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中国文化境域中的困境

基督教传入中国如果从唐代算起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虽然基督教在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宗教,但从总体上来说,如果和佛教传入中国相比,基督教在中国的传入并不太顺利.直到今天基督教作为一个来自西方的宗教,始终未能很好地融入中国社会,在宗教的理论上也没有很好地完成与本土文化的结合与创新.这里原因何在?本文仅从明清之际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所遭遇的问题与困境出发,分析基督教在中国文化境域中所面临的挑战,说明基督教如果要在中国的文化境域中得到发展,与其他宗教和睦相处,就必须在理论上有所创新.     

宗教的镜像阐释:当代西方宗教电影的深度与样态

电影成为当代宗教文化的一种新的表现形态,由于"宗教性"的难以界定,"宗教电影"的范围在无形中被扩大了.当代宗教现实题材电影的叙事主题和宗教拷问主要表现在,对"上帝之城"的神圣与信仰的背叛、宗教信仰与现代社会发展的碰撞与摩擦、基督教文明与土著文化的对立与融合、信仰与理性、宗教与科学的对立等的探讨.宗教现实题材电影的叙事策略与形态呈现则主要是,表现具有争议性的鲜明的宗教批判主题、宗教与现代社会发展冲突化解的悲情主义与浪漫主义倾向、宗教意识形态的历史重现和幻灭、神秘与诡异的科幻色彩等.本文认为,西方宗教题材电影已经以其强烈的宗教性、深刻的思想性,而成为世界电影史上一个独特的电影类型.     

基督教之文化观浅识

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基督教特别注重"启示".从基督教启示观这一视角下,透视基督教对文化的态度和评价,分析基督教信仰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而可以得到一些关于基督教文化观的认识.     

冲突与促进:十九世纪时基督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及其影响

19世纪时,中国各地教案迭起,民教纠纷不断发生,引发强烈的政治冲突;西方传教士热衷在中国办学,传播宗教知识和科学文化知识,与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四书五经大相径庭,引发文化教育上的冲突;民间涌现反洋教宣传,抨击基督教为"异端邪说",表现出中国传统儒学与基督教两种异质文化在观念形态上的冲突.这些冲突之所以出现,与19世纪基督教的传教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有直接关系,更与基督教教义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天然差异、基督教的侵略性、中国民众保护传统文化的民族意识等有深刻关系.这些冲突的客观结果是促进了中西文化的融合,改变了民众的传统观念,也促进了基督教内部爱国自立运动的兴起乃至中国基督教自身的变化.     

神秘主义文化与神秘主义文学--伊斯兰文化与中国当代西部文学论之一

非理性是神秘主义的本质特征 ,而神秘主义的高级阶段和成熟形态是宗教神秘主义。在世界三大宗教中 ,神秘主义思想在伊斯兰教中比在基督教和佛教中更具有主流色彩和世俗意义。由于历史的、文化的原因 ,伊斯兰文化的神秘主义精神与中国当代西部文学有着互动性的、对话式的关系。本文拟从中国西部的自然人文景观给文学提供的创作生成资源和环境、大而化之的整体式把握的创作致思方式、注重“静”和“空”的艺术表现效能以及由此生发的“孤独”的审美境界这三个层面 ,解析中国当代西部文学与伊斯兰文化的神秘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基督教文化影响

基督教文化已对当代中国的文学创作发生了影响,但中国作家在接受基督教文化的价值立场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其相关创作由此产生了艺术审美效应方面的根本差异.本文将中国当代文学对基督教文化的接受划分为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接受、以文化价值为中心的接受、以信仰为中心的接受三种基本模式,并对这三种模式的代表作家作品、整体艺术成就及缺憾做了分析与讨论.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基督教文化因素

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是在中国作家的自觉接受下发生的.其目的是借用其宗教信仰、人格道德、博爱精神来启蒙人心.相反,基督教的宗教观念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已十分淡漠.     

农村基督教信仰中的非理性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后,基督教在中国尤其是农村地区迅速发展,对农村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农村特殊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基督教在中国农村的发展存在着多方面的非理性。为了消除这些非理性,促进西方宗教在中国健康发展,笔者从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基督教之文化观浅识

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基督教特别注重“启示”。从基督教启示观这一视角下,透视基督教对文化的态度和评价,分析基督教信仰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而可以得到一些关于基督教文化观的认识。     

基督教文化对中国话剧的影响

精神意义上的基督教文化, 是部分中国话剧作家的思想文化资源之一。１． 基督教文化对中国早期话剧的影响, 集中在话剧形式： 只说不唱的演法, 与话剧观念： 追求真实的、生活化的表演观念与方法两个方面。２． 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现代话剧的影响, 比较广泛。这时的翻译者、改编者, 从注视与基督教文化有关的剧本, 过渡到注视圣经题材剧。使中国既出现了一批反基督教精神的作品,也出现了一批客观上有助阐明基督教精神的作品。３． 现代剧作家经历了一个从注视与基督教文化有关的剧本, 到注视基督教文化内涵的变化过程。基督教文化与中国话剧的“汇合”, 成为中国话剧蜕变、发展的一个条件, 也使中国话剧剧作更加多彩     

宗教的兴衰不遵循市场法则——与《信仰的法则》作者商榷

《信仰的法则》作者创造性地将经济学研究进路应用于宗教研究,注重从宗教自身入手来探讨宗教信仰的变化,为宗教的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范式,即宗教市场论.尽管此范式对当代美国的宗教复兴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然而,就清季民初与改革开放以来安徽民众信仰基督教的动机与行为表现、基督教会及其所提供的“宗教产品”、“市场区位”与基督教的发展等方面的情形来看,宗教的兴衰并不遵循市场法则.宗教市场论的科学性与普适性值得商榷,其缺陷主要在于忽视了社会结构与历史文化因素对宗教发展至关重要的影响.     

汉语言哲学思想的超越取向--对文化基督徒现象之分析

这些年来大陆学界出现了所谓的"文化基督徒现象".这一现象意味着什么,已在汉语言哲学思想界展开了讨论.笔者认为"文化基督徒"现象不可简单地看做是基督教在中国发展中出现的宗教现象,而应看做是中国文化在多元文化对话的格局中出现的一种超越的转折的文化现象.     

龙与鸽子——中国的民族-国权主义与天主-基督宗教

分析了中国历史与文化中的民族主义与国权主义的关系后可以发现,仅仅用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无法解释当代一些现象;而从先秦直至当代,国权主义观念已经渗入并主导了民族主义观念,其象征就是皇帝专用的"龙"这一符号.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的天主教和新教教会一直按照政府要求宣传爱国主义,历史上也可与民族主义并存,但基督宗教的本质与国权主义的距离,正如鸽子与龙的距离一样.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和平象征的鸽子,更能代表中国人"以和为贵"的民族特征.     

宗教文献翻译与外来宗教文化在中国

本文概述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佛教与基督教文献翻译,回顾了翻译在这两大宗教进入中国文化后的表现,从宏观文化背景及微观文化背景两个角度剖析翻译与佛教在中国的接受和对基督教在中国的拒绝之间的关系,论证翻译在一定文化背景影响下对文化传入的反作用。     

略论女性领导者的基本素质和领导风格

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基督教特别注重"启示".从基督教启示观这一视角下,透视基督教对文化的态度和评价,分析基督教信仰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而可以得到一些关于基督教文化观的认识.     

对话：宗教文化不平衡与平衡共生辩证发展——以羌族释比文化与道教、基督教对话为案例

羌族释比文化的基础是万物有灵与自然崇拜,它与发展成熟的汉族宗教文化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发生着横向不平衡的共生关系。在近百年的全球化进程中,羌族释比文化亲和汉文化,对话西方基督教文化。以对话作为自我价值实现的生态环境与生存机制,在不平衡的对话中守护与建构、体认与再生。形成了与他者宗教文化的辩证平衡发展。这是羌族宗教文化的历史、重建、发展的特征。对于全球化多元宗教文化和谐发展与共享,提供了一个多元宗教文化共生、共享发展的案例。     

中国和平文化

世界和平是全球化的当代国际关系所共同关注和倡导的重要价值观之一。中国和平文化源远流长、丰富深厚 ,无论是儒家、墨家、道家、兵家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 ,还是中国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这五大宗教 ,都可为倡导和平提供宝贵的思想文化资源。     

美国亚洲学会年会中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

美国亚洲学会年会是世界上研究亚洲历史文化的最大规模的学术会议。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也是年会持续关注的问题。本文从学术史的角度梳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亚洲年会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成果。首先对1996年到2012年的16次年会中涉及中国基督教史的论文进行量化分析,归纳了这一研究的各类数据。然后,分别在"处境化"、"本土化"及"当代化"三个视域中,考察了这些研究对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基督教历史以及1949年后中国基督教得到的新认识。最后总结了年会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所具有的研究视角多元、资料来源多样性以及跨学科方法等特点,并认为年会的中国基督教研究成果摆脱"就中国论中国"的模式,而在全球视域中研究中国基督教史的方法对中国学者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昭通市农村基督教问题实证研究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本理论,为我国宗教的社会存在指出了方向.昭通市农村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体现出农村社会的特点,其拓展态势是诸多现实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基督教的存在对昭通农村社会具有两方面的作用.加快散居民族地区脱贫步伐,保证宗教政策的贯彻执行,注重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农村基督教存在与社会相协调的不二途径.     

政治话语:基督教文化在新中国文学30年中的基本质态

基督教文化因素,并未在1949-1979年间中国大陆文学中销声匿迹,只是基督教文化在现代汉语文学建构中的话语方式,随着社会历史语境的变迁发生了深刻变化,从20世纪上半叶的伦理话语转向政治话语,再由政治话语演变为文学修辞.新中国文学30年中的基督教文化因素,在特定时期和特定的个人心性中,还程度不一地发挥着信仰改塑、苦难担当、灵魂救赎和文化政治的功能,其存在方式也更为内在、更加隐蔽.它对新中国文学修辞和文学意义的丰富产生过积极的作用,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想象中透露出独特的宗教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