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经学的基本特征

王夫之经学汉宋兼采,古今文兼治,集经学方法之大成。相对于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王夫之经学属于今文经学;相对于汉学考据和宋学义理,王夫之经学属于宋学义理;相对于今文经学和经学义理学,其本质特征是经学义理学。     

乾嘉骈文复兴与时代学术关系论辨

乾嘉时期汉学家从经学到文学对理学进行了清理,汉学与宋学对峙,骈文与古文对峙。在汉学家的推动下,骈文被推到了文章正宗的地位,以八大家为代表的古文传统遭到了怀疑。骈文理论的突起与乾嘉学术的复古思潮、反宋学基调及文人幕府的奖掖有紧密的联系。     

从清代前期学术流变看桐城派与"汉学"关系——"桐城派与汉宋学之争"札记之二

"汉宋学之争"是清代学术史上的焦点之一。最初,以姚鼐与戴震之间的争论最为引人注目,"汉宋学之争"也因此而成为桐城派研究中常常涉及的问题。但学术界多从"扬汉抑宋"角度评论这场争论,或用戴震拒绝姚鼐师从的请求来解释这场争论的发生。"汉宋学之争"是关于儒学本质与功能之争,它是清代学术流变的产物,即"汉学"家放弃了顾炎武所倡导的"通经致用"的"实学"思想,而将经学蜕变为考据训诂之学,并以考据训诂作为汉、宋学的分界线,从而引发了"汉宋学之争";其导火线则是戴震在谈到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关系时,以"考核"自诩而视文章为"等而末者",贬抑了义理、文章,从而引起与姚鼐的冲突。     

曾国藩对桐城文论的三个拓展

传说桐城论局限于以唐宋八家之文来载程朱之理,以孔孟之道至程朱之道作为古文“义理”的全部内容,并以这种纯“义理”为荣。虽然刘大櫆、姚鼐、方东树、姚尝都提曾到过“经济”,但终因对经济缺乏深刻体会、内容空洞,又受到纯“义理”的制约,因而成为古文家们的口头空谈,姚鼐试图以“考据”对义理有所补救,但仅把考据的汉学作为一种工具,处于从属的地位、服从“义理”,以“考证助文之境”(《与陈硕士书》)限制了对汉学求实精神的吸收。至方东树更是对考据之汉学大加挞伐。曾国藩则以经济和考据充实义理,使义理具有崭新的内容和时代精神。     

权变:朱熹注重义理阐释的经学依据

朱熹经学阐释的特点是通经以明理。中国传统经学的“权变”思想是朱熹注重义理阐释的经学依据 ,朱熹正是以此为思想基础 ,综合汉学与宋学 ,创新儒家经典 ,从而形成了新儒学———理学。     

曾国藩对姚鼐学术思想、古文理论的改造与创新

姚鼐提出“义理、文章、考据不可偏废”,但实际上有轻视汉学的倾向。曾国藩则汲取汉学之长,独创“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的古文门径,为古文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真正实践了“义理、词章、经济、考据阙一不可”的学术主张。此外,曾国藩对文章的主题、布局谋篇、选词用字等方面进行探索和总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写作技巧理论,也补姚氏所未发。     

回到宋学——《宋代<四书>学与理学》读后

清儒视考据之学为汉学,而以义理之学为宋学。纪晓岚在《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指出"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学凡六变……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认为汉学有根底,不可视为浅陋;     

龚自珍对经学纷争的评议

汉学与宋学、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优劣长短之争,是晚清经学面临的重要课题.龚自珍对此经学纷争,既反对汉学与宋学之分,又持今、古文经学同源说,并主张汉学宋学、今古文经学无偏废,兼采并收.所以,说龚自珍的经学乃今文经学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不分门户,兼采汉宋、古今文经学,实事求是,才是龚自珍的经学根本,而这与乾嘉汉学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康乾时期的官方修史活动与汉宋之学

由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康熙、乾隆二帝一方面尊崇程朱理学,提倡宋学;另一方面又重视汉学考证.他们这种汉、宋兼采的经学思想被贯彻到官方修史活动中,仿照朱熹《通鉴纲目》修纂了一批纲目体史籍,阐发清廷的正统之论、纲常之道和君臣之义,与此同时,又在官方其他史籍的修纂中贯彻了严密考订的求实精神.通过这些史书的修纂,清廷对宋学的义理说教进行了可靠的历史论证,把汉学治经的方法移植到官方修史之中,在义理发挥和严密考证两个方面占尽先机,既垄断了对历史的解释权,又披上了一层学术的外衣,不仅将经史之间的关系打通,而且影响了康乾时期学界对待汉、宋之学的态度.     

论曾国藩文化思想的主要特征

曾国藩文化思想是一个以理学为核心、儒学为主体,同时杂糅一切对其体系有利的诸子百家思想及西方近代文化而构成的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思想理论体系,其主要特征表现为以义理为主、经世致用为辅;以儒学为主、诸子百家为辅;以宋学为主、汉学为辅;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西方近代文化为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