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的文化思考

现代案头上的两个历史文本，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记载着两个东亚大国的近代遭遇。在东西方文化的剧烈冲撞中，同样的历史氛围，同样的时代机遇，同样的民族激情，却结出了不同的文化果实。个中的文化得失，至今值得重新读解。一“洋务运动”发轫于１...     

中日近代留学教育比较

中国和日本同属东亚,在近代文明到来之前,都是封建制国家。两国几乎同时受西方文明冲击,在外力的压迫下,分别以“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为契机,开始效法西方,向近代化迈进。然而,在近代化过程中,日本则步伐神速,仅用三十年时间就跃居世果前列,中国却步履蹒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痛苦挣扎仍未跳出封建的囚笼。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教育之因素绝不能轻视。对于西方文明的异入,中日两国都把留学教育作为一种重要措施。本文试图通过探讨中日近代留学教育的若干问题来阐述中日近代     

“中体西用”之现代反观

"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也是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模式,是近代历史上最有意义的课题之一。尽管有着种种的历史局限性,但它适应时代需要,促进西方先进文化东进并推动中国传统社会转型与进步的作用是无可取代的,值得我们不断深思与反省。     

梁启超和章太炎的“亚洲主义”论述——从回应近代日本“亚洲主义”的视角

在晚清至民初时期中国处于相对衰弱地位的背景下,梁启超和章太炎以明治维新为蓝本,肩负了探索中国近代革命道路的民族使命,从被压迫民族立场对已经兴起的近代日本亚洲主义进行回应,阐述了独自的"亚洲主义"言说。他们都认识到近代日本亚洲主义为抗拒西方的殖民侵略,在主张亚洲国家"互相联合"对抗西方的同时,实质上又包藏对中国及朝鲜等亚洲国家行使霸权主义的野心,揭示了这种日本型"亚洲主义"的欺瞒性。本文以考察梁启超翻译《佳人奇遇》的态度,以及梁启超和章太炎对明治时期盛行的"人种论亚洲主义"所作出的批判性反思为线索,指出他们当时基本态度,即对明治维新成功的钦佩和"同文同种""唇齿相依"论的亲近感。他们开始对日本的"亚洲主义"有过认同,但心情、思路和愿望却与之大不相同,他们对日本"亚洲主义"的反应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由期待、认同到警惕、批判的过程。特别是章太炎组织发起的"亚洲和亲会"及其言论,超越了明治时期"人种论亚洲主义"的藩篱,排斥了日本"亚洲主义"的扩张主义性格,是当今思考"亚洲"以及"亚洲共同体"概念的贵重思想资源。     

试论洋务运动中期的经济调整和改革

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洋务运动泛指洋务派为了挽救清王朝的垂死统治而进行的购买洋枪、洋炮;练兵、制器;开厂、设局;办学堂、搞外交等多方面的活动,内容比较庞杂,但其主体可以讲是一系列以“西学”为中心的经济活动。洋务运动是我国历史上中国人自己创办近代机器工业进行社会化大生产的划时代的开端。洋务运动中期所进行的经济调整和改革在我国近代经济发展史上也是第一次。本文试分析这次经济调整和改革的原因、结果、历史作用以及失败的教训。     

未来学和21世纪的日本

难言的理想描绘未来社会蓝图并不是一件很难办到的事。从明治维新日本开国,沐浴近代产业文明以来,日本人似乎有一股勇往直前的精神,在任何时代都否定过去。明治时代否定“江户”,二战后则否定“战前”,同时以大洋彼岸(美欧)为楷模不断进取,接受了多种多样的价值观念。西欧近代文明、日美安保体制、马克思列宁主义等各自拥有信徒和信仰领域,相安无事地统一在日本的价值体系中。     

走出“修昔底德陷阱”

<正>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曾预言,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这好像是个魔咒。近代大国崛起过程中,魔咒"显灵"了:崛起的大国挑战守成大国十五例,发生战争十一例。远的不说,就在亚洲,日本正是在明治维新崛起之后,迅速走上军国主义     

洋务运动的客观作用与中国近代生产力的解放

本文通过对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生产力发展内在关系的研究,探讨了洋务运动的客观历史作用及其性质。文章运用历史比较学的方法从多角度、多层次论述了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生产力诸要素发展的内在联系,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洋务运动的兴起,成了中国作坊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转折点,成了中国近代社会内部代表新旧生产关系的不同阶级的分化、形成的转折点,成了把科学技术从经学迷信中解放出来的转折点。作者通过较翔实的史料,在对洋务派三个层次和洋务运动三个阶段进行论述的基础上,指出在批判洋务派腐朽性一面的时候,如实地把洋务运动看成一场带有资本主义性质在经济范围内的变革,肯定其在中国近代生产力解放过程中带有启蒙性的客观作用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近代日本“国民皆兵”体制的原点——山县有朋的征兵制改革

发生于1873年的征兵制改革,是日本明治维新后迅速实现“富国强兵”并完成军事近代化转型的重要环节,也是近代日本“国民皆兵”体制形成的原点。明治维新初期,山县有朋作为日本军制改革的实际领导者,主导了从中央军队到国家军队的建设与改革。在这一过程中,山县有朋始终秉承“国民皆兵”主义的建军理念,效仿西方军事制度并结合日本的现实国情,制定了实施征兵制的具体方案,在建立征兵制与构建近代日本的“国民皆兵”体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近代日本的征兵制度打破了封建武士集团对国家军事的垄断,契合了“四民平等”的近代精神,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另一方面,征兵制的成立是以强化中央集权和对外侵略扩张为出发点,带有浓厚的军国主义色彩。     

西方史学的传入和回响

本文分四个阶段回顾和分析了西方史学的传入及其回响.认为近代以来,关于西方史学的传入和回响,应在中西文化交汇的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认识.而这种"中西文化交汇",又是和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从传统农业文明向近代工业文明转型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近代以来外国史学的传入,既有中国历史学学术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同时在某种意义上适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时期中日向西方学习探析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时期,中日两国在改革中都走上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面临着同样的历史氛围与时代机遇,在改革内容和方式上也有一定相似之处,但改革结果却大相径庭。对比这一时期中日向西方学习的差异可知,向西方学习要获得成功,应有领导优势、民众基础、国民素质基础,学习者应理性看待异域文化。     

“先占原则”不应成为日本侵略他国的说辞——从1874年日本侵台之役说起

幕府末期,日本与近代国际法的先占原则有过早期接触,但未对其产生浓厚兴趣。明治维新后,日本出于吞并琉球的需要,促使其搜寻近代国际法中有关先占原则的知识,并以台湾"番地"无主为借口发动侵台战争。通过该役,日本掌握了以近代国际法的先占原则侵略他国的精髓,并将其成功运用到窃占我国钓鱼岛列岛的行动中。     

论石川啄木《札幌》中的“癫狂”主题

石川啄木的小说<札幌>通过"癫狂"主题来印证日本文明转型期对人的精神产生的影响.啄木认为,神经衰弱与癫狂症是带有时代特色的概念.明治维新令日本人体验了急剧的文明进步,从锁国中觉醒了的、不能适应社会大跨度变革的人,精神过劳,在精神动摇与不安的过程中,染上神经衰弱症,进而导致癫狂者激增.啄木曾认为,惟有神经过敏的天才、诗人、小说家和知识分子,精神才易出问题.后又认识到:心病是产生于战争、文明发达或社会急速进步过程中的精神问题,普通人亦然.啄木的观点在某些方面与高山樗牛、夏目漱石的文明批判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明治维新“革命”论——权力的“起点”与普遍化的手段

明治维新史的研究已逾百年,但始终是学术研究的焦点之一.本文在简单梳理日本国内有关明治维新性质的研究基础上,从权力的“起点”与普遍化的手段这一视角入手,重新分析明治维新的“革命性”,并尝试从近代日本的权力原理中,去探求国民未能成为实质性主权者的真正原因.     

近代日本的人口状况与人口政策

明治维新之后,增加人口被作为日本富国强兵的基本国策,结束了江户时代中期以来的人口停滞状态,近代工业文明的发达促成人口增长波浪。而人口过剩之后,日本政府然通过海外移民及殖民地移民缓解人口压力,在对外侵略战争中,更极力推行人口扩张政策。     

“鬼行贱业”的救赎与转型：新旧之交下的梅兰芳游美记

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使传统艺术走上了与西方艺术不同的现代性建构道路。通过对1930年梅兰芳赴美演出前筹备过程的梳理,可以看到京剧现代转型的机制、特点与得失。从以齐如山为代表的近代知识分子对梅兰芳与京剧的改造中可见,近代中国传统艺术探索出了一条以新知识分子为参与主体,以“中西结合、古今共用”的艺术理论为革新理念,以推动艺术成为跨越阶级和国家的大众时尚为革新目的,以“救亡图存、发扬国光”为最高理想的转型道路,由此在“为艺术而艺术”与“为社会而艺术”之间找到了现实平衡,成为了兼具国际性与民族性的大众时尚。因此,梳理和分析近代京剧的改革史可以为当下探寻“文化自觉”的方向提供指引。     

论清末德国法对中国近代法制形成的影响

自１８４０年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之后，清政府面对列强屡战屡败。当时许多有识之士强烈要求变法，建立新的制度，以富国强兵，抵御外侵。本文就当时清政府变法过程中以德国法为范本来改变传统中国封建法律的原因，中国引进德国法的直接途径和间接途径，德国法对中国近代法制的积极影响作了客观分析和研究，指出中国近代法制是以德国法为蓝本、并间接参考了日本明治维新后仿效德国法基础上制定的日本法。德国法对中国近代法制由落后残酷的封建法变为相对先进文明的资本主义法具有积极影响。     

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是日本近代成功的原因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文化——包括其中的道德规范、行为模式、价值观念以及审美情趣——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溶入了不少西方文化的成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日本文化摄取西方文化要素,在原有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当代日本文化,并成为促成日本近代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说,近代日本文化经历了一个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融合的过程,而且目前这一过程仍在不断深化。从这种意义上说,近代以来,日本成     

论“苦役踏车”蜕变的客观必然性——基于人类中心主义嬗变及GDP崇拜的反思

GDP崇拜不仅导致经济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更通过笼罩在其阴影之下并作为其实现形式的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为基本模式的"苦役踏车",造成了当今世界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人类中心主义内在地分为绝对人类中心主义与相对人类中心主义两个范畴,在人类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绝对人类中心主义正在逐步实现向相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嬗变。这种嬗变必然导致以绝对人类中心主义为价值观基础的工业文明向以相对人类中心主义为价值观基础的生态文明转变,必然导致工业文明的发展观GDP崇拜向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观转变。而GDP崇拜的实现形式——"苦役踏车",也必将蜕变为符合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观的可持续的、多样化的、生态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及消费方式。     

日本近代文化的历史特点——从世界文化史角度的考察

一 日本近代文化是在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大变革过程中逐步萌生,并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确立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作为观念形态的日本近代文化,由明治维新后建立的日本近代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所规定、制约,并为其服务。众所周知,作为资产阶级改革运动的明治维新及其后建立的日本资本主义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