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绂《秋山论文》中的叙事论:比较叙事学研究

清代学者李绂(穆堂)在《秋山论文》(1703年)中所提出的叙事论,在中外叙事理论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他结合叙事作品研究所提出顺叙、倒叙、分叙、类叙、追叙、暗叙、借叙、补叙、特叙等9类叙事方式,较为完整而全面地概括了叙事作品中的话语叙说方式,早于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约270年在其《叙事话语》(Narra-tive Discourse)这一现代叙事学研究中对叙述顺序、叙述节奏等作的全面分析,其理论论说方式也具有科学的意义。     

句法、语义、语用之间的互参互动关系

语法结构是一个多层面整体系统,系统的内部成分以及不同平面之间构成互参互动的制约和对应关系.一定的句法形式总是对应于一定的语法意义和语用特征,反之亦然.句法、语义和语用任何一个平面中的现象,在其他平面都有相对应的表现形式.     

论俞大绂对中国农业大学的贡献与影响

俞大绂是我国近代以来著名的农业科学家和教育家,为我国现代高等农业教育事业和农业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本文回顾了他与中国农大的历史渊源,总结了他任职北京大学农学院和北京农业大学时期,在办学治校、学术研究、教书育人等方面的思想和采取的措施,分析了其对中国农大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和产生的深远影响。     

论晚清督抚与谘议局的冲突及原因

在各省设立谘议局是清廷预备立宪的重要举措之一.谘议局与督抚间发生了一系列冲突,此前学界关于谘议局与督抚冲突的研究多从谘议局一方立论,认为两者间的矛盾冲突反映了资产阶级立宪派与清朝封建统治者的斗争.如此立论虽有一定道理,但在某种程度上亦存在着把复杂的历史事件简单化的缺陷.造成督抚与谘议局之间冲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督抚维护自身专制权力的因素,有谘议局议员缺乏行政经验、书生论政的因素,有谘议局议员地方主义思想作祟的因素,还有部分谘议局议员把持谘议局谋求私利的因素,需作具体分析.     

曹植以赋体为中介的诗文互参

曹植将赋体的铺排和夸张手法运用到诗歌和散文的创作中,形成了以赋体为中介的诗文互参,从根本上讲,这是赋体铺排思维和结构模式在诗歌与散文中的运用,铺排思维对曹植诗、文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修饰性的增强,抒情比重的减小,以及对偶句独立性的弱化。这种诗赋文之间的互参关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具有典型意义。     

情事互文:汉魏辞赋与小说的参体同构

汉魏赋家与小说家皆长于观采“情事”,在文本创作层面形成互文.假托问答有助于“凭虚构象”和叙事的展开,而“曲终奏雅”有功于劝世道情,这是汉魏赋体与小说共通的结构方式.赋作在经典主题和故事安排,以及志人志怪的情节设置上,开启魏晋小说的法门.又,赋文本保存小说事典、小说文本保存赋文和赋学本事,二者“参体同构”,以虚构、夸饰繁荣中国早期的文学文本,对中国叙事文学“情事”的建构具有范式意义.     

在村庄与国家之间——劳动模范李顺达的个人生活史

文章主要从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三个历史时段叙述了李顺达在中国革命和生产建设中,由逃荒要饭的农民成为全国劳动模范的生活史实,展现了个体、村庄与国家三者关系的生成过程,由此可以看出李顺达在村庄与国家间所扮演的角色和具有的作用。     

模因论与诗歌的互文性探析

模因是文化传播的单位,它通过模仿和复制在人的大脑之间相互传染而进行传播。互文性是语篇的基本特征。互文性强调文本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影响。任何语篇都是由引文拼嵌而成,任何语篇都是对其它语篇的吸收和转化。文章审视了模因和互文性的关系,认为模因的传播就是互文性形成的过程,并从模因的角度分析了诗歌中的互文现象,以期读者能认识到模因论对研究诗歌互文性的重要意义。     

论妙悟与直觉的差异性互释

妙悟,是由道家的“妙”与佛教禅宗中的“悟”,经过长期的文学艺术实践与理论积淀,由严羽推向成熟,再经后世深化而最终形成的核心古典美学范畴。它要求在审美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凭借直觉的穿透力达到悟“妙”的境界,从而在创造中展现“道”;同时,妙悟具有可勘验性、可深造提升等特征,消解了自身的神秘性。直觉,在西方古典美学中只有零散表述,直至“非理性转向”潮流出现才发展成为美学范畴。克罗齐、柏格森、马利坦与苏珊·朗格等依据不同的理论基点提出了各有侧重的直觉说,但并未综合形成系统的直觉范畴。妙悟与直觉之间有差异,亦有契合,诉诸直觉的穿透力、追求审美创造、否定语言文字等共性特征为二者的互释提供了可能。     

论普通话与方言的互构

以语言进化论为研究视角,基于湖北省语言文字使用情况的实证调查结果,探索普通话与方言之间的关系。首先,在自然状态下的语言接触中,通过将普通话的实用性、广泛性和通用性与方言的情感性、有限性和区域性相对比,指明了普通话的迅速崛起与方言逐渐衰弱的发展趋势。其次,在持续互动下的语言竞争与选择中,普通话与方言相互融合、渗透。在多重力量的冲击下,加速了普通话优势地位的确立。第三,语言的重构建塑了普通话与方言共存分用的总体格局,呈现混合性、双重性、灵活性与社群性的综合特征。由此,得出了普通话与方言之间形成互构关系的结论。为了避免普通话与方言的二元对立,在今后工作中要不断摈除观念误区,树立多种语言和谐共处的观念。     

雍正朝河政述论

通过对雍正朝黄河水患、河官队伍整饬、河工经费支出和工程建设的研究,以及对职官设置、修防条例、考成保固等河工制度建设的探讨,对雍正朝河政给予充分肯定,同时又指出其历史局限。     

论清代康熙朝御史弹劾噶礼案

良好吏治为历代贤德统治者孜孜以求,但即便政治清明时期也难以禁绝腐败现象。清代康熙朝弹劾噶礼案就是作为监察官员的御史对为官不端官僚进行弹劾的典型案例,然三名御史先后两次严正弹劾都以失败告终,究其实质在于圣祖掌控对案件性质的衡量权和对案件处理的最终决定权,完全凭"圣意"予以裁夺。     

雍正朝河政经费研究

主要探讨雍正朝河政经费如何筹集、使用、审核,并估算出雍正朝一般年份河工用度的大致数额,从而得出雍正朝河费处于政府财政合理承受范围内的结论。     

清代赋学繁兴原因论

清代是中国赋学的集大成期,是对历代赋学的总结与发展。清代赋学繁兴的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外部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二是赋体自身的更化。本文主要从当时的科举试赋制度,尊体意识与乾嘉学术的影响等三个层面作出简要的论述。     

汉武帝与《汉武大帝》

从内政外交和选拔人才方面,简述汉武帝的历史功绩。又根据班固的评论,指出他的主要缺点。同时对电视剧《汉武大帝》做出评价,基本肯定;略有不足之处,也做出简单分析。     

清代中朝边境互市贸易的演变探析 (1636-1894)

与明代及后金时期相比较而言,清代中朝互市前期的边境贸易具有持续稳定,管理有序;鲜明的宗藩特色;交易品种相对固定等特点。19世纪80年代,中朝迫于形势调整了边境互市贸易政策。与中朝互市前期边境贸易相比照,互市后期边境贸易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中朝通商贸易中政治因素逐渐淡化、通商要素更自由化、交易形式和制度的规范化及清政府对互市贸易管理的专门化。这些意味着中朝间的通商关系开始向近代国际贸易关系转变。     

清末黄帝形象和文化的内涵与价值

为研究清末思想家、革命家邹容、陈天华对黄帝形象塑造的问题,从黄帝形象建构与历史文化意义、黄帝传达的国家观念与思想特征、黄帝体现的文化涵义、黄帝传达的国家观念与思想特色、黄帝体现的文化涵义与价值进行分析。研究认为,邹容、陈天华在对黄帝形象塑造上体现了浓郁的时代感与使命感,他们将黄帝文化与文明熔铸在争取国家独立与民主进步上,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宣传和普及民主、共和、独立、自由、平等等进步理念,通过融会多元思想因素的方式表达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展望和理想,使黄帝文化彰显出新的生命力。     

《全清词·顺康卷》前5册漏收词补目

《全清词.顺康卷》前5册应收而未收之词甚巨。漏收的主要原因有:搜罗词别集不全,取校词别集版本不广,搜采诗文别集未尽,辑录明清词选疏忽。该文据有关明清词别集和词选,辑补遗漏之词作目录1625首。     

魏明帝与司马懿关系考论--兼及魏明帝朝的政治

司马懿是魏文帝临终前委任的四位辅政大臣之一。魏明帝即位后,将司马懿从朝中派往荆州御敌,后委以方任,这样他不再能直接参与朝中事务。曹真病逝前,魏明帝将司马懿调到西线抵御诸葛亮的北伐。公孙渊拥兵反叛后,魏明帝又派司马懿远征辽东,并对司马懿统兵作战表现出相当的信任。魏明帝临终前委任的辅政大臣中本来没有司马懿,说明他对后者在政治上并不完全信任,但病中的他后来听信刘放、孙资的话,最终让司马懿与曹爽一同辅政。在魏明帝朝中,陈群与陈矫掌握实权并得到皇帝的信任,而他们对司马懿的态度耐人寻味。总体说来,魏明帝对司马懿可谓能用之于外而不会亲近之。至于司马懿对魏明帝的态度,可说是“饰忠于已诈之心”,并通过在外尽力国事以逐步巩固自己的声望。     

卫太子冤狱昭雪与西汉武、昭、宣时期政治

卫太子冤狱的昭雪过程与西汉武、昭、宣三朝政治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巫蛊之祸”是汉武帝为翦除卫太子刘据势力集团而精心策划的一场政治阴谋。此后,围绕着卫太子昭雪事件,武、昭、宣三代君王各自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武帝虽然给卫太子昭雪,但不甚彻底；昭帝嗣位后,对卫太子案漠不关心；宣帝上台以后终于使卫太子冤狱得以昭雪,与此同时,宣帝也借昭雪事件培植了一大批亲己势力,这股势力在牵制和铲除霍氏势力、维持宣帝的统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也无形中助长了外戚势力的日益膨胀,预示着外戚专权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