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离与歧出:康有为新儒学的路径

康有为与儒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康有为打造的新儒学否定传统儒学传承中的原有道统,建立起儒学的新道统;引入西方进化论来论证其公羊三世说,将儒学打造成孔教。康有为将儒家思想解读成帝王之学,将《春秋(公羊)》抬高成儒家思想中最核心的经典,将教化的儒学打造成宗教儒学。康有为新儒学已经偏离了传统儒学,他打造的新儒学是传统儒学的歧出。     

《尚书》《周易》历史变动观念之比较

《尚书》和《周易》历史变动观念其相通之处在于:都是基于对自然、生活的实际观察而得出的结论,凸显了经验主义和实用理性色彩;相对于西方的同时期文化经典而言,它们都更强调"人"而非"神"在历史变动中的作用;都有某些程度上的循环论色彩。同时,《尚书》《周易》历史变动观念又有其相异之处。     

大同世抑或弥勒下世?——论康有为大同思想的佛学渊源

康有为大同学说集中体现在其《大同书》中,而《大同书》除了书名指示的儒家思想渊源之外,全书更多的是吸取了佛教思想资源。通过将《大同书》与佛教弥勒下生系统的经典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康有为的大同世界几乎是佛教净土的翻版。康有为在基督教、进化论以及乌托邦等理论的启发下,用佛教思想资源构建了一个本土的具有千禧年色彩的美好世界。这个美好世界是人道的也是神道的,鲜明地体现了康有为儒教思想在世俗与神圣间,在人间与天国间的双向思考。     

龙方教授

龙方教授,男,1962年生,湖南攸县人,中共党员,在读博士研究生。现为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农业经济管理硕士生导师及硕士点领衔人、经济学本科专业及区域经济学学科带头人,是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主要学术兼职有湖南省县域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南省《资本论》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南省外国经济学会常务理事、湖南省农业经济学会理事。龙方教授20年来全心致力于教书育人工作,先后为本科生主讲了《西方经济学》、《资本论》、《农业经济管理》、《农业经济专题》、《经济专题》等课程;为研究生主讲了《经典文献选读》、《农业政…     

试析康有为《孟子微》的进化思想

在晚清"西学东渐"视野下,康有为《孟子微》一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康有为把传统思想与西方进化论相融合,从孟子思想中寻找中国社会适用于进化理论的可能性和标准,提出重"时"、重"仁"、强调阶段性发展的"三世进化"思想,并对严复译介、宣传的进化论展开理性矫正.康有为《孟子微》的进化思想演绎着传统和时代的双重变奏,折射出一代思想家调融中西方思想的智慧和勇气,对我们当下正确对待中西方思想文化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试论康有为教育思想的进步意义

康有为(1858—1927年)一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戊戌政变后,易号更生;张勋复辟覆灭,又号更牲;晚号天游化人。广东南海人,人称南海先生。是十九世纪后期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者之一。众所周知,康有为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重要代表,是变法维新运动的首领,后来又成为复辟帝制的保皇派人物,晚节不佳,己成定论但康有为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至今仍有其进步意义,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的教育主张,不仅在当时发别人所未发,有的今天已经成为现实,有的对现在还有一定借鉴意义。     

梁启超的演讲特色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人物,他与其师康有为共同发动了中国历史上震惊宇内的戊戌维新变法运动,成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又以其学识之博、著述之丰、讲学之多和影响之大成为近代中国公认的著名学者和演讲家。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他自幼聪敏过人,11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1890年就学于康有为,几年中不仅打下了雄厚的旧学基础,而且也完全接受了康有为的改良主义思想,走上了维新之路。1895年他随康有为赴京参加会试,与康一起发动了“公车上书、创办了维新刊物《中外纪闻》,组织了维新团体强学会,表现了他优秀的文笔、过人的口才和杰出的才干,成为康有为维新变法的得力助手。1896年,梁启超又赴沪办《时务报》,任主笔,他以条理明晰、平易畅达,极富感情和鼓动性的“新文体”大声疾呼变法,文名蜚声海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思想解放运动和维新改良运动。1897年赴湖南,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参与组织南学会,创办《湘报》,推动了湖南的维新事业,培养了一批维新事业的人才。1898年初春,应康有为之召赴京,以满腔热忱倡办维新团体保国会,演说变法救国之路。“百日维新”开始后,梁启超屡上书奏事,又被光绪帝召见,受命办大学堂、译书局。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     

試論洪秀全“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思想与实踐問題

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罗尔纲等在《论洪秀全》一文中认为这段话是了解洪秀全的“一个具体出发点”。1979年重版的侯外庐《中国近代哲学史》也充分肯定洪秀全是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吴雁南更认为洪秀全不仅是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而且还是学习得卓有成效的人①。所谓向西方寻找真理,当然是指学习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思想、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等等而言。我     

孟子的民本思想和平等倾向在晚清的凸显与局限

孟子突出的民本思想和平等倾向在晚清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和发扬。这主要表现在：（一）宋代《孟子》在人经过程中一度出现的尊孟疑孟的争论在晚清有复活的迹象。（二）孟子的民本思想和平等倾向在清禾时常被发挥成为西方近代的民主理念和代议制度。尽管如此,孟学依附于孔教之下的地位没有变化,《孟子》作为儒家经典的地位也没有变化。可见在儒家经典中《孟子》的确以其突出的民本和平等精神存在一定程度的游离倾向,但是孟子的思想总体上是与封建等级社会相适应的,而与近代的民主精神有实质差别,《孟子》无法真正作为从西方输入的民主思想和制度的本土性经典支持。我们应以子学精神而非传注精神来对待传统和经典。     

近代湖南政治与文化中的新旧交织——以戊戌变法时期为例

戊戌变法时期的湖南新旧两派的斗争,并不像人们过去说的那样阵线分明,而是呈现出一种新旧交织的状况。这既表现在对待郭嵩焘、康有为思想的态度上,也表现在学习西方发展工商业和在湖南实行新政上。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以礼经世述考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通过注解《春秋繁露》本义 ,企图扶正过去被维新变法扭曲的《公羊》学说。他质疑康有为认定的《春秋》口说的可信性 ,申明《春秋》非改制之书 ,认为董仲舒和何休的《公羊》学说并非如康有为所言“绝无迥异”并辩别出了二者之异。苏舆在《春秋繁露义证》中通过“存天理”“灭人欲”来阐明《春秋》济世之用 ,又审定当时的政治环境 ,分辨华夷关系 ,驳斥西方平等观念 ,这反映出苏舆的《公羊》学说与湖湘学派有着深厚的渊源 ,加上他以礼印证《春秋》经世大义 ,凸显出他治经的个人特色。     

诸葛亮治蜀对《管子》的借鉴

诸葛亮自比于管仲,说明管仲在诸葛亮的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二人同为国相,继承发展管仲思想的《管子》一书有可能成为诸葛亮治蜀的参考。而从诸葛亮为后主刘禅抄写《管子》一书、进而结合其治蜀的实践进行分析,则证实了这一观点。在此基础上,针对有的学者提出的诸葛亮的政治思想出于《管子》黄老一说,作出了不同的辨析。     

论中国近代以来功利主义的致思

近代以来 ,西方功利主义成为中国社会颇具影响的思潮之一。康有为、严复、粱启超等人对功利主义思想的推崇 ,反映了民族资本发展的迫切愿望。章太炎对功利主义学说的全面批判 ,使功利主义在中国不再受到人们的公开礼赞 ,但它并没有从此销声匿迹 ,而是继续存活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功利主义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土壤 ,完全排斥功利主义必然使历史进步的合力减弱 ,所以不能用抽象空泛的“左”的观念一概反对之 ,当然 ,也不能消极放任之 ,而应对功利主义加以法制的规范和道德文明的引导     

四川保路运动前的罗纶

罗纶在保路运动前深受康有为、梁启超思想影响,以立宪派人物的面目出现。“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不改初衷,仍大讲变法自强之道,兴学救国之理,并实践之。1909年10月,四川咨议局成立后,他在副议长的位置上弹劾官吏,使“议会始敢言,民隐毕达”,并领衔提出了《四川咨议局整理川汉铁路公司案》。     

《山海经》与禹、益神话

《山海经》自古托为夏代之王禹及其臣下益所作。本文依据《尚书》中“禹平水土、主名山川”之说,结合《山海经》全书鲜明的命名类物倾向,考索禹、益神话中言灵信仰和法术思维的诸种表现,在治水行为之外归结出巫术性符号行为的重要母题,从而说明作为“巫书”的《山海经》和作为“巫师王”的禹相互依托联类的神话思维背景,并兼论巫咒、禹步等问题。     

高旭与吉田松阴

与同时代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一样,高旭对日本幕末时期志士吉田松阴非常推崇,称之为＂先觉＂,思想上也受其较深影响,这与当时中国的时局、中国知识阶层的吉田松阴热以及中国人当时的日本观密切相关。除了受改良派影响外,德富苏峰对吉田松阴的评价、尤其是把他与玛志尼相比较,也对高旭及其同时代的人认识吉田松阴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曾廉的生平与思想

戊戌变法时期,曾廉以反对变法维新,上书请杀康有为、梁启超而名噪一时;辛亥革命前后,他激烈地反对民主革命,并一直妄图复辟封建制度,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阻碍力量。曾廉是清末民初一个典型的政治保守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者。     

《梁书》不载《金楼子》考--兼论《梁书》编撰问题

梁元帝萧绎撰写的《金楼子》是南北朝时期的一部重要子书,但却不载于《梁书*元帝本纪》.其原因恐有三一是《金楼子》成书时正遇梁末战乱,姚察撰《梁史》时所据"国史旧文"本无记载;二是江陵亡陷,《金楼子》被西魏于谨大军掠至长安而入秘阁,姚察不得见;三是姚思廉续补时恐因唐太宗之故,而不得载《金楼子》于《梁书》.     

谭嗣同是一位典型的改良主义者

史学界一般将谭嗣同定位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派或改良运动左派人物,这一观点有失偏颇。谭嗣同是一位典型的改良主义者,其根据有二:其一,谭嗣同和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时期,其思想均未越出康有为的变法轨道;其二,在1898年之后,惟有梁启超才真正继承了谭嗣同的思想,而将谭嗣同奉为旗帜的革命派,其主张与谭的思想只是"形似而实不是"。革命派扬嗣同而抑康梁,不仅是对康、梁、谭个人之不公,而且也混淆了革命派与改良派的真实界限。     

《农田余话》作者考

摘 要：黄虞稷《千倾堂书目》认为《农田余话》一书为张翼所作,现代学者多承其说;《四库全书总目》、周中孚《郑堂读书志》曾对《农田余话》的作者提出质疑,但并未确定其人;实际上,《农田余话》的作者确非张翼,而是元明之际的邵亨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