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我军的翻译活动与“五四”思潮——兼论与鲁迅、周作人之关系

张我军到北京后才真正接触新文化运动,并由此开始他持续二十年的翻译生涯。在张我军的翻译中,尤以日本白桦派、自然派文学作品为多;同时他还从日本接受了左翼思想,翻译左翼社会科学著作多种。张我军的翻译活动受到＂五四＂思潮的影响,而其文学翻译则更是与鲁迅、周作人关系密切。     

“立人”之路的两种风景——试比较鲁迅与周作人的儿童教育思想

鲁迅与周作人是五四时期"人的发现"与"儿童的发现"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在儿童教育的看法上有诸多相通之处,但由于二人的思想渊源和个性气质的差异,使得他们在探索"立人"之路的过程中差生了不少看似细微而又显著的区别。试从理论基础、家庭教育主体、儿童教育的目标、儿童读物以及影响教育的主要因素等五个方面,来解析其中的差异。     

胡适、周作人早期文学观比较谈

胡适侧重于从文学自身谈文学革命,周作人则侧重于从社会、政治方面谈文学革命;胡适文学理论源自进化论,周作人源自人道主义理论;胡适提倡“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文学研究方法,周作人主张文学研究应“宽容”,否认研究的原则、标准。     

胡适、周作人早期文学观比较谈

胡适侧重于从文学自身谈文学革命,周作人则侧重于从社会、政治方面谈文学革命;胡适文学理论源自进化论,周作人源自人道主义理论;胡适提倡“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文学研究方法,周作人主张文学研究应“宽容”,否认研究的原则、标准。     

周作人与“贰臣”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因其出任日伪官职而被斥为汉奸,但并非历史上的"贰臣"形象。对周作人汉奸罪的研究,令人很自然地联想到中国历朝历代的那些"贰臣",以及某些朝代专为"贰臣"而立的"贰臣传"。广义说来,周作人自然有资格进入"贰臣传",但如严格一点,则周作人并非"贰臣"。"贰臣"也好,"附逆"也罢,都不是什么理论问题,而是一种社会实践,或曰"行为艺术"。每个"贰臣"的出现,都有他自己独特的原因和背景,需要作出具体的认定和分析。"贰臣"现象的出现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本朝的昏庸腐败、封建礼教、"大汉族主义"等都有关系。     

“宽容”与“不容”:鲁迅、周作人对林纾的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派”的历史面相考辨

在重新评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守旧派林纾的历史价值中,鲁迅与周作人的态度和言论是绕不过去的关口。与周作人对待林纾出尔反尔、绝不宽容的批判态度相比,鲁迅对待林纾的态度则显得幽默宽容而又不失深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也有被历史重塑的一面,梳理中国新文学史中鲁迅如何成为五四时期新旧论战中的主将,以及鲁迅随感录《现在的屠杀者》如何成为针对林纾的一篇批判文章,有助于重新理解“五四”的历史性书写。     

周作人之于“五四”新文学的现代化

诞生于文学革命的“五四”新文学 ,以其全新的价值观念、表现形态和审美品格 ,显示出鲜明的现代特质。在这一文学历史的巨大变革中 ,周作人以其对新文学理论的倡导、对外国文学的译价、以及他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等方面的实绩 ,参与了新文学基本特质和大致走向的规范与制订 ,为“五四”新文学的现代化 ,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叛徒”与“隐土”二重人格的显现——周作人早期散文漫议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能够自成风格、独树一帜的散文作家寥寥无几 ,而周作人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早期散文的最大特点 ,可说是充分地体现了其相互矛盾的二重人格 :既是“叛徒” ,又是“隐士”。     

周作人的“两个鬼”

“两个鬼”是周作人对自身矛盾性的一种概括 ,亦是人们对他的普遍认识。通过周作人与鲁迅的比较 ,可见在某种程度上“两个鬼”并不是周作人所独具的特性 ,而是人性的普遍存在。     

论"五四"知识分子先驱对民间歌谣的发现--以胡适、周作人、刘半农为中心

191 8年北大征集歌谣运动是在五·四“文学革命”背景下展开的 ,以它为肇始 ,开启了中国现代民间文学运动的进程。一批天才的文化先驱们在世界范围内激荡的文学思潮的启迪下 ,不约而同地倡导眼睛向下 ,开掘民间文学和文化 ,来构建民族新文学的现代品格。在这一运动中 ,胡适、周作人、刘半农是三个引人注目而且成绩卓著的人物 ,同为民间文学的倡导者、研究者、开拓者 ,他们却以不同的观照眼光 ,以自己整体的文学观为参照 ,来发现民间歌谣 ,并且把它们纳入到他们对新文学的想象之中 ,所以他们的内在思想理路是不同的 ,有各自不同的旨趣和关注点 ,折射出“参差”的斑驳的差异性。透视这种差异性 ,有助于我们全面、立体地审视中国现代民间文学“浮出历史地表”的思想文化背景     

鲁迅周作人民俗观之比较

鲁迅、周作人二人虽不是专门的民俗学家,但都对我国的民俗研究作出过重要贡献。鲁迅认为研究民俗是为了解剖“世态世相”,“改造国民性”、改造社会;而周作人主要是从学术研究、民俗鉴赏、收集资料的目的出发研究民俗的。二人的民俗观不尽相同,对民俗研究的贡献也不同。     

论鲁迅和周作人“鬼民俗”的记忆与想象

由故乡鬼民俗的记忆而感发,鲁迅和周作人面对与鬼同行的现实,他们的文化态度和文学思考是有区别的:鲁迅在掏鬼心态的背后融入了深沉的文化思索,而周作人则在民俗——学术的立场,细细体味着人生的机微。二者表现出不同的民俗想象和价值取向。     

鲁迅周作人的文学语言观比较

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同为现代白话文写作的倡导者与优秀实践者,但周作人强调汉语的不可更张的继承性,留恋于汉语的趣味性。鲁迅认为文言文承载了太多旧有文化的＂踪迹痕＂,反对读中国书,甚至主张废除汉字。殊途同归的是：周氏二人都有面对语言的无奈甚至不信任。但最终周作人走向了自言自语的文人＂闲谈＂;鲁迅则选择与旧式文人彻底决裂,最终成为现代知识分子。     

鲁迅与周作人忆人散文的比较

鲁迅与周作人的忆人散文的差异首先表现在视角上,对于不同的人物鲁迅采取了不同视角,而周作人的写作视角几乎没有什么变化.鲁迅的忆人散文重在"评"而不在"忆",将叙述、抒情、议论合而为一,因此具有深刻的哲理性;而周作人的忆人散文重在"忆"而不在"评",缺少哲理上的思索.鲁迅的忆人散文的情感激越深沉,而周作人的忆人散文的情感平和冲淡.这种差异是与二人的思想性格、文学观念、美学追求密切相关的.     

长子文化背景下的鲁迅和周作人

周氏兄弟在童年时期几乎共同经历了家庭败落、丧父等一系列人生遭际,承接着几乎相同的文化滋养.但由于他们在家庭中兄弟排行位置的不同,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对长子的文化规约,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感受和情感体验.周氏兄弟在家庭中的角色意识、责任担当和人生体验的迥异,致使他们最终走向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形成了不同的人生现、价值现和文学观.     

鲁迅、周作人的文学史论异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比较

鲁迅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以史涵论,蕴含着＂人＂（真人）的评史标准;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以论带史,返观＂五四＂新文化运动,明确了＂志＂（感情）的评史标准。这两篇讲稿,虽各有治学路数,但都着眼于新文学的＂当下＂文坛,从不同方向推进＂人＂的文学史观。     

周氏昆仲的日本观

中国人的日本观,一旦具体化,就无不受到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广而言之,无论是一般意义上的从世界看中国还是从中国看世界,无论是资料抑或人物,都需严格区分其间的分际。另一方面,基于体验、研究并抽象化后的某一时代的代表人物的日本观,又具有超越时空的性格。基于此,本文通过对周氏昆仲日本观的具体考察,得出了一般被视为悲观论者的鲁迅认为中日两国的相互了解与理解可期、而当时中国的抗战必胜的乐观性结论;而周作人则认为与神道教密不可分的日本国民性难以理解,当时在军事、政治上对日本的抵抗是无谓的牺牲。不过,他同时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不可战胜的。     

对作为思想家的鲁迅的解读--读陈越著《鲁迅传论》

作者认为,用"作为思想家的鲁迅"这个中心命题来把握鲁迅,从"论"的角度来解读鲁迅,以论立传,以传显论,是陈越先生所著<鲁迅传论>的显著特色.在越文化背景下来考虑鲁迅作为思想家的特质,提出鲁迅的后天发展是基于获得了绍兴区域文化的先天"基因"的看法和见解,则是该书的一大亮点.     

解读周作人(下)

“寄沉痛于幽闲”　　———读《关于活埋》　　周作人晚年曾毛遂自荐了一批自己的散文 ,除我们已经分析过的《无生老母的信息》、《关于傅青主》、《游山日记》诸篇外 ,还有收入《苦竹杂记》的《关于活埋》。这篇同是文抄公体的散文却另有特色 ,其特别之处在我看来至少有二。先说其一。《关于活埋》是讨论“死法”的。这是个大题目 :人生无非是“生”、“死”二字 ,周作人既要关注与研究“人”(人性 ,人生 ,等等 ) ,当然要大谈“死” ,周作人确也写了不少文章讨论“死法”(参见收入《雨天的书》的《死法》) ,研究与死有关的风俗 ,以至于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