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     

“自我”与“他者”审美歧途中的“湘西形象”

中国文学中的“湘西形象”是一个独特的文化与文学现象,表现出多重美学样态。其中民俗传奇的“湘西形象”中却呈现出一种二元对立态势,深刻的体现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审美歧途。沈从文对湘西乡土的诗意呈现、对湘西子民生存形态的展示实现了对湘西最为成功的“自我塑形”。其作品中浪漫与诗意的民俗湘西形象背后蕴藏着深邃的价值核心,即对于人性的洞察与展现。而当代网络文学中的“湘西形象”书写则表现出一种“他者”视角下,对湘西民间秘闻、诡魅习俗的猎奇演绎与神秘文化趣味,其众多文本刻意塑造出“鬼魅幻象”式的湘西形象,这无疑是对“湘西形象”的一种单向度的书写与审美。     

《光明日报》“文艺生活”周刊的新诗、旧诗论辩

“新文学”的崛起,在诗歌领域迫使诗词歌赋等文体形式成为“旧文学”,并使新诗、旧诗群体分处于某种“朝”/“野”之别的体制格局中。然而,1949年后“政治”形势的变化,使旧诗群体向新诗群体发起了有关合法性与文学资源的论辩。伴随着现代/传统、民族/欧化、革命/反革命等历史叙述的借用与挪用,双方展开了激烈论辩。论辩虽以毛泽东的权威意见作结,但却鲜活地折射了建国初期不同文学成分之间的竞争、妥协以及文学史内在的深刻不安。     

鲁迅的革命叙事：革命与复仇的张力

复仇意识是鲁迅独特生命气质与存在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反抗非正当的生命境遇确立其作为人而非奴隶性存在的证明,也是鲁迅意欲构造国人新的精神与人格的切入路径之一。鲁迅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革命叙事,复仇被纳入其中。鲁迅的革命叙事一方面是书写革命运动被造反、个人复仇等动机混淆造成的失败;另一方面是呈现高渺的革命理念在真实的牺牲之痛与仇恨感、虚无感中的坠落。鲁迅在自然论与道义论叙事眼光之间犹疑,其革命叙事所呈现的道德困境和悖论正是后起的革命文学所用力弥合之处。在鲁迅的革命叙事中被点到为止的“处境的劣,即道德的善”命题,被后起的革命文学组织成为其革命话语的一部分而被权威化。     

文化研究的三道难题 ——以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为例

在中国大陆,作为一种成规模的学术和思想运动,文化研究是在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才真正开展起来 ,到2004年,形成了一股“文化研究热”。这个“热”至今仍在延续。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学术/学院体制运转的需要,二是社会现实的刺激。而后者在一定意义上更为重要,并且比较复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上海,文化研究的研究、教学和与之配套的学院建制活动相继展开。2001年,上海大学成立了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这是中国大陆第一个文化研究机构。其后的4年间,上海各大学陆续建立了类似的研究机构。这些机构吸收了来自文学、历史、社会学、人类学、传媒研究、电影研究等方面的有志于文化研究的学者。其人员亦互有交叉。在这些研究活动进展过程中引发了一系列具体实践和理论思考的困难。首先是文化研究与现有大学体制之间关系的问题。文化研究是反体制的,但是中国现有的体制又无法改变,所以在硬着头皮挤入现行大学体制的同时,尽可能开拓和保持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为此,将“当代支配性文化的生产机制”,以及这个文化与那一段“社会主义”历史的相互生产的关系,确定为今日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用“双线”来勾勒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它既是“批判性分析”,也是“促进性介入”,借用一对1950年代的政治概念,既是“破”,也是“立”,二者互为条件,相伴共生。其次是文化研究在不排除关注城市文化的同时,如何将关注的目光转向农村,从而解决文化研究教学与社会改良之间的关系。最后是保持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中土特质,关键一点自然是直面当代中国人的活生生的日常经验,并汲取中国革命的思想和实践历史的丰富资源。也就是直面日常的生活感受,承继“中国革命”的丰富记忆,追究现实内部的压迫性结构。     

“出走”与“走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进程

海外华文文学产生于华人“有来无回”的“出走”,而其前途和价值在于“落地生根”而非“叶落归根”。“落叶归根”联系着中国人的传统心态和人生,“落地生根”则反映出海外华人社会在地化的成熟。前者会有浓厚甚至鲜明的“中国性”,后者则有着独特而复杂的“本土性”。而百年海外华文文学是在不断地走出“中国性”、走出“本土性”的历史进程中走向中华民族文学的新形态,更走向文学的新境界。这种“出走”与“走出”构成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百年历程。将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分成三个历史时期,考察其“中国性”、“本土性”等的产生和走出“中国性”、“本土性”等依附的努力,能够更切实地把握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与价值。      

“科学化”与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兴起

20世纪初,随着西方“科学”的传播及学术知识领域的“泛科学化”趋势,中国史家以新的“科学”观念观照中国旧史,发出“中国无史论”,倡导“史学革命”,并以“科学”为标准提出建设近代“新史学”的主张,为中国近代史学变革明确了方向。     

论晚明文人生活美学的“闲趣”

中国古代生活美学在晚明发展成熟。“趣”作为晚明文人生活美学的一个重要观念,与“闲”密不可分。晚明文人的“身闲”转向令“趣”更多与人的感性生命相连,形成融欲望、情感、道德于一体的个体趣味。晚明文人生活美学的“闲趣”,既有偏重世俗享乐、纵情极意的一面,又有超尘绝俗,寻求心灵宁静的另一面,这两个层面相互渗透,展现了雅俗交融的晚明美学趣味;并且,这两个层面的趣味实质都指向“真”,忠实于肉身与精神的真实感受,是晚明文人对传统美学趣味观的一次革命,也深刻反映了文人在发达的物质文化中的沉迷与反思。     

中国现代思想史解释模式与革命史观的变迁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泽厚提出中国近现代史是“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以后,中国史学界对近代以来“造反有理”的革命史观进行反思,以新启蒙话语接续“开民智”;随着90年代初“反激进论”成为压倒性优势,现代化的路向由“破旧立新”转向“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此后反思“现代性”以思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自性”的维度,视角再度转向晚近“传统”,以扬弃革命史观中的合理因素与糟粕。经过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中国现代思想史解释模式由革命史叙事到现代化叙事,进而转向现代性叙事,革命史观的消解与现代性史观的形成直接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界议题和热点的转移。     

《诗经》重释与“五四”新文学观的建立

“五四”学人对《诗经》的现代解释,与新文学的设计思路有关：一方面将《诗经》从传统“经学”中独立出来,祛除文学对经学伦理的依附,否定“文以载道”,倡导“文学”是表现人内心情感的艺术;另一方面将白话文学的历史源头追溯至《国风》,为新文学找到强大的历史根据,使“以白话为文学正宗”的文学理念获得合法性。这是从传统文化的内部瓦解传统文学观的尝试,展示了中国本土资源对新文学的促进。 但在重释时存有“尽欲甚解”与“不求甚解”的分歧,表明“五四”学人内部对“文学”的理解也有差异性。      

80年代以来台湾“本土化”政策评析

自20世纪80年代末李登辉主政台湾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推行台湾的“本土化”、“台湾化”政策,鼓吹所谓的“台湾意识”和“台湾精神”,标榜“新台湾人主义”,妄图以此在心灵上改造台湾人民,淡化台湾同胞对中国大陆的认同,由此实现所谓的“去中国化”,谋求台湾的独立地位。无疑，这种“去中国化”的台湾“本土化”行径将严重影响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     

关注“幸福”何为？

“幸福”是近年中国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是国际社会颇为关注的对象。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却往往被忽视。实际上,对“幸福”和“幸福感”的关注常常与价值观危机密切相关。资本主义常常将“幸福”划定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尤其是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实际上幸福也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当代中国的幸福观经历了两个差异极大的发展阶段,对当代中国幸福观问题的讨论理应将之置于现代中国/革命中国的历史脉络中进行考察。     

林语堂与现代中国的语文运动

1920年代,西方语言学科班出身的林语堂,语言学家身份逐渐退隐,几乎彻底转入文学领域,成为世所熟悉的小品文作家。林氏在两个身份之间徘徊、转移,全面参与了包括白话文运动、汉语拼音运动、国语统一运动在内的现代中国的语文运动。林语堂倡导汉字与罗马字通约并行,并将追求“一等文学”作为文学革命的主要目标,而非偏执于白话与文言之争。他与传统小学大师章太炎弟子周作人文字、文学观念的投契,为〖JP〗审视现代中国的语文运动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即具世界主义色彩的西洋语文观念如何与从民族主义出发的中国语文思想之现代创构合流。林语堂作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方言调查会主席主持《歌谣》的方言调查,并参加“数人会”,拟定“国语罗马字”,贡献卓荦。但中国当时建设现代语言学的专业环境缺失,语言学家内部就“革命”与否又分歧不断,这都冷却了林氏的语言学热情,而激发他与《语丝》文学团体趋近,促成了他的转型。     

除了“阐释”，文学理论还能干什么？

“阐释”是对既有文学现象和理论现象的解释,是文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研究方法。“文化诗学”和“文学理论的批评化”的实质都是对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进行“阐释”。避免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学现象进行“强制阐释”,追求“对话性阐释”、“适度阐释”是文论界的共识。“阐释”的过程中虽然也会有理论观点和理论态度,但“阐释”的侧重点却不在于面对纷繁的文学现象提出新的理论话题。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危机并不仅仅在于“强制阐释”,而在于“阐释”本身。对“阐释”的较多关注,对新的理论建构的有意回避,是导致文学理论研究缺乏个性和创新的重要原因。     

严复晚年回观传统文化问题再探讨

受中外大变局的影响，严复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而全面的回观。他主张用西方文化的“新式机器”去“发掘淘炼”中国传统文化，使“四书五经”发出新的生机，将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结合起来，使孔孟之道具有现代意义。严复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观，符合传统文化释放规律和个人思想发展的逻辑理路，说他晚年尽弃西学、复古倒退，于情于理都是不妥当的。     

沈从文与他笔下的湘西世界——从文化比较的角度看沈从文文学作品的独特性

沈从文为世人第一次完整生动地塑造了一个神奇、浪漫、多情的湘西世界,从而也为中国的新文学开辟了一个新声部。湘西的文化特征和沈从文的文化秉赋是一种杂糅了当地的多种文化因素而又以楚巫文化为主的文化。沈从文的作品之所以至今仍“缺乏应有的理解”并且“始终与并世同行成就少共同处”,就因为他以现代的美学观念对家乡的独特的人生形式和生命形态作出了苦苦的追寻与思索。     

章太炎的近代祛魅与价值理性

在章太炎变化复杂的思想中,有一条类似于现代“祛魅”的用“自然”和“唯识”拒绝、颠覆东西方各种“超自然”实体的理性主线。这条理性主线并没有走向现代性的“工具理性”,而是迈向了“价值理性”之路,为获得革命的主体而首先进行的主体道德建构之路,人从“超自然”中、从自然性和非自性中解放出来的独立、自立之路。     

创新立国战略导论

中国的长远发展目标是,到2050年力求“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其内涵,自然包括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创新国家”。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严峻地摆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中国欲建成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和21世纪国内面临的两大挑战--以劳动力为代表的要素供给格局的改变和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的挑战,要求必须转变传统发展战略。同时,全球新技术革命、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化和注重人的自身发展的三大潮流,也要求必须实施创新立国战略。“创新立国战略”,包括“企业层面创新”,但不限于“企业层面创新”;还包括“产业层面创新”,但不限于“产业层面创新”;更包括“国家层面创新”,但也不限于“国家层面创新”。这是一个涵盖国家、产业、企业三个层面在内的创新体系。更重要的是,其不仅涉及“技术自主创新”,更涉及“制度创新”问题,包括创新型人才体制、创新型教育体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以及相关配套的经济体制等。基于上述分析,可提出包括“一个顶层”、“三架横梁”和“四根立柱”在内的完整的创新立国战略体系。     

生育水平下降的“实在空间”与“观念空间”

中国“人口瓶颈”的消除并非是把人口稳定在15亿左右,而在于实施“人口负增长战略”,分三阶段将人口总量降至3-4亿的小规模态。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下降既有其“实在空间”---“尺度空间”、“结构空间”、“政策空间”和“比较空间”,又有其通过提高认知在较大程度上可消解的“观念空间”。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发展问题和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口问题;可持续发展需要一个与环境保持低位均衡的“小人口”,而非能为土地生产力支持的“适度人口”;人口数量控制对年龄结构调整的优先性是层级-尺度理论的规定;市场并非万能的,而需要具有约束力的计划生育;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并不必然与“政策挤压”形成的狭小“生育空间”相联系;稳定低生育水平不是“东稳西降”,而必须“东西同降”。     

近现代“文艺”概念在中国和日本的双程流传

“文艺”概念经历了一个从汉语到日语再返回汉语的传播过程。清末民初时期,其现代含义在日本确立之后影响了中国。在日本,中江兆民译《维氏美学》之后,“艺”的指涉逐步由“技艺”转变为“艺术”,广义“文艺”的含义也相应确立;20世纪初文学批评界对文学艺术属性的提倡催生了狭义上的“文艺”,并且与“文学”重合。在中国,杂志栏目与文艺理论的输入在两个维度上规定了狭义“文艺”的含义,白话文运动对“新文艺”的提倡普及了现代“文艺”的外延,“文艺”和“文学”的重叠也伴随着“文艺思潮”概念同步输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