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马融的经学贡献

马融的经学著述十分丰富,范围也十分广泛,几乎涵盖了当时的"五经".马融经学的立足点是古文经学,他在为经书作注时,多采用古文本,重视重文字训诂、名物的训释.马融也熟悉礼制,并以礼解经.然而马融并不拘泥于门户之见,他在以古学为宗的同时,对今文也有所汲取和采纳.马融经学对东汉乃至东汉以后的经学家注经风格都产生了影响.并对汉晋之间学术风气的转变起到了先导作用.     

今古文融通:郑玄的经籍笺注及其史学价值

郑玄是东汉经学集大成者,郑学"小一统"对促进东汉今古文经学的融通具有重要的作用。郑玄的经籍笺注以古文经说为主要立场,又兼采今文经说,体现出他博采众家、融合今古的经学特点。郑玄的经籍笺注不但对经学的发展有重要贡献,而且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这种经籍笺注内蕴的史学价值也明显呈现出今古文融通的学术特点:一方面,郑玄基于古文经学的学术立场注重名物训诂和史实考辨,其经籍笺注保存了大量史料,为考察上古三代历史提供了依据;另一方面,他的经籍笺注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思想,他对天命王权的宣扬、古史系统的构建,以及礼治思想的阐发,都力求融合今古文经说以解释历史的发展。     

论经学背景下的东汉归隐现象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学而优则仕＂成为士人一种主要人生追求,但在经学兴盛的东汉,不少儒生却隐居不仕或暂时不仕。经学发达与隐居不仕这一表面上看似矛盾的现象,其实有着内在必然性,它与部分儒生清静无欲、专心经学有关,也是士人生存环境发生改变、汉代选官制度滞后的产物。这类士人或专心习经,或隐居教授,推动了东汉经学的发展;他们习经目的单纯,与当时社会上一些钻营者形成鲜明对比,无形中起了＂激贪厉俗＂的作用。东汉经学士子的隐逸,大多只是暂时的,并不表明学仕分途。     

汉大赋与经学:强势文化的互动

汉代的经学、政论、大赋都是强势文化的产物,它们之间有相通之处,三者关系可以表述为经学影响政论,政论又影响了汉大赋。经学影响议论文侧重于内容,而议论文影响大赋侧重于形式;经学、议论文、大赋又时常表现为互动关系。经学与汉大赋盛衰大致共时同运,正说明其间强、弱势文化的作用。从汉代政治和文学关系考察,经学一定是强势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而汉赋铺张扬厉的赋风又影响了经学阐释的繁复,"务尽"、"详博"的话语体系正好适应了实现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权力与心态:“元感上书”与长安三年经学派系分立考论

经学史上所谓"变古"实发端于武周时期。唐代前期完成经学总结后,经学继而走向僵化。武周代唐产生的政治变革和创新激励带来了经学革新的契机,于是有王元感和刘知幾等人掀起经学变古思潮,从而开辟宋代经学变古道路。长安三年可谓经学发展分水岭,唐代的经学一统变为派系分立。此年发生"元感上书"事件,标志着唐代经学由此显现为变古派和泥古派两大基本派系。两派的经学立场与其政治偏向和心态有密切关系。王元感负气上书,引发论战,变古派受益于武周政局,获得革新经学契机而偏向于亲武;泥古派心态微妙,寄望还政李唐,偏向于亲李而恪守经学传统。武则天出于政治利益考量和心理偏好,支持变古派。变古派得以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崭露头角。     

长安东汉作家及其地域分布略考

东汉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重要转型时期,东汉虽然已经建都洛阳,但长安文化仍然对东汉产生了重要影响。东汉长安作家是东汉地域文学的代表,通过爬梳有关史料,对东汉"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39城、52位作家的创作事迹和地域分布做了考证整理,并进而总结了东汉长安文学四个方面的创作特征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模仿与超越：扬雄经学思想论析——以《法言》为中心

扬雄是西汉末期著名的思想家与经学家。他身处经学兴盛但又今、古文经纷争不息的"经学昌明时代",因政治、著作等因素被后世忽略了其学术贡献。以两汉今、古文经学的差异为考察背景,分析《法言》大胆采用模仿经典形式背后的撰述动机,显示出扬雄在经学发展转型时期,不囿于一家一派,调和今、古文经学的自身学术立场及其"重德轻事""深约解经"的经学思想。此外,《法言》中展示的援道入经倾向,以及扬雄在后世所受褒贬不一的历史评价,昭示着中国儒学在由经学到理学的发展过程中理论的不断完善与成熟。     

《古诗十九首》中生命意识的觉醒

汉代的选官制度和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汉谶纬经学的衰落使得士人们不再愿意将其人生价值建立在效忠帝王与朝廷的基础上,而是着重个体生命意识的自觉与觉醒.《古诗十九首》体现了强烈的生命意识,在离愁别恨、人生苦短的感叹,及时行乐的呼吁背后隐藏的是对旧制度的反抗,对个体生命意识的重新探索.     

从经史分离看《史记》的史学价值

经学在汉初正式形成,大约与此同时,史学也崭露头角.而<春秋>则寓"空言"于行事"之中,一直兼具经学与史学的双重特件.<公羊>、<嗀梁>乃<左传>侧重继承<春秋>义法,显示出经学的特点:<史记>也继承<春秋>,但其所凸显的却是史学的特点.显然,正是<春秋>兼具经与史的双重特性,促成了经史之间有着始终的关联,但也正因为继<春秋>者所侧重的特点不同,最终促使了经史在学科上的分离.在经史分离的过程中,<史记>无疑处于其间的关节点,它于著述宗旨、著述路数以及著述体例上都发凡起例,从而使史学真正独立于经学,而这些正凸显出<史记>在中国古典史学上之承前启后的地位与价值.     

全祖望经学思想研究概略

全祖望作为浙东学派的重要代表,学界对其研究多见于历史学领域,而经学思想关注较少。实则,经学思想对于全祖望思想研究来说不可或缺。总体来看,其经学思想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思想的整体性研究与经学著述的专题性研究两个方面。虽然两个方面都已取得一定成果,但仍留有很大研究空间。对此,学界一方面亟需以更加宏观的视角将全氏的经学思想置于清代经学的发展脉络中重新审视,另一方面还应该在微观分析的层面上不断深入。     

赵晔《韩诗》学表微

东汉会稽学者赵晔素以《吴越春秋》饮誉学林,但其本位身份乃是研究《韩诗》的经师,故《后汉书》将其列入《儒林传》,以明其主要学术成就体现在经学领域。赵晔师从东汉《韩诗》学派大师杜抚,撰写了三部《韩诗》学著作,并影响了会稽地区的学术氛围。遗憾的是,赵晔的《韩诗》学著作已全部亡佚,现已无从了解这些著作的具体内容。但就散见各处的相关史料细加钩稽,仍可大体考出赵晔《韩诗》学的渊源、著作及影响,从而较为客观真实地还原赵晔《韩诗》学的基本面相。     

论王逸《楚辞章句》对屈骚的审美批评

汉代是经学昌盛的时代,受经学思想的浸染,王逸的<楚辞章句>也遵循经学的思维模式,采取依经而论的话语方式,具有为政治服务的品格.然而汉代文学走向自觉的发展趋势,也促使王逸在对屈骚的注释与品评中,不仅承继刘安、司马迁,阐扬屈原"发愤抒情"思想,而且更是刻意褒扬屈原的个体性情,井对屈骚的艺术特征给予全面的审美阐释,为魏晋时期的文学自觉在理论上奠定了基础.     

清代《尚书》学"伏郑之争"考察

在清代"汉学"兴起过程中,汉代的伏生与郑玄两家《尚书》经说重新受到重视,先后形成了以"宗郑"为代表的古文经学一派和以"师伏"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一派,两派之间发生了多次交锋,可称之为清代《尚书》学中的"伏郑之争"."伏郑之争"涵盖了《尚书》学的文献层面、 经说层面及相关经说史料的性质归属层面等,其产生原因与清代经学重视师法家法的整体风气及今古文经学背景下学术风尚、 学术背景改变密切相关.清代《尚书》学"伏郑之争"不是两汉"今古文之争"的历史重现,而是清代学者在新的知识背景及历史语境下对两汉《尚书》学的阐释与重塑,其背后牵涉到的学术背景、 政治环境与现实诉求都与汉代迥然不同.     

汉代谣谚与官吏品评

汉代谣谚以人物品评谣谚突出,但就人物身份而言实以官吏为主体。谣谚与官吏对应关系的出现,表面上看是东汉"举谣言"的直接结果,实际上是儒家诗教发展的结果。汉儒将风谣从"民心"到直指"天心"的提升,使风谣与吏事在阴阳五行体系内相对应,从而建立了谣谚与官员考评的关系,完成了谣谚于国家政治思想理论上的构建。这也是东汉将"观采风谣"提升成"举谣言"制度的思想基础。谣谚在汉代官吏考评任免中发挥的效用,使汉代社会对谣谚有着特别的重视与需求,客观上形成了汉代谣谚以官吏品评为主的文学面貌。而官吏品评对事功治绩述写的要求、对传播与交际功能的需要则是汉代谣谚叙事特征突出、七言句式大量出现与程式化形成的重要原因。     

杨维桢生平事迹及学术成就考述

本文对元代浙东学者杨维桢的生平事迹及学术成就作了比较全面的探讨,指出杨维桢是一位关心民瘼、崇尚节气的学者;他为学博洽,著述丰富,在经学、史学、文学诸领域均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而诗文方面的成果尤其令人瞩目,有"文章巨公"、"第一诗宗"之誉.     

东汉时代的游学风气及社会影响

东汉时代，游学是当时社会各阶层人们从事的重要文化活动。这种风气的盛行是很突出的社会现象。考察东汉的游学对于认识当时教育的发展状况的及作用十分必要。因此本文拟就东汉游学风气的特点、原因及社会影响作如下探讨。游学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较早，至少在春秋后期已经出现。历战国、秦、西汉，这种风气不衰，至东汉时代，游学活动又很兴盛。然而，东汉时代，游学的社会条件已与前代不同，它是在国家集权统治加强、经学广为流传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游学活动自然要具有时代的特征。东汉游学风气主要表现出以下诸方面的特…     

东汉壁画车马出行图相关研究

从东汉时期墓室壁画、画像砖、画像石中表现的车马出行图图像为题材,结合东汉和目前出土的车马出行图进行"图像学"学习和研究。以车马出行图的图像为主线,并结合东汉社会历史文献资料展开深入地论述,进一步研究东汉社会在现实生活的场景,在东汉审美文化中的大美术领域展开讨论。     

汉代古文经学及其批判意识

汉代古文经学是在与今文经学互争的态势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古文经学不仅为收集、整理和注解古文献不遗余力,而且其长于训诂、注重史实及持论平实的品格与学风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学术的科学权威.此外,汉末古文经学家吸收道家的思想,这对扭转儒学神学化的倾向有积极贡献,而古文经学与道家思想的某些契合又预示着汉代学术转向的必然.本文从分析古文经学的特点和方法入手,试图揭示它在汉末思潮解放中的作用及其对新的学术转向中不可忽视的地位和特殊作用.     

千载流变

简单又复杂、低调又深奥,楷书在矛盾与困惑中走过了两千余年。经历了无法逾越的巅峰,也感受过乏人问津的萧条。宋代《宣和书谱》中说:"汉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隶字作楷书",认为楷书是由古隶演变而成的。确切地说,楷书诞生于西汉末东汉初。从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帛书残片中就可看出,早在西汉,有些字如"文"、"信"等即已见楷书笔法端倪。在近年来出土的大量东汉简牍中,这种笔法呈扩     

东汉蝗灾概述

东汉王朝在中国古代历史时期灾害发生较为频繁,而蝗灾则是这一时期发生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它对东汉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造成重大影响,因此,东汉统治者对蝗灾十分重视。本文通过对东汉史籍中蝗灾发生记录的整理,对该时期蝗灾发生时空分布进行统计,从而确定蝗灾发生的区域以及总结蝗灾发生的时间等特点。并对东汉蝗灾发生的原因进行探讨,从而提出一些新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