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界与中日庚款退还纠葛*--以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活动为中心

1920年代日本庚款退还是中日两国外交要案。中国教育界乘特殊政治社会格局对日本庚款的退还交涉产生了重要影响,以中国教育界代表自居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积极推动与筹划,希图主导日本庚款的管理与分配。随着日本逐步显露利用庚款以行文化渗透之本意,中国教育界开始对日本庚款的分配与管理进行批评,最终采取反对与抵制的态度。日本退还庚款的本意与结局如此乖离,根源在于其目的不纯,运作失误,终而至于种瓜得豆。     

试论胡适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

胡适一生的教育思想非常丰富。作者从四个方面介绍了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胡适的教育思想不但对当时的教育实践活动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而且对今天的教育实践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和参考价值。     

试析民国时期中华职业教育社向农村改进事业的转向

自1917年成立试验工商职业教育,到20年代明确提出农村改进,中华职业教育社经历了一个工作重心从城市到农村,从工商业到农业的转变。这一转变既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与职教社自身具有的独特“作风”紧密相关。这一转变昭示了社会组织永葆生机的秘密,也揭示了中国农工商业之间的关系。     

胡适教育救国思想的哲学基础

实用主义哲学是胡适教育救国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从实用主义的思想方法出发,胡适提出了实现社会的现代化、教育是社会改良和进步的最重要的工具、培养完善的个性、个体发展应与社会发展相结合等观点,构筑了其教育救国思想的哲学基础。     

胡适的“完全教育”思想——兼析胡适教育观的跨世纪前瞻性

胡适的教育观极富跨世纪前瞻性,当下教育界几乎所有的"热点"问题,比如高校"扩招"、终身教育、科教兴国等,似乎都可以在胡适那里找到相应的言论,胡适的"完全教育"思想可以给当前教育界不少启示.     

"独立"社与国联调查团

“独立”社是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等平津地区的教授学者为应对九一八事变后的新形势而形成的讨论时政的小型聚合。与南京国民政府将所有的希望寄托于国际联盟调停的“不作为”状态和弥漫着慷慨激昂高调情绪的国内主体舆论不同,胡适等“独立”社成员运用个人的独立思考,力主直接交涉,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策略包括国际联盟及其派出的国联调查团,以改变“今日醉生梦死之抵抗”与政府当道“鬼混的生活,无可无不可的立场”。     

胡适与校勘学

胡适不仅在考证学方面成绩斐然 ,对考证学的分支校勘学的研究也颇有建树。他因承了清代朴学家有关校勘的要义 ,对中国校勘学的发展作了一次总结 ,提出了许多创新性见解。认为中国校勘学起源很早 ;发现错误、改正错误、证明所改不误是校勘学的基本方法 ;排比异同各本 ,取其最古而又最近理的读法是校勘的最好方法。《水经注》的校勘研究是胡适的“象牙之塔     

胡适与文学革命

中国文学在上世纪初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主要归根于以胡适为首的文学改良派提出的"文学革命"。《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集中体现了胡适的文学改良思想,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决定着今天中国文学发展状况。百年后的今天,重新思考中国文学发展历程,再次思考胡适当年的文学改良思想,无疑对文学的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胡适与国民政府

胡适对国民党似乎始终没有太多好感.但他却一直注视着国民党政权的种种政治决策与行政思路,不肯放弃自己的职责;始终坚守自由主义立场,时刻准备以社会的良心正面发言,并在政治舆论上为执政的国民党指点一条通向民主法制的建国治国的大道.在此过程中,他与国民党的关系是冲突与合作相始终,希望与失望相交织.     

胡适与西方自由主义

胡适与西方自由主义具有双重关系———皈依与叛离同存,但皈依更胜于叛离。即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又有对话的可能性范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西两大文化相逢后的真实情形。     

鲁迅、胡适与辛亥革命

武昌首义的辛亥革命迄今已历百年。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是其伟大成就。鲁迅与胡适都曾热情欢迎赞颂。而他们同袁世凯尊孔复辟丑剧的斗争,表明共和与帝制的矛盾仍然尖锐而长期地存在,辛亥一役并未完成反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文化的任务。孔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也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灵魂。五四新文化运动积极倡行打倒孔家店,即是要打破君主专制的灵魂,替中国的民主共和的现代社会打造思想文化的基础。专制永长,昭苏非易,反对专制主义及固有精神文明的种种劣根性,任务仍相当艰巨。     

胡适与中国现代学术建设

20世纪初,中国学术面临新的建设格局.胡适融合中西方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对中国现代学术建设作出示范,他的探索过程和成果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学术走向,是中国知识分子进行文化选择的一个范例.     

胡适的文学革命与敦煌学

胡适在敦煌学领域堪称贡献卓著,长期以来,学术界将胡适敦煌学的研究重点放在禅学方面,而忽视了另外一个重点:民间通俗文学研究。敦煌民间文学对白话文运动的推进和现代文学史学科的建立、产生都有着深远影响,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理论支持甚至灵感来源。透过胡适的敦煌白话文学研究,可以更深刻的了解胡适不遗余力地强调新文化运动中"明白透澈的中国根底"的原因,从而促使我们用更深刻理智的视角去观察沐浴欧风美雨的上世纪初,中国传统文化在时代巨变中的生命力,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深沉的眷恋与反思,对外来文明敏锐的感知与扬弃。     

胡适关于中学国文教育的三次讲演——侧重第三次讲演

中学国文教育问题在二、三十年代曾引起社会的广泛讨论,胡适也参与其中,并三次就这一问题进行讲演.本文通过对这三次讲演的梳理和比较,考察胡适在这十余年间对中学国文教育看法的变化.同时,胡适在这一问题上态度的"变"与"不变",也折射出了那个时代的复杂面相.     

论胡适的学术与政治关系

学术与政治,是萦绕在知识分子心头挥之不去的话题。作为现代史上的知识分子领袖,胡适的一生都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身陷季羡林所谓的"怪圈"之中,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文章联系胡适学术历程,从传统文化、现代哲学基础和身份认同等角度,对胡适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给予新颖而全面的解释与评价。     

胡适与中国传统文化

运用精神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在胡适思想中，始终存在着一种“中国文化情结”。这种中国文化情结不仅与其少年时期接受的传统教育有关，而且为他后来“反叛”传统、走上“全盘西化”道路提供了“内驱力”。但胡适的这种“全盘西化”只是一种学术主张甚至于意识形态，并不代表其具体的学术实践。终其一生，胡适的学术思想与其说是“全盘西化”，毋宁说是“西方学术的本土化”更为恰当。     

胡适手书溯源与书写定位

胡适写字的启蒙老师是父亲胡传,不仅胡适最初的写字是胡传教的,而且其手写的《学为人诗》《原学》是胡适的启蒙教材。胡适的写字,除了受父亲以及学校的习字课训练影响以外,还受欧阳询和薛稷影响较深,少年时曾临习过《化度寺碑》《信行禅师碑》二帖。胡适在书写上严格地遵循传统知识分子习字的方式训练,具有“童子功”。胡适的字不属于“碑派”,而是“二王”脉络,属于明清知识分子追求的“趣味”风格,典雅、趣味、个性张扬,逾规,“法度”不严。胡适无意书法和书家,但他的书写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胡适称得上是书法家,只是他不是那种充分学习前人而博采众长的书法家,也不是那种书体丰富多样,多变的书法家。胡适的手书以正字为主,但日记和草稿中很多字很潦草,属于自创“草书”。     

论梁启超与胡适的自传观

梁启超与胡适是两位积极倡导现代传记的代表人物。在自传观念上,梁、胡二人都重视自传的史料价值。但由于梁启超强调传记的著述品格,其指称的自传仅限于史著范围内的自叙传,其自传观很难阐释中西自传的差异;胡适无意于为自传找寻历史渊源,而有意将自传的边界无限放大,以最大限度地积累史料,胡适对中西自传差异既有理论阐释,更有实践贡献。梁、胡二人在自传观上的根本差异在于,梁启超侧重对过去的历史做现实的研究,而胡适侧重为未来的历史做现实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