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视野下侗族大歌音乐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

＂侗族大歌＂已经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结构框架浑然有趣,多声形态绚丽多彩,合唱技艺出神入化。作为植入民间的多声部歌曲,能够完整保存,这与侗族地区特定的歌师、歌头、歌班、歌俗等传统制度的人类学背景有密切关系。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来看,＂侗族大歌＂又是侗族传统社区整体＂文化场＂的记录和再现,是活态流动的存在,作为侗族人民在历史长河中创造而成的音乐文化遗产,它呈现出的非物质性,具有多样性的价值,包括：历史价值、精神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教育价值、经济价值。这些价值与侗族传统社区人群的存在与发展紧密联系,互动互存,从而形成侗族大歌传承与保护的独自特点。文章从人类学视角,分析＂侗族大歌＂传统内部的传承保护机制,分析在社会文化生境不断变迁的今天,如何对以侗族大歌为代表的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保护。     

侗族“款”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发掘构想——以贵州三穗款场为中心

［摘要］在北部侗族地区,随着鼓楼、花桥、侗族大歌等侗族标志性符号的丧失,人们逐渐失去了族群记忆的文化依托。三穗款场是整个侗族地区唯一明确以“款场”作为地名的的乡村集镇,承载着侗族北部地区侗人对款文化的全部记忆。以三穗款场为中心,建立“款文化空间区”,对款文化遗产资源进行深入发掘与保护,必然会推动侗族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唤醒北部侗族地区日益淡漠的族群认同意识,从而促进地区文化与经济的共生与共荣。     

黔东南黎从榕地区侗族大歌田野调查与研究

对黔东南黎从榕地区侗族情歌音乐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从多种形式举例分析了侗族大歌的音乐特征,并指出侗族大歌音乐文化作为我国民族音乐文化殿堂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应促进侗族大歌音乐从田野走向社会,进一步提高音乐文化的研究层次,实现传承与发展的有机结合。     

浅谈侗族大歌的传承与发展

侗族大歌虽已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侗族大歌的传承与发展面临着许多问题。可从侗族大歌与现代化教育相结合,利用因特网、手机彩铃等现代手段以及比赛方式等来宣传、推广、传承和发展侗族大歌,进而积极推进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     

南侗“鼓楼对歌”文化模式的历史考察

侗族大歌于明代之前,就以正式的鼓楼对唱形式出现在南部侗族聚居区域,从古到今始终履行着传承民族文化的功能。鼓楼对歌形式可以分为"请姑娘"和"吃相思"两种形式。鼓楼对歌体现了农耕文明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文化样态,其蕴意了侗族人对自然、农事、生活等百态的认知与朴素的文化情怀,并以行为示范的方式成为侗人文化传承的特殊模式,丰富发展了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历史。     

侗族大歌审美文化内涵分析

侗族大歌是一种原生的艺术样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又是一种文化与教化手段。侗族大歌的内涵博大精深,它伴随着侗民族的形成与侗族社会的发展而形成、发展,是一种独特的蕴涵民族精髓的具有教化性质的＂百科全书＂,它传承了侗民族的文化和审美特色。其丰富的审美文化内涵体现在各种类型的大歌之中。大歌的形式和内容丰富多彩,其审美情趣、审美追求、审美理想和审美视界四个方面,深刻地体现了侗族大歌的审美文化内涵。     

侗族大歌的保护与发展问题

侗族大歌是侗族人民的伟大创造,是人类优秀文化遗产。文章结合侗族大歌的历史、流传地域,大歌的演唱方式及演唱场合,大歌的种类及内容,大歌的演唱者、歌班传承等,认为侗族大歌成功申遗后所保护发展面临的一些问题令人焦虑,保护与发展应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     

浅谈贵州地扪侗族传统民居特色与现代民居建设

侗族有着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其中,侗族建筑艺术更是侗族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侗族建筑与"侗族大歌"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需要被保护、传承。通过对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茅贡乡地扪村侗族传统民居的自然条件、建筑形式、历史渊源、设计方法和空间区分等方面深入实地进行调查研究,解析了侗族传统建筑的结构、样式、建筑方法、选材用料和不同地形下的建筑方式。同时,结合现阶段侗族人民生活条件和文化认知的改变的现状,本着保护侗族民居和提高侗族人民生活水平的原则,进一步提出适合该地区现状的现代民居设计及建造方向。     

论侗族大歌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

侗族大歌作为民间歌曲中的一株艺术奇葩,在多声思维、多声形态、合唱技艺、文化内涵等方面都属举世罕见,尤其是其文化教育功能在培养人的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方面具有鲜明特色。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一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方式也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危机。在侗族大歌变迁的脚步日趋加快的今天,我们必须要探寻出一条适合其发展的有效途径,使之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音乐文化遗产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民族文化瑰宝——侗族大歌的传承与保护初探

侗族大歌在国内外演出产生的影响，说明了侗族大歌这一优秀民族文化存在的价值；通过对侗族大歌发源地和现状进行介绍，看到了侗族大歌在传承方面存在的危机，指出构建侗族大歌生态保护区和培养一代又一代具有创新型的歌师是保护和传承这一优秀民族文化的关键。     

“三个代表”与可持续发展

文章从论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形成过程人手,着重分析了当今世界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与矛盾,进而阐明了"三个代表"的思想是我们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行动指南.     

发展模式与"卡夫丁峡谷"问题

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叙述历来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东方国家是否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具有"两重性"而非"定一性"的命题,列宁对跨越峡谷的发展模式予以了否定.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前苏联的解体正是跨越峡谷的两重性在历史实践中的应证."卡夫丁峡谷"的论争是一种关于历史"线性"的论争,它与当前的全球化问题缠绕在一起.     

"三个代表"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了人口、资源和环境等的限制,怎样做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思想为我们提供了思路。只有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力和文化,才是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文化,也只有这样的生产力和文化才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唯有坚持以“三个代表”的思想指导我们实现现代化的行动,才会有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论“统一标准”与“个性发展”

长期以来,中国传统教育体制、教学大纲、教育管理全国划一,形成了共性至上的群体性原则,忽视了学生的个性发展。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教育改革的深入,培养完整的、和谐的、个性充分发展的人逐渐成为教育所追求的目标。为此,我们应该认识到"统一标准"对人才培养的制约;认识到社会发展不需要"统一"或"标准"型人才。教育面对的是一个个具有独特个性的学生,教育应促使每一位学生的个性得到发展;社会应该建立不拘一格的人才标准。     

试论"三个代表"与人的全面发展

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同时又提出了党在新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必然是朝着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的迈进,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进程中重要一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目标是有机统一的,在新的形势下,正确认识"三个代表"思想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对于我们深刻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坚持把党的新时期奋斗目标与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相结合,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边疆发展"献疑

通过剖析"边疆"这一概念对整体的解构意涵,着重讨论边疆发展战略出发点的迷失所在.国家试图通过发展地方经济来拉近边疆地区与内地在发展水平上的距离,来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和促进当地的民族关系.从国家的视角来看问题,这并没有什么过错.但是,这样的决策在多大程度上是站在当地不同民族民众的立场上来看问题的?如果决策者在思路上没法摆脱"边疆"与"内地"、"中心"与"边缘"、"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的两分法模式,那么,在具体的政策执行过程中事与愿违的后果将会不断地发生.从长远的维度来看,惟有在认知上最终消除上述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的分类,所谓的"边疆问题"才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心理理论"的发展及培养

儿童“心理理论”研究是当今发展心理学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大量的研究表明,儿童在早期的语言、假装和家庭的相互作用会影响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而发展出来的“心理理论”可以帮助儿童在学校的学习。     

"同学"的产生和发展

本文从"同学"一语在世俗、道教和佛教文献中的使用情况探讨了"同学"之称的源流演变.指出现代汉语中的"同学"之称为中土文献所固有,并非来自佛教文献.但它能够古今承传历久不衰,宗教文献(尤其佛教文献)中"同学"称谓用法的流行,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延续和催化作用.     

“生存性智慧”与中国发展研究论纲

在全球化时代,我们需“重新发现中国”,而其中一个重大使命就是对中国人的“生存性智慧”进行理论阐释。当下“中国模式”研究存在着知识导向、制度导向、唯理主义预设等缺陷。以“生存性智慧”与“未意图后果”为关键词对“中国模式”进行“实践导向”的解释,有可能成为深入探究“中国模式”的一个较为可行的路径。如果我们以“生存性智慧”来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那么晚近30多年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大体上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过程：“生存性智慧”在关于意识形态的“真假结构”的庇护下、以经济交往中的“熟人交易”和政治交往中的“策略行动”为基本形态、以不同层次“生存共同体”的“共同利益”或“共同善”为依据、以经济发展的后果为最高“责任伦理”判准而逐渐形成的一个“未意图扩展”的历史进程。     

论"解放和发展先进生产力"与"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相互促动

"解放和发展先进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第一性、源动性范畴."三个文明协调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建设性、总括性范畴.两方面的相互作用推动社会走向全面进步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