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理论视角下的隐喻翻译研究——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英译为例

借助Pragglejaz团队的“隐喻识别程序”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中的隐喻进行分类描述,从认知关联视角切入对各类隐喻翻译进行案例分析。为实现白皮书类外宣文本国际传播的最佳社会效益,最大语境效果、共同的语境假设以及交际传播的目的是译者在实现隐喻跨语际转换时的重要考量准则。     

《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白皮书的国际法理分析

《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白皮书揭示的法律事实蕴含着丰富的国际法理,包括中国先占取得钓鱼岛领土主权、“条约必须信守”捍卫着中国的领土主权、割让和时效理由不能支撑日本的主权主张、“非法行为不产生权利”拒绝日本的领土声索等.白皮书揭示的法律事实也清晰地表明:日本的“无主地先占”主张在国际法上不能成立,其“实际控制”没有达到“有效控制”的国际法要求.中国应积极运用《白皮书》揭示的法律事实及其蕴含的国际法理,驳斥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主张与领土声索,让国际社会认清中日钓鱼岛问题争端的真谛,促进争端的外交解决;同时,中国应继续强化对钓鱼岛及其附属海域的实际控制,为日后时机成熟时争端的法律解决进一步充实国际法理依据.     

贝尔曼理论视阈下外译“红色”小说的“变形倾向”分析——以沙译《新儿女英雄传》为例

法国翻译理论家贝尔曼认为,每一位译者都不可避免地且持续性地受到“民族中心主义”力量的影响,只有对译者的工作进行心理分析,并使译者意识到这些“力量”,才能排除翻译中归化的倾向,形成中立的态度.基于此,以沙译《新儿女英雄传》中的“变形倾向”为例进行分析,以期在一定程度上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错误倾向”有所提醒,对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有所裨益.     

诠释之度与翻译之界——“过度诠释”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翻译与诠释均以意义问题为核心,是融合多方面主客观因素的有机整体.在解构主义的思潮中,翻译与诠释领域出现了“过度翻译”与“过度诠释”的现象.艾柯关于诠释与过度诠释的论述以文本意义为中心,分析诠释过程中“作者意图”、“作品意图”和“读者意图”三者之间的矛盾与联系.这一思想给予翻译研究重要启示.全面系统的翻译研究应以“作品意图”来限制译者诠释的限度,综合考量翻译内外各项主客观因素,避免“过度诠释”对翻译研究产生的消极影响.     

卞之琳“信似译”三原则翻译伦理解析

卞之琳“信似译”三原则中蕴含的翻译伦理一直被国内翻译界忽视.卞之琳提出“信”是为了破除“信达雅”对译者的桎梏以及强调译文需要对原作忠实;提出“译”的目的是破除“直译”“意译”的无谓争论和批判译界为追求译文的美感而对原文内容不忠的不当译风;提出“似”一方面是因为在文学翻译中无法做到译文与原文完全对等,另一方面是因为译文必须满足译入语文化规范的要求.“信”和“译”折射的都是翻译的再现伦理,“似”折射的是翻译的规范伦理,“以似致信”是卞之琳融合2种翻译伦理的方式.     

生态翻译理论视阈下陶渊明诗歌的译例探析

根据生态翻译理论的观点,译者在古诗英译中应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个层面对翻译生态做出适应性的选择和选择性的适应.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在语言层面上进行选择转换,还要使原文的文化内涵和交际意图得以实现.本文依据生态翻译理论对陶渊明诗歌的英译进行分析其在“三维”转换方面的得与失,寻求最佳翻译.     

目的论观照下的公示语翻译原则探析——兼析重庆市公示语英译语用失误

公示语翻译是一个城市的语言景观和形象工程.以功能学派翻译目的论为理论指导框架,对重庆市部分公示语英译语用失误进行分析,并结合在英国伦敦采集到的公示语语料进行比对,提出了“借译”“创译”“不译”“简明”礼貌”等公示语翻译五原则.     

从原语效应与语言迁移看翻译中语境的作用

“原语效应”与语言迁移是翻译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二者既有相似之处又有矛盾的一面,原语效应要求保留原语形式,而语言迁移有时则需要脱离原语形式,避免“死译”、“硬译”.通过对二者的对比探究,寻找解决二者矛盾的途径,即语境.语境是翻译过程中如何选词,如何确定词义的一个最重要的参考,即意义取决于语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根据语境的需要决定是否保留原语形式,进行有效迁移,从而高质量地完成整个翻译过程.     

生态翻译学“十化”视角下文字学术语英译——以K.L.Thern《说文解字叙》译本为例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文本移植。以K. L. Thern《说文解字叙》译本为语料,从生态翻译学角度探索了汉字结构类术语和汉字形体类术语的英译。在生态翻译学视角下部分译名并不能实现文本的成功移植,对此采用“十化”译法进行改译,研究发现：翻译汉字结构类术语采用“原生化”和“补生化”等译法,对语音、语义等进行适应性选择;翻译汉字形体类术语采用“译生化”和“补生化”等译法,易于为读者接受;同时基于“综衡化”原则,提出术语通名的翻译方法,期望译文更好地在译语生态环境中“生存”甚至“长存”。     

英汉互译中的“假朋友”现象探析

翻译中的“假朋友”现象是指在字面意义、语义结构上相似或相同,但含义却截然不同的词汇或表达方式.本文从翻译思维的活动过程、语际转换以及符号学翻译理论等角度对“假朋友”现象进行了解析,并从中西方思维差异和文化差异两个方面分析了英汉互译中“假朋友”现象产生的原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翻译者避免此类现象出现的方法.     

形式主义“文学性观”对文学翻译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意义

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性观”认为文学形式是文学赖以存在的根本,具有特殊的美学价值.这一观点如应用于文学翻译则有特殊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意义,它可以帮助我们对“重意轻形”的翻译传统进行重新审视,本着翻译的“差异性伦理”忠实地传达原文的形式与意旨,同时在翻译实践中对原文的形式予以足够的关注,不轻易牺牲原文的形式,做到文学翻译的形神兼具、形神俱佳.     

对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的思考——谈奈达的“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历来是译学家们争论的焦点.西方译学家奈达博士(Dr·Eugene A·Nida)在60年代曾有过建立翻译科学的设想,试图用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说明翻译问题,但未能取得成功.而后,到了90年代他则断言翻译不是科学,而是艺术.笔者就奈达博士由科学论向艺术论的转变,对翻译的性质进行了理性思考翻译中对“忠实”目标的追求体现了翻译的科学精神,而为实现“忠实”又离不开艺术创造,因此科学性和艺术性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全过程,二者互为补充,缺一不可.     

中国翻译研究中的“转向”

中国翻译研究中出现过两次显著的转向: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语言学转向,及始于20世纪末的文化转向.语言学转向顺应了中国翻译研究“学科化”与“科学化”的需求,是对传统翻译研究经验性、零散性不足的克服;文化转向顺应了中国翻译研究“跨学科”与“拓展”的需求,是对语言学派翻译研究微观性、静态性局限的超越.语言学转向的实质是学科化,文化转向的实质是学科融合,二者都是中国翻译研究在不同阶段所必需经历的过程.     

功能语境视域的《论语》歧义句语内翻译模式研究

语内翻译是典籍翻译过程中一个重要步骤,其对典籍歧义句的处理直接影响最终的翻译质量。在功能语境理论框架内,采用宏观功能语境分析和自下而上的具体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论语·学而篇》第8章“学则不固”的“固”字为例,对《论语》歧义句语内翻译进行研究,探讨可操作的翻译模式。研究发现在歧义句语内翻译过程中进行语境还原,有助消除词汇歧义;研究认为“学则不固”的“固”字应作“固陋”解译。      

澳大利亚汉学家杜博妮的文学翻译思想探析

杜博妮是中国当代翻译史的亲历者和书写者,其汉学研究与文学翻译、翻译研究与翻译教学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她反对充斥翻译学界的“欧洲中心主义”流行话语和宏大叙事,提倡汉英文学翻译研究的“中国中心主义”视角,关注中国翻译活动的特殊性.杜氏提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翻译有“威权命令”和“礼物交换”两种模式,各有其历史功绩和固有缺陷.她呼吁翻译理论家关注翻译生产和译文接受过程中的个人因素,尤其是译者的主体能动性和大众读者的阅读快感.杜氏的理论模式也还存在某些不足,需要对其进行辩证分析.     

意识流文体下译者的翻译策略——接近作者与接近读者

意识流小说作为文学领域的一种特殊文体,译者在对其进行翻译时所选择的翻译策略是不同的.从日渐衰落的“作者中心论”和如今盛行的“读者中心论”的翻译策略方面进行分析,以具有代表性的意识流文学名著《尤利西斯》为例,简要论述这两种翻译策略的优缺点.译者在翻译时应注意处理好作者、作品、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为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译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历史典籍英译的“深度描写”研究——以倪豪士英译《史记》为例

“深度描写”是人类学中普遍使用的强调细节描写和阐释的研究方法,而“深度翻译”是“深度描写”在翻译中的直接体现。本文以倪豪士英译《史记》为例,对作为“深度描写”的翻译研究涵盖的四个层次:翻译事件本身、译者的翻译动机、翻译决策和社会文化语境、对本研究的反思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深度描写”的翻译方法对中国历史典籍的外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晚清小说翻译的文学现代性

受西方线性发展史观的影响,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将中国文学现代性“五四起源”合法化,缺乏对晚清文学尤其是小说翻译进行多维度分析.基于对线性史观的解构性反思,深入考究晚清小说翻译文学体裁、文学主题、文学语言等方面,进而系统分析晚清小说翻译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发现晚清小说翻译在“前现代”语境中已经具备了诸多现代性特征,对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意义匪浅.     

形式即内容——“五失本三不易”中的语言哲学

重意轻言、重质轻文一直是先秦语言哲学的主流,对佛经翻译理论有深远的影响.从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中可以推断出,“本”是指原文内容,道安认为形式即“本”(内容),主张“案本而传”的“质派”译文,并讨论了翻译中可能涉及的形式损失.“形式即内容”的语言哲学体现了佛经翻译对内容的终极追求.     

庞德中诗创意英译中的“种子移植”

基于Susan Bassnett的“种子移植”概念,认为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诗歌是可译的,反对“诗歌是在翻译中丢失的东西”的论断.通过分析《华夏集》中的具体实例,认为庞德在中诗翻译中对原诗的情感种子和意象种子都较好地实现了“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