋时代,二者都是官员培养和国家治理的理论,都强调君子躬亲实践国家治理之学的极端重要性。前者虽然包含了理论学习的含义,但并不重视理论学习;后者则特别强调学习国家治理理论对培养官员、治理国家的重要意义,是春秋至今最重要的国家治理哲学。战国至今长期轻忽“学知行说”,而将“知行说”抽象化为教育哲学,这对国家治理、教育科研的理论和实践都是有害的。     

中国古代诗歌审美理论概说

本文从宏观角度，对中国古代诗歌不同流派的审美取向作了概括性的阐述。“言志”说，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的诗歌理论、审美标准，居于中国诗歌理论首位；“缘情”说，是对东汉至魏晋的五言诗的一个高度概括，揭示了情感所具的美的品质，是对诗歌美的张扬；“形似”说，与“缘情”说是同时形成的美学理论，它表明诗人自觉地追求“感性显现”，自然地表现了一种绘画美；“格律”说，增强了诗歌的形式美、音乐美；“境界”说，表示中国诗歌理论、审美理论，正趋完善，并且自成体系，向高水平、高层次发展；“神似”说，使诗歌“臻至高境”，进入了诗歌艺术的最高境界；“禅化说”“诗道说”是从“境界”说中抽取出来的，不是另起炉灶     

孔子“诗论”的情感性

孔子重视对诗歌的情感性的探讨,他的“兴、观、群、怨”说提示了诗歌情感表现的特质,他的“无邪”说概括了诗歌情感表现的根本原则,他的“兴于诗”的看法强调了诗歌培养情感的社会功能。     

乾嘉朴学与乾嘉诗派的递变

任何诗歌流派的形成与发展,有其自身的渊源,但其契机的深沉因素无不源于特定时代的特定学术文化背景。乾嘉朴学形成的同时,正是清代诗学发生蜕变的时期。乾嘉朴学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受其影响,乾嘉诗坛的“格调”说、“肌理”说和“性灵”说,先后入主诗坛,它们随着乾嘉朴学的历史轨迹的演进而递变,体现出各自的独特追求和审美理想。学术研讨与文学流派的互动是这时期的一大文化景观。     

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

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     

关于生命伦理学原则的争论

比彻姆和丘卓斯的四原则说与恩格尔哈特的允许原则说是当今生命伦理学界有关原则主义争论的重要关注点。他们有关生命伦理学原则说的争论集中体现在:程序性原则还是实质性原则、原则普世性的看法、行善原则的地位、原则能否辩护公共政策道德权威等方面。全面梳理和评析比彻姆和丘卓斯与恩格尔哈特的原则说及其争论,对于思考价值多元化中的生命伦理学的发展和建构当代生命生命伦理学原则体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美联储看金融的本质——读《金融的本质——伯南克四讲美联储》

原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金融的本质——伯南克四讲美联储》揭示了美联储运作背后的金融的本质。从金融稳定、通胀和泡沫、监管缺失、后遗症显现等角度看金融本质,对我国金融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要深刻理解央行监管职责的重大意义,考虑金融监管的逆周期性,应对某些经济泡沫化问题,加快推进金融的市场化改革进程。     

泰北早期孟高棉语民族与女王国的兴衰研究

孟高棉语民族,比傣泰民族更早地迁人了东南亚地区,在泰北的清迈一南奔盆地一带地区,很早就有孟高棉语族群中的分支——拉瓦人及孟人居住,他们对泰北核心文化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盂人,他们是最早接受印度佛教的群体,并通过商贸往来及领土扩张的形式将佛教以叠加式的模式源源不断地传人了泰北清迈一南奔地区,并建立了在泰北强盛一时的女王国。拉瓦人与孟人在女王国的兴衰过程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论"人文科学"的学科定位

“人文学”、“人文学科”、“人文科学”,三者是可以区别的;“人文科学”不仅仅是个“类称”,同时可以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人文科学”的当代建构,是人文主义传统演进的必然发展趋势。     

明初宗教政策的创制及其背景分析

明代,在明太祖和明成祖时期,制定了宗教的基本政策。这些政策主要包括:第一,对佛教道教的保护和扶持;第二,对佛道的限制和控制;第三,对民间广为流传的秘密宗教的严行禁止。这些宗教政策的制定,主要以明初的基本国情、宗教界的状况和统治者独特的宗教体验等为依据,奠定了有明一代的基本宗教国策,当时对安抚民心、稳定明初封建统治和政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试论基层民主与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

文章从政治文明源起及其发展的角度认为民主是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内涵和核心因素,而民主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社会形态和不同历史阶段,有古典意义上的民主,也有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有实体民主,也有程序民主之分,它们之间并非绝然对立的,而是不同发展的阶段。因此,在我国当前社会主义政治方明建设中民主政治发展具有目标性地位,而基于现状,基层民主的发展与完善又无疑凸显其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服务企业绩效差异源泉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服务企业绩效差异的主要源泉是来自行业效应还是企业效应?",通过对2002-2009年中国服务业上市公司的研究,利用方差分析法衡量了行业、企业、年份的主效应以及年份与行业的交互效应对服务企业绩效差异的影响程度。结果显示:(1)服务业有较强的成长能力,可能会有一轮新的资本规模扩张形势;(2)企业效应对服务业上市公司盈利能力起着决定性影响,服务企业要获得可持续超常盈利能力的根本途径,是运用其独特的、无法被模仿的资源来创造可持续的竞争优势,而非多元化进入更有获利能力的产业,更不可能依赖于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动;(3)与盈利能力不同,年份效应对服务业上市公司成长能力的影响仅次于企业效应,这种差异性深刻地揭示出投资者的非理性和资本市场亟待完善。     

试论汉代碑铭序文中的变体、破体现象

汉代碑铭文兴盛,是当时盛行的各文类中的显学,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是,汉代碑铭序文中出现的大量变体、破体现象,却一直没有在文学研究中得到应有的关注。其主要表现是：碑诔文体功能的接近引发以诔文笔法作序;非事功化带来的志怪传奇体渗入;碑铭形制变化影响——碑传文私人化增强,叙述方式由单一描述加入对话;文人的逞才显能心理使赋体、诗歌体流入序文。     

责任意识与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一方面描述了社会和谐存在的现实诉求,另一方面也对实现和谐社会的实践着的人们指涉了相应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职责。所谓责任意识,就是在普遍必然性的社会性定在的基础上,社会主体(包括个人和集体)基于自由意志的自觉把握和自主践行。因此,和谐社会和责任意识呈现出一种互动关系,这种关系集中体现在和谐社会所设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相应的社会主体对这种要求的把握和践行中。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责任意识是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主体基础,是其创造性的价值标识和超越性的内在动力。     

红军东征目的辩

关于红军东征目的诸多误说,或以偏概全、或错解史料、或罔顾史实,影响人们对东征战略意义的正确理解,且易造成历史认知混乱。红军东征,其目的包含了根本方针、战略目标和中心任务三个层面,其目的就是用实际行动贯彻落实"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根本方针,实现"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战略战术目标,完成"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并把"打通苏联"作为中心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