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行政权力有限性的理论思考

行政权力的有限性是合法性与合理性原则的升华,其适时的存在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强调有限性并不意味着对行政权力抱有虚无的态度,也不是要放弃行政权力所特有的阳刚之气。正确认识行政权力的有限性,对于依法行政,运用好手中的权利,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我国行政改革中的政府权力重构

本文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为基础，从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入手，探讨了我国政府行政权力的重构问题。行政改革的实质是行政权力的重组与建构。在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以后，行政权力必然发生变化和重组，以适应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行政权力的这种变化趋势表现为微观的弱化与宏观的强化；上下的分化与部分的转化以及行政权力的法制化。行政权力的宏观强化是以行政权力的上下分化为前提和基础的，没有行政权力上下的合理、科学的分配，就不会有政府宏观调控权力的加强；行政权力的微观弱化又是以行政权力的部分转化为前提的，否则就不可能完成政企分开的职能转变。行政权力的强化与弱化、分化与转化最后是以其法制化为前提和保障的，行政权力如果没有法制规范，它的重构就不可能真正地实现。因此，法制化是行政权力重构得以进行的根本保证。     

高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研究综述

高校管理体制是高校体制改革的重点,其中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是高校管理体制中的两个核心概念。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围绕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概念内涵、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辩证关系、我国高校管理体制中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现状、国外研究成果及其对国内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借鉴意义等问题均有比较深入的讨论。理论的发展势必推动实践的进步,而实践的进步又将促进理论研究的深入。     

论宏观行政程序法与我国行政程序立法模式的选择——从行政过程论的视角出发

传统的行政法学过度偏重于作为行政过程最终结果的行政行为,仅仅从静态上定点地考察行政行为,忽略了各个连续的行为形式之间的联系,但在现实的行政中,各种行为形式常被结合起来连续使用而形成作为整体的动态行政过程.因此,行政过程论认为,对于行政程序的考察应当以宏观行政程序为对象,不仅限于特定行政行为的程序,而且应当考察行政活动中的各种行为形式的程序,并注重各种行为形式程序之间的关联.以这种观点为基础,笔者认为我国正在制定的行政程序法应当采用宏观行政程序法作为立法模式,其中不仅规范特定行政行为的程序,而且规范行政活动中各种行为形式以及各行为形式之间的程序.     

论市场经济下行政权力的运用与监督

行政权力作为看得见的手一直在影响市场经济的运行。但行政权力如何运用才能使社会效益最大化,是我们应当考虑的问题。事实上,行政权力之所以被人们所重视,是因为它能够转化为一种对利益集团有益的特殊资源。我们必须对行政权力的使用进行监督与约束,包括政府在内的组织都不能无限地使用权力,必须从制度设计目标、投入产出比较等方面找出行政权力的边界。行政权力的优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最理想的要求是更好地保障社会总体利益。     

推进甘肃政务公开建设阳光型高效政府

近年来甘肃省的政务公开工作有了很大进展,但也还存在很多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认识不充分、制度不健全、管理不完善.本文从政务公开的内涵和实施的意义入手,分析了甘肃省政务公开现状,并就如何打造阳光型高效政府提出了几点建议.     

论组织文化视域下的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协构

通过探寻大学学术和行政权力的结构体系及其社会、历史根源,提出基于大学的历史使命而统整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组织文化,构建和谐、高效、创新的中国现代大学制度,以实现通过大学组织发挥人类创造力的组织文化目标。     

论去行政化进程中大学内部学术权力成长

大学去行政化需要内外并举,即不仅要从大学与行政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定位入手,还必须对大学的内部行政权力过度膨胀、学术权力实施不畅的问题进行治理。大学内部行政化问题成因很复杂、危害颇多,已经影响到了大学的健康发展,亟待改革创新。但在去行政化的进程中,出现了一些认识误区和操作失当,其中最突出的是片面追求对行政权力的去除。这种状况已经偏离了构建行政和学术两种权力适当博弈关系的大学改革目标,而选择了追求一种权力的真空。所以,大学去行政化进程必然离不开内部学术权力成长,这包括:学术组织的健全、学术体制的建立,以及行政权力的抑制和退出。     

行政权力的腐败治理

中国行政程序价值理念和法律机制的严重不足是不容乐观的问题。研究行政程序的原理与机制,藉此防止自由裁量权的恶性膨胀,有效控制行政腐败。     

论行政立法的公众参与机制

行政立法是19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为适应社会需要而发展起来的行政主体立法制度,为有效控制行政立法,美国确立了较完善的行政立法公众参与制度。目前,中国行政立法大量激增,但公众参与制度尚未真正建立起来,行政立法中公众参与的缺失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因而有必要建立和完善我国行政立法的公众参与机制。行政立法公众参与机制应遵循行政立法主体主导、公众参与有效、可行、适当超前的原则。在具体制度建构上应赋予公众立法动议权,立法草案一般应经过通告、评议法定程序,立法案正式表决前可交付一定范围内公众先行表决以供立法主体参考,立法过程中公众参与情况应于立法案通过后予以公布。     

论政府决策机制改革

政府决策机制是指政府决策参与主体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模式。完善政府决策机制是提高行政管理水平的重要前提,是新形势下政府决策的必然要求。我们必须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按照依法决策、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的要求,进一步完善政府决策机制。     

教育行政权力下放:演进历程、基本特征与趋势展望——以教育行政审批权为中心

深化教育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完善国家教育行政体制的关键举措,也是简政放权、转变职能,加快推动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途径.60年来,以教育行政审批权为中心的行政权力下放,经历了起步探索、逐步推进、全面推进和深入推进四个阶段,总体呈现出中央向地方教育行政权力转移进程不断加快,地方政府管理教育事业权责不断强化的特点,反映出权力下放历程同步经济社会发展、下放节奏反映教育发展规律、下放方式凸显自上而下模式和下放事项主动回应社会诉求的重要逻辑.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亟需以推动教育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在教育行政权力下放过程中,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更加注重上下协同推进、更加突出改革问题导向、加强"放管服"一体化推进,进一步激发地方政府和社会参与办学的活力.     

论网络反腐的公民参与机制

公民具有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公民网络反腐是公民行使言论自由权、参政与议政权、监督权、检举权的表现,也是政府信息公开的客观要求,具有法理依据。公民通过网络反腐来与腐败行为作斗争,它在取得巨大效果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于其侵害隐私权的质疑。当前中国网络反腐存在网络举报反应机制不健全、网络曝光信息规整机制不完善以及公民网络反腐的非理性参与等缺陷。公民网络反腐必须要依法进行,只有受到相应制度的规范才能更好地发挥网络反腐的作用。但是,当前中国相关制度不是很健全,需要通过规范网络举报行为,建立网络反腐互动机制,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来完善中国网络反腐的公民参与机制,以促进网络反腐朝健康的方向发展,更好地发挥网络反腐的作用。     

公共利益辨析与行政法政策学

本文试图从行政法学层面对"公共利益的需要"展开剖析,评析传统行政法学研究中对界定"公共利益"的疏漏及行政使命的广泛性和不同层次性,从行政法政策学的角度对政策形成过程中行政的作用、行政法的特殊性质、现代国家的利益反映机制、舆论监督的作用以及如何把握人民的意思表示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揭示现代行政法学研究必须重视价值和利益多元化、复杂化的方法论.     

日本行政立法过程中的意见公募程序析论

日本行政机关的立法权有职权立法权与授权立法权两种类型。行政机关在行使其立法职能时要履行意见公募程序,即向社会主体公开征求法规草案意见,它基本遵循草案公示、意见征集以及意见反馈这样的过程。在日本行政立法实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与效果,并逐步形成为制度化的措施,在制度建构、适用例外、意见反馈等方面对我国法案公开征求意见制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软法之于公共治理的作用机制探析

公共治理作为当代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公共管理思潮，已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兴起，它的理论基础在于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的三边互动关系。软法是公共治理不可缺少的制度之维，它与公共治理共同兴盛，发挥着传统硬法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分析了软法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机制，提出强化软法在创制过程中的正当性、增强软法在实施过程中的透明性、发挥软法应对和处理社会公共问题的灵活性是推动公共治理模式确立的关键。     

对我国实行公民迁徙自由现实性的探讨

我国的人口迁徙立法和政策虽然历经改革,仍远远滞后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历经20多年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在我国确认公民迁徙自由的社会经济基础、观念基础和制度基础;对于确认迁徙自由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应当理性地认识,不能盲目悲观,因噎废食.     

论地方政府在突发公共事件治理中的作用机制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是为超出事发地省级人民政府处置能力的特别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应对工作而颁布的,地方政府为了更好地避免和治理危机,应根据当地实际和经验制订地方性的救助计划和行动预案,强化公民的突发公共事件危机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建立综合性、高度权威的公共事件危机管理和灾害救助机构,完善公共事件危机管理和紧急救助法律体系。     

论行政诉讼中不确定概念行政解释的司法审查

不确定概念的问题是现代行政诉讼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法院要在司法解释与行政解释的争议中平衡对法拘束的坚持与对行政空间的尊重。然而现有的对行政解释的审查方式都过度强调审查中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界限,而忽略了不确定概念问题的正确性本质。不确定概念在行政诉讼中形成的主要问题是法律获取过程中行政解释与司法解释的冲突,司法审查的任务是在关键解释命题的二次证明中排除不正确的行政解释。在对不确定概念的行政解释进行审查的过程中,法院应进入到解释正确性问题的内部,并受到审查内容与方法上的"软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