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子女养老与个人养老“互补替代”效应：理论与实证

依据生命周期均衡收入分配原理,构建家庭子女养老和个人养老收入分配适度水平及其"互补替代"数理模型,从理论和实证角度研究家庭子女养老和个人养老经济结构优化。研究发现:(1)家庭子女养老和个人养老收入分配存在"替代"关系,而在退休年龄延长的条件下,二者存在"互补"关系;(2)家庭子女养老和个人养老替代的均衡点是家庭有2个子女,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家庭子女养老与个人养老边际替代率递减;(3)伴随老年人寿命的延长,家庭子女养老收入再分配系数下降,个人养老收入分配系数上升且上升幅度大于前者下降幅度;(4)家庭子女养老与个人养老之间的"互补替代"效应呈现为"倒V形"曲线,且其替代的均衡点与总和生育率2.1的更替水平存在契合效应。     

家庭养育成本对已育一孩夫妇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2019年西安市五城区调查数据的分析

在低生育率背景下,育儿成本过高已经成为阻碍生育意愿转化为实际生育行为最主要的现实约束。基于2019年西安市“养育成本及生育意愿状况专项调查”数据,采用方差分析和泊松回归方法,从新家庭经济学和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的视角探讨了养育成本对已育一孩夫妇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已育一孩夫妇的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35,0—3岁、4—6岁和7—12岁家庭的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分别为1.43、1.32和1.29;已育一孩夫妇的直接经济成本以教育成本和饮食成本为主,其中0—3岁家庭多为饮食成本,4—6岁和7—12岁家庭则多为教育成本;间接成本主要是机会成本、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其中0—3岁家庭更多付出的是时间成本,4—6岁和7—12岁家庭则集中在机会成本和人力成本。养育成本对已育一孩夫妇打算生育子女数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直接的教育成本、娱乐成本以及间接的机会成本、人力成本对打算生育子女数具有降低效应,机会成本、人力成本会降低0—3岁家庭的打算生育子女数,教育成本、机会成本会减少4—6岁家庭的打算生育子女数,7—12岁家庭的打算生育子女数更多受娱乐成本和人力成本的制约。研究发现有助于深化养育成本与生育...     

论现代中国的收养

在中国的普遍结婚和为人父母的家庭模式中,非正式收养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收养问题的人口和社会功能还远远没有被人们认识到。这些功能包括,使没有孩子的夫妇成为父母,使有子女的家庭儿女双全,照顾孤儿和弃儿,以及在复杂社会结构中的许多其他功能。新的收养法并未与这诸多功能一致,而只限无子女夫妇才能领养。根据1988年生育率调查,中国大约有近六百万收养的子女,其中只有一小部分进行了正式登记。大约一半的收养子女是由没有孩子的夫妇收养的,这样就满足了使无孩夫妇为人父母功能。另一半收养的功能是为了平衡家庭中亲生子女的性别。能够被收养的孩子中绝大部分是女孩。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强烈的对儿子的偏好以及计划生育政策对子女出生人数的限制。但养父母希望子女双全的愿望在一定程度上使收养的供给与需求相符合。夫妇们开始收养子女的年龄常比法定年龄早得多。大部分收养是在妻子处于25—35岁之间进行的,而法律规定只有当妻子满35岁以后才允许收养。     

《“十一五”规划纲要》部分名词解释

1．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指对农村只有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夫妇年满60周岁的计划生育家庭,由财政安排专项资金,按人年均不低于600元的标准给予奖励扶助的制度。 2．“少生快富”扶贫工程     

农村土地养老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作为农村养老保障支柱的地位正在逐渐减弱。文章利用"2002年农村计划生育夫妇养老问题与对策研究"的调查数据,从老年人的养老所需和土地收入的供给两个角度出发,分析了土地养老的现状。同时采用Logistic回归的方法,分析地区差异、老人及其子女的人口特征、家庭特征这三类因素对土地养老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地区之间存在很大差异;老人及其同住子女的年龄、文化程度、从业类型不同,导致土地养老的可能性呈现显著差异;家庭规模越大、人均责任田越少,土地养老的可能性越小,而家庭总收入的影响则并不显著。     

江苏农村夫妇与父母同住情况及分析

在研究婚姻、节育、生育及婴儿死亡情况时,可发现父母对子女的婚育行为均起着重要的作用。父母在择偶上具有一定的决定权,父母的文化程度影响着婚后妇女的节育知识及避孕措施的选择与使用,婚后与父母同住还影响着夫妇的生育子女数及婴儿死亡率。因此,有必要对夫妇与父母同住做一初步探讨。本文从夫妇是否与父母同住及持续时间出发,描述夫妇与父母同住的现状,并初步分析影响与父母同住的一些主要因素,以利于今后对家庭人口规模、生育水平等问题的预测与控制。     

财政转移支付在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制度中的政策运用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简称“奖励扶助制度”),是针对农村只有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的计划生育家庭,夫妇年满60周岁以后,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安排专项资金给予奖励扶助的一项基本的计划生育奖励制度。这项制度经国务院批准,今年开始由人口计生委、财政部在全国15个省份组织试点。在资金安排上,国务院明确,“由中央或地方财政安排专项资金进行奖励扶助”、“西部试点地区的     

关于独生子女家长对其子女期望的社会心理分析

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开展,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已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因此,独生子女家庭越来越多,独生子女的成长已成为社会和家庭普遍关心的问题。父母对子女寄以无限的希望,“子女扬名,光宗耀祖”是许多父母梦寐以求的。探讨独生子女家长对子女的期望心理,对做好计划生育工作是有很大益处的。为此,我们于六月十日至二十四日对江苏省宜兴市岂亭乡的部分厂矿和村落的独生子女家长进行了调查,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分析,我们更加感到研究独生子女家长对其子女的期望心理是很有必要的。     

当代中、日、韩养老模式变迁比较

中、日、韩三国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历来有家庭养老的传统。近年来,这三国都经历着传统家庭解体的变革,尽管国情不同,这三国子女赡养老人的意识日渐淡漠,老人与子女同住的家庭减少,单身老人与老年人夫妇单独生活的家庭增加。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老龄化程度及养老观念等因素的差别,三国在人口老龄化方面所采取的具体对策也不同。     

北京市家庭户内婚姻单元的分析

婚姻是建立家庭的起点，婚姻是家庭的横向轴心，由婚姻产生的条子关系又形成了家庭的纵向轴心。因此，婚姻的分析研究往往是与家庭的分析研究紧密相连的。但是，由于实际数据的缺乏和分析技术的不足，只是在计算户主车时涉及了户主的婚姻状况，并没有涉及家庭户中的其他成员的婚姻状况。本文根据北京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尝试了以家庭户为分析单位来研究婚姻。这无论是对于了解婚姻与家庭之间的关系或是了解直系亲属的婚姻之间的关系，都是十分重要的。一、户主的婚姻及其与配偶同住情况家庭户户主是家庭户成员中的一个主要角色。在…     

计生与非计生家庭生计资本状况比较研究——来自湖北省的数据

来自湖北省的调研数据经过生计资本量化测度与分析后显示,计划生育政策执行30余年后,已经显现了其应有的政策效果,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的生产生活条件显著优于非计划生育家庭。而计划生育夫妇的现实代价是,将在子女独立生活后,获得较少的代际支持。在未来的计生政策中,应保持并加强对计生家庭的奖励优惠力度,更加突出地强调对计生夫妇的社会保障性支持。     

家庭资源对子女离家的影响：抑制还是促进？

离家事件直接引起家庭户数量、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子女离家通常伴随着结婚、就业和求学等重要事件的发生，家庭资源是影响离家行为的重要因素。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5期整合数据，应用离散时间风险模型研究家庭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文化资源、亲子关系及居住环境等）对子女因婚姻、升学、初次就业等不同原因离家的影响，并分年龄、性别、城乡进行探讨。研究发现：子女离家的高峰是在19-25岁，之后逐渐趋缓。总体上家庭资源对子女离家起到抑制作用，其中家庭经济资源对较年幼子女初次就业离家及较年长子女婚后离家有抑制作用，这与西方国家相关研究发现家庭经济资源对子女离家有促进作用的结论截然不同。家庭社会资源对较年幼子女的升学离家有抑制作用，对于较年长子女离家的影响不明显。与男性相比，家庭文化资源会提高女性升学离家的可能性，而家庭居住环境良好会降低女性婚后离家的可能性。与城镇相比，农村家庭文化资源对子女升学离家和就业离家存在比较显著的促进作用。亲子关系和谐会抑制子女因就业而离家。在当前我国人口和家庭结构发生深刻转变的背景下，文章基于家庭资源的视角为理解我国青年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及其与西方国家的差...     

居住方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社区环境的调节作用

本文利用2014年"中国计划生育家庭发展追踪调查"数据,使用多层线性模型,研究老年人居住方式、社区环境与抑郁倾向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独居老年人抑郁倾向得分最高,其次是夫妇同住的老年人,而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抑郁倾向得分最低,居住方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具有重要影响。社区环境直接影响所有老年人的心理状况,环境较好的社区老年人的抑郁倾向得分更低。社区环境在老年人居住方式对抑郁倾向的影响过程中也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在开展丰富文化活动的地区,独居、夫妇同住与跟子女同住的老年人抑郁倾向得分差异小;而在文化活动少的地区,几类老年人的抑郁倾向得分差异更大,与子女居住的老年人抑郁倾向要显著低于独居和夫妇同住老人,独居老年人的状况最差。社区文化活动的开展可以减小某些居住方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不利影响。     

析“空巢家庭”——一个值得全社会关注的社会问题

空巢家庭”是家庭生命周期的一个阶段。一般认为,家庭生命周期是指由婚姻形式开始的家庭诞生,到配偶死亡时这个家庭的结束。期间历经生育、抚养子女、子女离家、空巢等过程。一个完整的家庭生命周期,随着运动过程的不同时期,又可划分为不同阶段,但都是以核心家庭为主进行的。家庭生命周期划分模式,有美国的家庭社会学家伊夫宁·Ｍ·杜瓦尔(ＥｖｅｌｙｎＭ·Ｄｕｖａｌｌ)的八阶段法①。①结婚后无孩阶段,约2年时间。②生育孩子阶段,约25年时间。③学前子女在家阶段,约35年时间。④学龄子女在家阶段,约为7年。⑤少年子女在家阶段,约为7年。⑥…     

子女离婚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研究--基于CLASS数据的实证分析

婚姻稳定性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剧预示着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会经历子女离婚,然而子女离婚是否以及如何影响老年父母健康尚缺乏研究。本文基于生命历程理论和社会性别理论,从老年健康的角度出发,强调来自家庭层面子女离婚的影响,并从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等方面分析子女离婚如何影响老年健康及其发生的机制,探索家庭内部影响因素间的作用与联系。本文利用2014年和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CLASS)分析子女离婚对老年父母健康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当前我国老年人而言,子女离婚仍是少数,但子女离婚会对老年父母健康带来冲击,表现为有离婚子女的老年人更可能自评身体不健康、慢性病患病数量显著更多、精神健康水平更低;子女离婚对老年父母的健康负面影响具有持久性;相较于儿子离婚,女儿离婚的老年人更可能自觉身体不健康;子女离婚对父母健康的影响具有性别异质性,离婚更易影响女儿对父母的经济支持水平是一个重要原因。     

谁来照顾老年父母?——机会成本视角下的家庭分工

在扩展型家庭(Extended family)内部,成年子女共同承担赡养老年父母的责任,研究子女如何就照顾父母进行分工既有助于我们理解扩展型家庭内部的决策机制,也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由于每个成年子女照料父母的机会成本不同,资源的优化配置意味着照料父母的责任应该主要由照料机会成本较低的子女来承担。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3年的全国追访数据(CHARLS 2013),选择子女与父母见面的频率作为衡量照料责任的指标,本文对成年子女照料父母的分工进行实证检验。利用固定效应Logit模型进行估计,发现子女的受教育程度越低,其成为父母主要照料者的概率越大,每天与父母见面的概率也越大。如果用子女及其配偶的收入衡量照料父母的机会成本,则收入水平越低,该子女成为父母主要照料者的概率越大,每天与父母见面的概率也越大。因此,子女照料父母的分工体现了基于机会成本的比较优势,照料父母的责任主要由照料的机会成本较低的成年子女来承担。从政策角度讲,本文的研究意味着政府在制定公共养老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子女赡养父母的分工。由于公共政策可能会对家庭养老产生挤出效应,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考虑该政策可能会对老年人的子女产生不同的间接影响,导致不同的福利分配效应。     

现阶段完全母乳喂养的性别差异研究

本文使用（2001年全国计划生育／生殖健康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育龄妇女对新生男、女婴在完全母乳喂养时期方面的差异。该研究以被调查妇女的曾生子女为研究单位,利用多层模型（包括母亲与婴儿两层）在控制母亲的人口社会经济特征等异质性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家庭既有子女性别构成对男、女婴完全母乳喂养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家庭性别偏好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并影响到对子女的养育。     

已婚夫妇文化、职业构成对生育的影响

<正> 在一个家庭中,夫妇的文化程度和职业构成状况直接影响着他(她)们的生育行为,也影响着下一代人的生育意愿。因此,分析、研究并揭示这些社会因素如何影响着生育的升降,无疑是个重要问题。本文所用资料系1985年4月生育力抽样调查中陕西省的资料。应用世界生育力调查组织研制的SPSS软件包,对文中涉及到的指标——夫妇文化和职业构成状况的胎次别生育率,按3年一组,从1968年至1985年进行了计算。现作初步分析。     

不同家庭结构中的老年人主观生活评价分析——基于贵阳市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

利用贵阳市调查数据,对不同家庭结构中的老年人生活状况和生活满意度进行分析。文章假定:主干家庭中的老年人生活状况及满意度高于核心家庭,而核心家庭高于夫妇家庭和单身家庭。即:主干家庭>核心家庭>夫妇家庭>单身家庭(">"表示优于)。并从老年人对其生活状况(包括经济状况、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和生活满意度的主观感受和评价来考察这一假定。结果发现:夫妇家庭中的老年人主观生活状况及满意度最高,单身老年人次之。新的次序变为:夫妇家庭>单身家庭>主干家庭>核心家庭。文章对此进行了解释。分析还发现,生活自由度可能是影响老年人主观生活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研究利用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分别考察独生子女家庭和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的养老观念和养老意愿,重点分析两类老年人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差异。结果表明大部分老年人仍然认同"养儿防老"的观念,认为养老责任主要应由子女承担,在家庭中养老仍是最为老年人接受的方式。与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相比,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更偏好独立居住,对子女养老责任的期待更低,但对子女精神支持的需求更高,同时更加企盼来自政府和制度的养老支持。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共同塑造了老年人的养老意愿,但对两类老年人的影响不同。从个人因素看,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会更为显著地影响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的养老意愿,特别是影响其对机构养老的态度。从家庭特征看,对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而言,配偶发挥的作用似乎超过了子女,对其养老意愿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影响,"夫妻健全"的独生子女父母更偏好独立养老。"养儿"对两类老年人均有影响,但意义不同。对于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而言,有无儿子显著影响的是"在自己家还是子女家养老"的家庭内部决策;对于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而言,有无儿子则显著影响了其养老地点在家庭和社会之间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