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构及其趋向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执政合法性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是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20世纪70年代末,这种意识形态中心型的合法性面临困难,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合法性基础由意识形态为中心转移到以经济绩效为中心上来,成功地实现合法性的第一次转型。当下,经济绩效主导的执政合法性面临着新的挑战,创新执政合法性,实现执政合法性的第二次转型是我们党当前执政合法性建设面临的重大课题。     

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建设研究

我国目前正处于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的全面转型时期。社会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也发生着深刻变化,传统的政治合法性资源逐步流失,执政党政治合法性面临新的挑战。应对挑战,我党应当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个方面努力,进一步加强我国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建设。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流变及其重塑

执政合法性是执政党有效运作的首要条件和基础。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合法性诉求方面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以意识形态合法性为主导的时期、以经济绩效合法性为中心的时期和以法理型合法性为主导的时期。当前,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的社会生态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面临着执政合法性的严峻挑战。因此,重塑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的执政合法性已成为其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     

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建设研究

我国目前正处于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的全面转型时期.社会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也发生着深刻变化,传统的政治合法性资源逐步流失,执政党政治合法性面临新的挑战.本文首先对国内外学者关于政治合法性的基本理论与观点进行梳理,分析了政治合法性的含义及其基础,回顾了建国以来我党政治合法性的演进过程,指出当前我党政治合法性面临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个方面的现实挑战,并提出了进一步加强我国执政党政治合法性建设的初步建议.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转型及其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前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是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 2 0世纪 70年代末 ,意识形态中心型的合法性出现危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把合法性基础由以意识形态为中心转移到以经济绩效为中心上来 ,成功地实现了合法性的第一次转型。当前 ,经济绩效主导的执政合法性面临着新的挑战 ,创新执政合法性 ,实现执政合法性的第二次转型是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     

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的巩固

执政党根据民众的要求所要具备或创造的符合社会正当性的政治理念、能力、效绩、形象和制度设计等 ,构成其执政的合法性基础。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仍面临挑战 ,存在不足和缺陷。文章系统论证了巩固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的基本思路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民主陷阱

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讨论,使用西方民主政治的标准显然是有失公平的。这种做法,在民族国家后的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下,显然是缺乏基本的政治道德支撑的,也纵容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成为新的帝国主义,进行政治意识形态的新殖民。将经济发展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又将中国共产党推向了反对民主政治的政治道德逆流,也是十分不恰当的。保持与最广大民众的密切互动和融合,是中国共产党继续拥有执政合法性的关键所在。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最应该重视的力量源泉和保障。这是一种更为实际和内在的合法性,是合法性的中国实践和中国形式。     

如何增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历史的审视

在现代政党政治中,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党执政的基本条件,其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即：意识形态、领袖魅力、统治绩效、民主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法理上赋予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从历史变化看,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来源经历了从以意识形态为主向以领袖魅力为主转变、又由以领袖魅力为主向以统治绩效为主转变的演变历程。当前,如何加强民主选举制度建设,继续增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显得非常必要。     

公民社会的兴起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构建

公民社会在中国的蓬勃兴起,使党、国家与社会具有各自相对的独立性,执政环境的变化,必然引起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发生一定程度的变迁。在公民社会的视野下,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既来自于与社会的合理分权和合作,也有赖于民主政治的发展。树立治理和“善治”的执政理念,提高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及党融入并主导公民社会,对于提升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具有积极意义。     

社会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面临的挑战及其重构

执政党不断寻求政治合法性是政党政治运作的基本规律。社会转型时期,现代性因素对执政党传统合法性的资源和基础构成了严峻挑战。本文在分析社会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面临挑战的基础上,从意识形态、政绩和制度规范三个方面提出了重构党的执政合法性的基本路径。     

邓小平执政党执政合法性思想探析

执政合法性关系到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与持久,因而是现代政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在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执政规律的过程中,邓小平关于执政合‘法I陛的理论无疑起到重要作用。具体体现在六个方面：即加强集体领导,扩大党内民主;加强法制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反对任何特权,坚决维护人民的利益;重塑党的权威,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防止两极分化,保持社会公平;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埃及社会转型期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与应对

转型国家常常面临来自合法性危机的挑战。合法性危机形成原因涉及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诸多层面,危机的程度亦有强有弱。面对危机,具有自我适应、自我调节能力的政治体系,通常会通过改变结构和功能来适应环境的变化对系统构成的压力。较之改革,革命则是一种更激进的途径和方式,是旧政治系统合法性极度危机的产物,革命也为新政权重建合法性创造了条件。从政治合法性的角度来分析穆巴拉克时代以来埃及政局变化对处于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党史文化的当代价值及其建设路径

党史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坚持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信念和集体主义的核心价值原则,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大力弘扬党史文化,发挥资政育人功能,构建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新型文化形态,对加强意识形态整合,巩固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进一步强化社会主义政治认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应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动党史文化科学发展。     

论社会转型期农民的“软实力”及其提升

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软实力越来越成为衡量某一群体或个体素质提升的重要指标。探索农民的软实力及提升方式,有助于转变＂三农＂问题的解决思维,有助于完成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转化。农民的软实力是由国家软实力引申而来的,它包括农民个体的价值判断力、技能掌控力和思维辨别力。这些方面的提升需要通过提高农民的思想素质、文化素质和技能素质等途径来实现。     

欧盟合法性与共同公民身份

随着欧盟由单一的经济联合向更深入的政治联合转型,欧洲民众对欧洲一体化事业及欧盟治理的支持度也迅速下降。急剧下降的统计数据背后体现的是民众对联盟合法性的怀疑。综合以往以及目前对欧盟合法性的讨论,其合法性标准不外有三:民主程序的合法性、解决问题能力的合法性以及集体认同的合法性。然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对于功能性共同体的欧盟,集体认同究竟能否为之提供合法性还有待进一步的商榷;另外,联盟的目标与价值的合法性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联盟对于共同公民身份的引入,将为回答目前它所面临的合法化危机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与机遇。     

理解代表--关于代表的正当性与代表方式合理性的分析

理解代表,核心是要说明代表的正当性与代表方式的合理性问题。在人类政治文明化的演进中,人们所以选择代表的方式进行社会管理,是由公共权力的内在特征决定的,也是由公共权力的和平转移与运用以及现代社会规模过大等因素要求的。现代意义上的代表观念是建立在所有人都具有平等的内在价值的基础之上的,主权在民与公民权利成为代表正当性的依据,社会公众的同意与授权成为代表正当性的来源。代表观念的形成改变了政治的逻辑、政治思维的方式和政治的关系。通过投票的方式选举代表是由社会公众意志的主观性、差异性与变动性的特征决定的,同时也是人们的理性选择。在如何代表社会公众的意志方面,委托论与独立论、专职代表论与兼职代表论之间的争论是关于代表方式合理性的争论。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与重写中国哲学史

假如仅仅依据西方的"哲学"标准,中国哲学确乎存在"合法性危机".惟有在"特殊性"的哲学形态中去把握"家族类似"的哲学共性,惟有真正的"问题意识"在汉语言世界中得以"自我表达",惟有真正的"问题"和真正地"提问"落实在从"认知性的哲学"(cognitive philosophy)转进到"引导性的哲学"(orientative philosophy)的写作实践之中,我们才能承诺并实施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范式创新","中国现代哲学"才能寻找到并完成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超越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