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思潮与晚清政治

晚清政府长期以洋务运动为国策,洋务思潮的兴衰同晚清政治息息相关。这一时期政局转危为安,得力于洋务思潮的兴起,而甲午战争失败和洋务运动的破产,又迫使清王朝面临新的危机,以挽救封建统治为目的洋务思潮,已跟不上时代潮流了。由封建中世纪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是世界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     

日俄战争与东亚国际体系的重构

在东亚国际体系由传统的宗藩朝贡体系向近代殖民条约体系的转型过程中,如果说甲午战争发挥了彻底解构传统的宗藩朝贡体系作用,那么日俄战争则起到了最终完成重构东亚殖民条约体系过程的作用。甲午战争后,大清王朝进一步积贫积弱,帝国主义列强趁机掀起了瓜分清帝国遗产的狂潮,把更多的丧权辱国的条约强加于清政府。在争夺在华权益和东亚主导权的过程中俄国成为日本和英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为了确保在华利益和东亚主导权,英美等欧美列强支持日本对俄开战。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击败强敌沙俄,两国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日俄两国在东北亚地区正式划分了势力范围。至此,在东亚地区正式形成了以欧美各国、日本、沙俄为中心,以近代条约规范各国关系的东亚殖民条约体系。     

晚清督抚制度与权力制衡

清朝统治者继承并改善了督抚制度，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权力体系，使中央与地方之间保持了200多年的制衡状态。19世纪中叶，由于战争的原因，这种平衡被打破。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晚清地方督抚彻底掌握了交战各省的军政大权，政令、军令得以统一。这一方面为清朝在战争中获得胜利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失衡。     

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对日经济政策探析

艾森豪威尔时期，帮助日本开拓国外市场以实现经济复兴是美国对日政策的核心。这既是美国以“遏制中国”为核心的东亚遏制战略实施的必然结果，也与朝鲜战争临近尾声时日本爆发的严重经济危机密切相关。这一政策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侧重点。美国先把重点放在促使日本面向东南亚发展经济关系之上，旋即改变战略，面向西方市场，全力推动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这种双管齐下的贸易政策既有效地帮助了日本的经济复兴，也成功地巩固和发展了美日同盟，但其负面影响则是为其后美日严重的经济摩擦埋下了导火索。     

藏尼边界纠纷与咸丰朝的廓尔喀之役

有清一代,一统尼泊尔的廓尔喀王朝先后发动过三次侵藏战争,藏、尼边界纠纷贯穿于三次战争期间,是战争爆发的直接导火线。咸丰年间藏尼战争的再次爆发既是前两次战争的延续,也体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尼双方在西藏边境力量的消长。在驻藏大臣的调停下,廓尔喀虽然最终放弃了对聂拉木、济咙等西藏边地的领土要求,但通过获得在藏的贸易与政治特权,进一步巩固了其在跨喜马拉雅贸易中的垄断地位。由于尼泊尔已成逐步沦为英国的附庸,维系下来的中尼封贡关系并没能巩固藏地的安全,反而使是宗藩体系下模糊的藏尼传统边界受到尼泊尔的不断挑战与侵犯。     

甲午战争前45天的晚清外交

甲午战争前,基于战略选择的局限性、国际形势的复杂性与成功的实践经验,晚清对日采取的"以夷制夷"战略具有必然性与可操作性。可见清朝未能成功避免战争爆发是有其他原因的。正是由于战争前45天晚清政府错误的外交思想,简陋的外交机构与混乱的党派斗争等因素影响,导致了晚清不仅未能避免战争,而且也未能充分进行军事准备。     

晚清变局中的驻藏大臣

西藏是清王朝西南边疆重地,清朝历代皇帝都高度重视驻藏大臣的选派。到了晚清时期,驻藏大臣及其藏区事务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主要原因是晚清经历了太多的变局,驻藏大臣已难以恢复往日管理西藏的锐气。晚清后期,西藏地区遭受英帝国主义的两次入侵,西藏也滋生出一股股分裂的潜流,而驻藏大臣由于缺乏清中央政府的强有力支持和自身的心智短拙,无力应对帝国主义的讹诈和抑制分裂主义势力的膨胀,以至酿成驱逐清兵、拉萨满汉商民和驻藏大臣的悲剧。晚清变局中驻藏大臣的遭遇及驻藏大臣制度的终结,显示出中国近代西藏的命运与祖国命运的紧密联系,同时也昭示了改革驻藏大臣制度的迫切性和历史必然性。     

论日本与近代东亚国际关系

自近代以来,东亚国际关系经历了三次重要变革：一是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宗藩体制的建立与瓦解;二是以美国为主宰的华会体制的确立与崩溃;三是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形成与消亡。三次变革既与国际政治格局不断演变密切相关,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两国国力的消长与存亡的较量,日本在其中则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     

晚清政府对外话语应对与李鸿章东亚笔谈外交

自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签订后,中国的外交语言逐渐被强制西语化。西语的被动使用,在近代中西公务往来乃至东西方话语的传递中,实则是一种话语权在彼的政治行为。作为晚清外交第一人的李鸿章在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中任用译员,推动清末整体翻译机构的建立与革新,是清王朝在逆境中的应急补救措施。李鸿章在与东方国家的交往中往往以汉文笔谈进行沟通。基于李鸿章的话语理念、外交策略以及任用翻译弊端等诸多因素考量,李鸿章所主导的一系列东亚外交笔谈,并非只是一种出自其个人嗜好的偶发现象,本质上是其外交智慧与话语理念在实践中的灵活运用。     

冷战期间美国在东亚的遏制战略

冷战期间美国在东亚的遏制战略,是基于全球称霸的地缘政治需要和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通过以日本取代中国作为亚洲政策的中心,在朝鲜战争、两次台湾海峡危机和越南战争的连续推动下,由一系列美国与东亚相关国家和地区签订的双边、多边条约体系构建而成。它的外延北至朝鲜半岛和日本,经台湾和菲律宾,南亚印度支那半岛;它的内涵以“反共产主义扩张”为核心,包括军事防御、政治安全和经济遏制三个方面。     

中国诗坛现代精神的发轫——晚清留日浪潮与现代留日诗人

自晚清以来,中日文学关系日益密切,双方文化交流也不断增进。明治末期的日本社会的转型与晚清的留日浪潮孕育了中国诗坛的现代精神,也开启了现代留日诗人异域求学之窗,异域留学体验延续了晚清留日诗人的探索路线,构建起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此外,现代留日诗人在诗歌中倾注了师法日本与鼓动革新的文化诉求。通过对明治末期中日关系的梳理,可以深入系统地诠释现代留日诗人沿袭变革的时代特质,彰显出中国新诗现代性的原初养料与初始形态。     

晚清"纪年"论争之文化解读

晚清时期的"纪年"论争是一次重要的政治文化事件。各政治派别的知识分子在向清王朝皇帝纪年"正朔"挑战的过程中提出了黄帝纪年、孔子纪年以及帝尧纪年、大禹纪年、秦纪年等多种纪年方式,并围绕"纪年"问题,提出了各自的政治主张,从而形成了这一时期独特的"纪年"论争。文章从"国家认同危机"、"正统性诉求"、"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内在要求"等三方面对晚清"纪年"论争进行文化解读。剖析其所蕴含着的深层的历史动因。     

晚清政局下的张謇与袁昶

张謇和袁昶是晚清史上的两位名臣。自1880年两人初识到1900年袁昶被杀的20年间,他们合作共事,对晚清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的言论和主张既影响了东南督抚,又影响了朝廷中枢,在变数不定的晚清政局中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们相知相交、合作共事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中日甲午战争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国。根据文字记载,从汉代起,中日两国就已经友好来往。但自近代以来,由于日本急于向外扩张,中日两国爆发了两次大战,这就是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时间为1894年8月1日至1895年4月17日。在甲午战争之前的20多年,日本还是一个封建国家。但经过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走上了近代工业化的道路。走上近代资本主义道路以后的日本,表现出强烈的对外扩张性。明治维新第2年,即1869年,日本天皇在其颁布的“御笔信”中,就扬言用武力“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日本对外扩张的第一步,就是侵略隔海相望的朝鲜。第二步,…     

晚清幕府的嬗变与近代社会变迁

作为一种幕府形态,晚清幕府是在近代中国面临千古未有变局的时候出现的。它经历过从确立到发展的变化过程,逐渐完善了其制度特征,并深刻影响着晚清政局以及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晚清幕府造就人才、振兴文教、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发展,客观地促成清王朝的灭亡,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晚清幕府的特定性质,也给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不少消极影响。     

晚清留学教育及其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

自1847年中国民间第一批学子留学美国到辛亥革命爆发，晚清知识界进行了一系列的留学教育活动，主要是洋务时期的官派欧美留学教育以及甲午战争后的日本留学潮。晚清的这两次留学运动对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有着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从高旭的涉日诗歌看晚清中国人的日本观

南社诗人高旭,在20世纪初的留日潮中曾东渡日本留学,他在旅日期间创作了大量与日本相关的诗歌,这些诗歌记述了他在异国生活的见闻、感受,表达了他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也展现了其在晚清知识分子中相当典型的日本观。     

19世纪末中日两国对朝鲜政策探析

19世纪末期,晚清政府已处于日没西山的时期,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迅速崛起并正处于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资本主义的扩张性决定了日本首先将魔爪伸向了朝鲜,从而使中朝宗藩关系受到挑战。此间中日两国对朝鲜的政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与碰撞。没落的清王朝尽管几经挣扎,但也无力维持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最终还是败给了处于殖民侵略扩张行列中的新兴力量日本。     

日伪“清乡”期间的经济掠夺

1941年7月起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汪精卫政府先后对华中、华南部分占领区特别是对沪、宁、杭三角地带以及苏北沿江地区,开展所谓“清乡”活动。本文试就日伪对长江下游清乡期间的经济掠夺作一粗浅论述。实行清乡,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巩固对占领区的统治,摆脱深陷于中国战场的困境,适应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需要,而精心策划的一项战略性措施。1940年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提出,为了“适应于进行持久战,并恢复和增强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所必需的帝国国防力量的机动性”,要在华中、华南和华北“彻底整顿这些占领地区的治安状况”,“彻底开发并获取国防资源。”①根据这一决定,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于1941年1月提出了以长江下游为起点,逐次进行清乡的方案。1941年3月24日,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成立清乡委     

晚清重庆地区的社会动乱与反洋观念的变化

19世纪与清朝统治相对稳定的头两个世纪大不相同,中国在这个世纪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民众暴乱、同列强的四次大战争以及无计其数的小冲突,到20世纪初形成了革命运动。革命运动的顶点是1911年清王朝的覆没。本文拟通过对晚清时期重庆地区反洋性质的变化,阐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四川社会动乱的一般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