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龚育之——龚育之逝世两周年祭

龚育之先生2007年6月12日去世的消息,是韩钢先生用短信最先告诉我的.尽管我知道龚老身体一直不好,记得有一次打电话问他近来还好吗,龚老说:"反正没死啰,还活着."当时感到龚老对自己病情是悲哀的,我也不知说什么是好.这次他真的去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和朱正先生说起龚老的去世,都感叹他文章越写越好,可惜他去得太早了……     

记绍虞先生──纪念郭绍虞先生百年冥诞

记绍虞先生──纪念郭绍虞先生百年冥诞王元化我向绍虞先生行请教问学，始于六十年代初。那时他是上海文研所的所长，而我则是审查五年后刚被处理下放在所里栖身的人员。我们最初接触是我将自己所写的几篇《文心雕龙柬释》送他审阅。我没有料到很快就得到他的同情的回应。...     

窃贼驾车伤人谁担责

我先生病故,临终立下遗嘱。将他名下的全部财产由他母亲一个人继承。我先生的父亲早已过世,而我没有工作,还要抚育10岁的儿子。请问,我先生的这份临终遗嘱有法律效力吗?读者于华     

一种时空对应的文化寻绎——朱谦之文化思想探略

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作了科学派的押阵大将的吴稚晖,曾说过:"(我)意中有四位先生,认他们是最近时代中国思潮的代表者.一是胡适之先生,我批评他是一个中国学者而有西洋思想,……二是朱谦之先生,我批评他是一个印度学者而有西洋思想.他论调叫人完全可以否认,也叫人完全可以承认.三是梁漱溟先生,我批评他是一个印度学者而有三分西洋思想,七分中国思想.四是那位老将梁卓如先生,我批评他是一个西洋学者而有中国思想."四位先生"中,朱谦之大约是人们最感陌生的人物了,但他究竟是一位学贯中西、于文化研究别有心得的学者.到三十年代,艾思奇对朱谦之脱胎于虚无哲学的"唯情哲学"多所批评,却也称他是一个"不向政客堆里钻,能保持在文化中心地当穷教授的     

遥忆岱年先生

张岱年先生,是我心中永远的师长。上一次见到岱年先生是1997年夏,我从美国回国探亲。那时先生已经88岁了,但还像我十多年前第一次见到他时那样:头脑非常清楚,胃口也很好,一边大口地吃着红烧牛肉和炒海参,一边还说很香、很香,只是听力差多了。他开玩笑说,现在得对我大声疾呼了。     

费孝通先生的富民主张及其理论探索

值费孝通先生诞生100周年之际,再次读他的一些著作,使我回想起当年跟随他进行农村调查的情景与对我的教诲,特别是他的睿智、责任感与治学精神.那么,费孝通先生从事社会学研究最重要的理论主张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富民.他最大量的社会调查研究活动与内容其实就是关于农民如何富裕起来的探讨.     

忆陈寅恪先生

<正> 陈寅恪先生是当代中国历史学大师,虽然他已经逝世十几年(1969年逝世),但在人们中的记忆犹新。我和陈先生只有一面之识,那是在1944年的暑假中,当我从外地来到成都,住在华西坝,和当时任教于燕京大学的陈寅恪先生、任教于华西大学的钱宾四先生都是比邻而居,我和钱先生几乎每天见面,总是在晚饭后,我去看他,他就和我在华西坝的一个广场上散步谈天,同时我也曾经去看望陈先生。我和陈先生本不相识,看他,一方面表示我的仰慕之情,一方面打算向他请教有关隋唐史中的若干问题,因为当时我正教这门     

费孝通先生的人文精神和文化情怀——写在恩师逝世十周年之际

<正>费孝通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十年了,但他的精神以及当年对我的教诲一直影响着我这些年来的工作与生活。先生的年纪、学识、身份和社会地位超出我们这些学生很远,我们要完全了解他和理解他是不容易的。来到他曾经工作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工作之后,与在社会学领域的感受相比,感觉对先生的理解更加深了一层。不论读书期间还是工作之后,费先生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深远的。我和先生的直接交往可以分     

道高德劭 良师益友——回忆敬爱的杜斌丞老师

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杰出的中国民主革命活动家杜斌丞先生在为中国民主革命奋斗献身的一生中,对文化教育事业也曾呕心沥血,做过卓越的贡献。周恩来同志曾称赞他是“革命的教育家”,确实是当之无愧的。 杜斌丞先生是陕北米脂县人。他家和我的老家是邻居。我在原籍读小学时,他就经常关怀和指导我的学习。后来我入了杜先生领导的榆林中学,从此以后,他一直是我最敬佩的良师益友。     

遥忆岱年先生

张岱年先生,是我心中永远的师长. 上一次见到岱年先生是1997年夏,我从美国回国探亲.那时先生已经88岁了,但还像我十多年前第一次见到他时那样:头脑非常清楚,胃口也很好,一边大口地吃着红烧牛肉和炒海参,一边还说很香、很香,只是听力差多了.他开玩笑说,现在得对我大声疾呼了.     

无处登高

我是在一次回乡途中偶然看到校友录上的黑框 ,才知道文元珏先生确实已经走了。当时正好在醴陵 ,文先生的老家 ,那里正好有一位毕业于湖南师大历史系的旧友 ,于是我赶紧向他询问。我想 ,以他与文先生同乡且又共系的身份 ,对文先生该了解比我多一点吧。孰料殊不尽然。他说 ,他与文先生并无交往。一来他考进系里的时候文先生已经退休 ;二来 ,更重要的一点 ,他听说文先生其人不好接近 ,大概属于恃才傲物的那种 ;只知道其学问非常之好 ,为陶公 (即著有《五代史略》的那位陶懋炳先生 )所佩服的两个人之一 ,而论著却很少。仅此而已。这番话让我颇感…     

走出悖论定义理论的误区─—对黄展骥和几种流行的悖论定义的辨驳

走出悖论定义理论的误区─—对黄展骥和几种流行的悖论定义的辨驳沈跃春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编者按：黄展骥先生来信说：“……沈跃春先生来信告我，他写好了一篇与我争鸣的文章，将投寄贵刊。他的文章，我虽未过目，但因为他是这方面的专家，我预先推荐给贵刊。……”...     

怀念李慎之先生

请李慎之先生为《哈维尔文集》写序是徐友渔的主意。那是1998年的夏天。我拿着友渔给的电话号码先和李先生通话,先生在电话那头声音洪亮,中气很足,我一时有些吃惊,不能把他和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联系起来。等到了中国社科院的办公室里与李先生见面,才看出先生实际上比较瘦弱,脸上有明显的老人斑,甚至有点忧郁的气质。我带去了手头几乎所有关于哈维尔的材料,很多仍然是不完善的译本,比较凌乱,一股脑儿地堆放在面前的茶几上。他谈起自己和东欧国家的接触以及1956年匈牙利事变时,他每天给中南海准备一份简报,那是用特大号字体排版的。他还问我:…     

我为什么同情弱者?

记得我十五六岁时,祖父罗振玉和我讲他年轻时在淮安的一个故事。有一天他的授业老师李岷江(导源)先生忽接到河下家人来急信,叫他回家一趟,李先生匆忙回去,原来他未出阁的闺女,受人骗弄出了肚子,家里觉得是奇耻大辱,把先生找回去处理。李先生有什么办法呢?只有叫     

哲学究竟是什么——《智慧的探索》读后,兼对冯契先生的怀念

人生会有憾事。有的憾事后来可以弥补,可也有的憾事却是终生无法挽回的。当冯契先生逝世的消息传来,我突然意识到:我遭遇到人生一大憾事,而且,它是永远无法弥补的了。 冯契先生是我过去的博士生导师,自1986年我离开上海以后,很少有机会再见到他。但在做学问的过程中,我却常常惦记起他来。每当我读书中遇到一些问题、有一些新的想法的时候,我多么想回到导师身边,希望聆听他对这些问题和想法的看法。同时,我也注视着导师在哲学探索中的每一项突破和进展,并想就这些问题与导师交换看法和意见,尤其是我读到《学术月刊》1994年第2期上发表的先生回忆金岳霖的文字,其中提到“名言之域与超名言之域”问题的讨论,我觉得,先生是把握了哲学理论的重大问题,而这一问题却是长久以来为哲学界所忽     

与民族同命运 --忆我的老师高清海先生

高清海先生逝世将近一年了。我们几个先生辞世时陪侍床边的学生,逐渐地从巨大的悲痛中恢复过来,开始继续思考和研究先生的哲学思想。哲学界已经深切地感受到先生辞世所带来的不可弥补的损失,出现了一些研究先生思想的论文。2005年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联合举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坛,把先生思想研究列为主题之一。有的博士生开始以先生的哲学思想研究作为论文的选题。先生在他的学生和人们心中的形象,越来越鲜明。我时常觉得,先生并没有走,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会给我打个电话,让我去做什么事情,或者约我出去散…     

缅怀故人

怀素先生的遗著,终于得到了公诸于世的机会,他的学生们要我在这里写几句,以作介绍。作为一个相交二十多年,且来往频密的友人,自义不容辞;但这仅仅是私人间的交谊,更重要的是,他曲研究,作为中国学术工作者辛勤劳动的一部分,没有因他的逝世而埋没。由于这一原因,虽然对怀素先生的研究,我完全是门外汉,但仍愿把介绍这事,作为我责无旁贷的任务。     

一家两制

我和先生结婚还不到半年,就为争夺家庭“统治权”而爆发了好几次“南北战争”。先生是山东人,吃的方面还停留在煎饼卷大葱的原始水平,而且他是十足的食肉动物,哪顿饭离了肉便不能活。我来自四川,虽然做菜的本事不怎么样,但吃的本事还是相当不错的,应该属于那种好吃懒做型。我崇尚素食,吃饭讲究营养和细致。最讨厌大鱼大肉,所以为吃的问题,没少和先生闹别扭,有时我想好好表现一下,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折腾出一桌菜来,偏偏他不领情,连筷子都不动一下,却抱着“狗不理”包子啃得欢,这让我感到受了伤害。以后,我便不顾他,自己想吃什么就做什么。先生开始还凑合着,没过几天便开始抗议,然后是罢吃。从不下厨     

我眼中的赵俪生先生

2005年12月11日,山东大学王学典先生等来访,为撰写赵俪生先生传记搜集素材,我谈了下面两点看法,大致意思如下: 如果要对赵俪生先生做一个总体评价,我认为他是"四有"之人:有理想、有个性、有才华、有建树.     

正明先生楚文化研究二三事

结识正明先生,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其时他刚到省社科院不久,大约在一次密加凡院长主持的省社联会议上,我初睹正明先生风采,交谈间颇相契合,他的崇论宏议,昭显出过人的才识,给我留下颇为深切的印象.此后便收到他的契丹史专著,拜阅一过,不胜钦佩.以下数年,陆续读到他的楚史论文,从中得见研讨楚文化的博大气象.恰在此间,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中国文化史丛书,主持者复旦大学朱维铮先生约我撰写"楚文化史",我在研习中国文化史过程中一直关注楚文化,却并未进入此一专域,便向朱先生推荐张正明先生,他们很快联系上.正明先生厚积薄发,相当迅速地拿出书稿,这便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得到学界好评的《楚文化史》.以我的行外之见,这本书可以称之新时期楚史及楚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