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什克腾旗祭祀活动——祭敖包

祭祀是人们供奉神灵的仪式，人们试图以祭祀的方式引起神灵的感应，唤起它对于人间灾难、疾病的同情，并对人们给予救助，帮助人间摆脱疾病、灾难，祈求庄稼大丰收，保佑家人出入平安。     

祭祀仪式活动中村落关系的构建与变迁——以湖北省仙桃市西流河镇罐子湾为例

祭祀仪式作为一种伴随着人们生产生活而产生的文化现象,是村民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维系村落居民关系的重要纽带。湖北省仙桃市西流河镇罐子湾的祭祀仪式可分为祖先祭祀仪式和神灵祭祀仪式。这些祭祀仪式体现了罐子湾的村民关系通过集体祭祀、物品互赠、村落互助得以构建。时代变迁中祭祀仪式的转变对村民关系产生的影响,表明祭祀仪式依然是村落关系构建的重要方式之一。     

论城隍神信仰

唐文宗开成年间,睦州刺史吕述认为,城隍神合于八蜡中所祭的坊与水庸。(见宋赵与时《宾退录》卷八)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周代,每年十二月,人们都要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祭祀八种与农事有关的神灵,酬谢他们在这一年中对农事的功劳,并兼有祈求他们在来年里更好地保佑人们获得丰收之意。这种祭祀活动,就叫“八蜡”,或简称“蜡”。所祭祀的八种神灵中,其六为坊,其七为水庸。     

《周易》古经“孚”字解

《周易》古经中出现频率甚高的“孚”字过去曾有多种解释，本文认为前人对此字的解释是不妥当的，“孚”是一个通假字，其本字为“朋”。“报”乃是一种向神灵敬供饮食的祭祀。在占卜之时，若给神灵敬供饮食，神灵方肯告诉人吉凶，并保佑人吉利。     

汉武帝时神仙方术思想笼罩下的郊祀歌创作

阴阳五行思想是汉代社会思想的主干,《郊祀歌》十九章出现于这样的社会思想氛围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按照《郊祀歌》的祭祀对象和思想内容,将之分成＂天道＂和＂人事＂两大部分,认为两部分的结合,正是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在祭祀礼仪中的具体实践。这组诗歌的中心内容主要是描述汉武帝治下社会经济的发达和国家的强盛,显示武帝的雄才大略,以此向神灵昭告,希望得到上天眷顾,达到长生成仙的目的。《郊祀歌》在整齐排比以往神灵传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时代的影响和个人的情感,成为现在我们了解汉代思想的绝好文本。     

《诗经》祭祀诗中的祭品

祭祀是先秦时期的一项重要活动 ,《诗经》中有许多写祭祀的诗篇。在《诗经》的祭祀诗中 ,当时的人们在充满虔敬的心情中 ,把酒醴、牛羊、植物等祭品奉献给上帝和先祖 ,期盼着他们降下福禄。祭品的不同 ,不仅反映了不同部族的生活习俗 ,传达了农业文明对中华民族的巨大意义 ,并暗示了礼的起源。剖析这些献给神灵的祭品 ,为解读当时社会的典章制度、生活习俗提供了许多例证 ,能深入到民族原始心理的深层 ,站到《诗经》的时代去理解《诗经》。     

热贡地区土族“六月会”祭祀活动的仪式分析——以同仁县尕沙日村为个案

青海同仁地区的土族和藏族村庄在每年农历六月份都举办规模盛大的集体性祭祀活动“六月会”。在具体的举办过程中,大多数村落都存在全村同祭神灵和邻近几村合祭神灵的形式。本文从共时性的视角,依据杜尔干和拉德克利夫一布朗的宗教人类学理论对“六月会”仪式的社会整合功能展开分析,提出“六月会”祭祀圈的概念,并在村落和村际两个层面上,揭示了其对社区共同体的整体团结和内部结构的巩固、维系作用。     

知人论世：韩婴诗学的再解读

韩婴诗学不仅在汉初得列官学，而且有《韩诗外传》存世。关于《韩诗外传》著述性质的讨论，无论是司马迁的“推《诗》之意”,还是班固的“推诗人之意”,关注点均在文本意义上的诗学层次，而不是发挥诗义方式上的诗学层次。“诗”与“诗人”的一字之差，其实体现了司马迁与班固在各自经学观下对《韩诗外传》的不同理解，可视为探讨《韩诗外传》相关问题的学术参照。只有着眼于韩婴其人及其诗学系统，将之放在区域文化史背景下作深入分析，才能更加客观地评论《韩诗外传》,并充分认识韩婴诗学的学术价值与历史地位。韩婴质朴的学术品格、分明的处事风格，以及包括诗学传统在内的燕赵地域文化的滋养，对《韩诗外传》的命名、特点、传播等诸多方面确实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孔子祭祀思想的现代人文价值——从“祭如在”谈起

孔子思想视域中的祭祀活动本质上是一种人文教化。所祭之神本质上不是外在的神灵,而是人类自我心中的神性。祭祀的过程实质是对人性崇高的一种心灵追寻,祭祀只是这种追寻的一种方式与过程。现代人缺少的是这种心灵的祭祀,这是孔子祭祀思想的现代人文价值所在。     

《韩诗外传》与《荀子》用《诗》之异同

前人多笼统言说《韩诗外传》与《荀子》之间的诗学关系,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以《韩诗外传》和《荀子》所用之“诗”较多相同为证据,推论二者在《诗》传上之关系等问题。而通过对《苟子》与《韩诗外传》在同一语境下用《诗》情况的微观考察可见,《韩诗外传》用《诗》与《荀子》大异而小同。同时,就著作目的而言,《荀子》为立说而用《诗》,《韩诗外传》为解诗而引事、引理。而就具体每一处用《诗》来说,《韩诗外传》与《荀子》类似,体现出以诗证事、以诗证理的特征。     

论《白虎通义》的生态神学思想

《白虎通义》的生态神学思想把自然之天、伦理之天和神灵之天糅合在一起,三位一体。《白虎通义》把自然现象拟人化,尤其是把自然变异说成是天意的突出表现,具有神学色彩和道德的属性;另一方面,《白虎通义》又把社会关系神秘化,赋予社会现象以神学含义。《白虎通义》将自然现象与社会人事相比附,天人感应,是一种神学目的论,同时也蕴含着一种朴素的的生态伦理思想。     

以羊替牛

古时候，人们每到一定的日子，都要在祠庙里举行一种祭祀仪式，以表示对神灵的虔诚、求得神灵的庇佑，这种祭祀仪式叫“祭钟”。每逢祭钟时，不是要杀一头牛，就是要杀一只羊，然后将牛的头或者羊的头用大木盘子盛放在祭神的供桌上，人们就站在供桌前祈祷。     

临卦的文化意涵与生命关怀

临卦的卦辞虽然简单，但是表达相当清晰，“元亨利贞”表达君王每年的例行祭祀，显示祭祀仍是国家大事，在君权神授的观念下，君王率领众臣与百姓来祭拜神灵，是延续古老信仰而来的宗教行为。后半段的“至于八月有凶”则指出祭祀已非万能有效的方法，君王或人民要能与神灵感应相通，绝不能只仰赖祭祀，祭祀当然还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君王与人民的忧患意识，恐惧天命的消逝将可能带来的灾祸，要有事先的预防与对应的行动，必须先从自身的道德与行为进行调整与提升，以慎德与敬德的自觉来作为生活与政事实践的指导原则。临卦爻辞的六临，是六种神人交感的模式，与天命的忧患意识更为紧密相关。初九是最佳的模式，六三是较差的模式。天人之间贵在无心而感与自然而化，肯定天命而又不被天命所束缚，感无不应，应无不化，一切顺乎心志就能合乎天性。最坏的状况是感而不应，神人之间天命不通，此时君王与人民会产生忧虑，不能不主动去面对以及思索解决之道，此种忧患意识也是回到自我心性的调整与转化上。     

楚国巫觋的凭灵与脱魂现象

一在楚国的神话与宗教中,人和神分别处在两个隔离的世界,人和神的沟通是由巫觋来完成的。沟通人神是楚国巫觋最基本的职能。楚国巫觋是怎样沟通人神,怎样与神灵打交道的呢?目前楚学界流行的观点是:巫觋与神灵打交道的手段有两种,一是祭祀,二是占卜。祭祀是通过向神灵献祭的方式取悦神灵,从而达到与神灵沟通的目的;占卜的神力来源于占卜所使用的工具,这些工     

论《新序》、《说苑》材料加工的特点——以引《诗》为例

在《新序》、《说苑》中，有引《诗》者一百零二章，其中有近五十处据《韩诗外传》而引。文章通过把这近五十处引《诗》与《韩诗外传》的原文进行比对，分析了刘向《新序》、《说苑》材料加工的特点。     

青海地区二郎神信仰流布及祭祀仪式考察

二郎神是青海民间信仰体系中的一位重要神灵,深受藏、汉、土等民族的崇奉。作为青海多元宗教文化中的个案,二郎神信仰具有庙宇建筑和祭祀巡游等诸多元素,又以请神巡乡、祭祀飨神、获取神谕及送神构成的"六月会"为精粹,生动表现出该信仰的形式与内涵:"拉哇"代表神灵作为主体,民众通过军舞或神舞构成神会的整体内容,以不同角度展现神灵与民众的互动形式。二郎神信仰在历史的长河中为民众所传承,又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发生演变,体现出多民族融合发展过程中以信仰为载体的文化交流方式。     

甘肃藏、汉民族共有的"拉扎"节及其功能研究

"拉扎"意即欢庆,是甘肃中南部汉、藏民族的传统节日,主要是为欢庆丰收、祭祀神灵而过的节日."拉扎"有 "奉粮把"、"迎神下架"、"送神上架"与"跳拉扎"仪式,并有教化、规范、维系、调节等功能.     

清代荆州城市祭祀空间考察

清代荆州城市祭祀分为官方祭祀和民间祭祀。清代官方对祭祀背后所承载的神灵认同十分重视。在政治的场域中,祭祀空间主要开展以祭天地、祭历代帝王为主的祭祀活动;在城市生活的场域中,民间庙宇和祭祠是民众的主要祭祀场所。     

试论藏族的“鄂博”祭祀文化

试论藏族的“鄂博”祭祀文化陈玮在我国藏族聚居地区，无论是农区还是牧区的山顶路口常常可以看见一种特殊的用来祭祀神灵的宗教活动场所，其中心是人工垒起的石头堆，有的高不足１米，周长不足２米，也有的高数米，周长几米乃至十几米，上面插有嘛呢箭杆，箭杆上又挂有经...     

三星堆青铜直目人面像的历史文化意义研究

由巴蜀古吏和古蜀族群的相关神话，可以认为三星堆发现的青铜直目人面像是人类对远古时期特殊历史阶段的记忆，是神话、历史和宗教的混合物，既是对烛龙神话和蜀王传说的历史记忆，也是原始图腾和宗教祭祀的遗沉，融合了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神灵崇拜和自然崇拜的多重文化内涵，在以祖先崇拜和神灵崇拜为主旨的同时，又保留了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的某些原始意味，展示了人类从自然崇拜向拟人形态的社会神崇拜过渡的中间形态所应有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