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学术发展论略

在讨论我国学术发展问题时,不少学者常用仓颉为黄帝史、夏有太史令终古、殷有內史向挚、《周礼·春官》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等等,来说明我国史学起源之早。而究其实,这些官职虽名为“史”,而其职务只不过是后世秘书、书记、司书之类,故所掌握者多是典、志、图、法之属,还不是后世的历史编纂。学者们又常用《汉书·艺文志》所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来说明我国历史著作起源之早。而究其实,《尚书》本非历史著作,《春秋》则起自东周。因     

试论“春秋笔法”对于后世文学理论的影响

“春秋”本是古代史官记事之书:“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礼记·玉藻》)班固《汉书·艺文志》“左”、“右”互误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以春秋代序为一年,从而以“春秋”为纪年史的专用词语,先秦时期,已经十分普遍。当时各个侯国都有“春秋”,《楚语》申叔时论傅太子之法有“教之《春秋》”,即教之     

《中国古代史学史概要》序

历史学的萌芽以我国为最早,约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已有史官的设立和历史的记载。孔子编述的《尚书》和《春秋》就是取材于官府所藏的档案和各国的史料。《尚书》上起《尧典》,下讫《秦誓》,包括虞、夏、商、周的重要历史文献。《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历史记载,上起隐公元年(前七二二年),下讫哀公十四年(前四八一年),凡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孔子撰述《春秋》,不仅依据鲁国的史书,而且又与左邱明参观各国的载籍,进行查核的工作。后世有人因孔子自称“述而不作”,就认为孔子不是作《春     

司马迁对古代文化史研究的开拓

我国史学传统悠久,内容绚丽多彩。如果说以《春秋》、《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为代表的先秦史学还处于童年发展时期的话,那么,到了汉代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史学,则标志中国史学已经进入了成熟发展阶段。     

宋代史学与《春秋》经学——兼论宋代史学的理学化趋势

据《宋史·艺文志》记载,宋儒治经,以《春秋》为最,举凡著作242部,共计2799卷。故而,清人有“说《春秋》者莫多于两宋”之谓。《春秋》经学的盛行,不仅推动了其它经学门类的发展。哺育了与汉学迥异的宋学;而且还灌溉着两宋二百年间的史学园地。所谓“春秋精神”,不仅是宋代史家主要的思想食粮,而且还是他们借史笔以传“圣人之意”的最高境界。纵观宋代史学,几乎所有有影响的史家史著,都与《春秋》经学有着内在的联系。欧阳修主编《新唐书》、私撰《五代史记》,“本纪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意”;孙     

老子与春秋史官的哲学思想

老子与春秋史官的哲学思想孙以楷在中国古代，人们对事物对立统一性质的认识，常常是用一与两、或阴与阳等概念来表示的．一、两概念及阴、阳意识在《易经》、《诗经》、《尚书》中已经出现，但作为具有哲学意义的概念，则主要是春秋史官们的贡献。阴、阳二字最早见于《诗...     

《史记》中为何没有史官传记

《史记》中之所以没有史官传记,并非由于史料不足或史官地位卑微,而是别有隐情。因为遭遇“李陵之祸”,司马迁的内心产生了严重的自卑情结。而为补偿自卑情结,他不仅创作了史学巨著《史记》,而且创作了《太史公自序》,这实际上是《史记》中唯一的一篇史官传记,且具备世家的特点。     

中国古代史学哲学的形成、发展和特点

中国古代史学哲学的形成、发展和特点方光华中国古代史学从史官制度中产生，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但古代史学哲学的形成，则是由孔子修《春秋》开端的。孔子认为历史是人群活动的陈迹（＂其事则齐桓晋文＂），而史学则是史家主体意识在．历史记述中的体现（＂其义则丘窃取...     

“春秋”用作时代名称的由来

<正> 现在的中国通史著作,于西周之后划分出一个春秋时期。但是,从《史记》直到清末的通史书籍,均以“周”来统摄今天所说的西周、春秋、战国三个时期。那么,“春秋”作为历史时代的名称是从何时开始的?弄清楚这个问题,有助于认识我国史学史中历史年代学的变化。我国是一个自古就重视自己历史和史学发展的国家。如何命名已往的时代,是史学编纂方面首待解决的问题,为此便产生了历史年代学。春秋及春秋以前是以族名、国都名、王朝名三者合一来命名时代。西周人称他所取代的前代为商代或殷代,“商”或“殷”既是旅名,又是殷人国都所在地名,同时还是殷人所建王朝之名。商时人名其前代为夏也是这样。所以《汤暂》记载商人称夏代为“有夏”,《召诰》记载西周人称夏代为夏、称殷代为殷。春秋时人继承     

商代朝聘及其相关问题

从商代朝聘存在的客观形态出发,分别就构成商代朝聘的朝觐、巡狩、会盟、聘问诸项内容进行考察,并提出个人看法,应该说,这对正确认识商代朝聘制度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个基础上,再论及与商代朝聘至关重要的一些问题,就能够使我们更好地把握商代朝聘制度的本质特征了。 一、商代朝觐 文献上有关商代朝觐的内容可见于《诗经》、《尚书》、《竹书纪年》、《史记》等典籍的记载。比如《诗经·商颂·玄鸟》篇说到成汤建立商之后,“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其子孙后代“靡不胜”。诸侯国“龙　十乘,大　是承,”“肇域彼…     

太史考

徐朔方先生在《史汉论稿》中提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观点:司马迁父子名为太史令,实际上却不是史官。徐先生的证据有四:一、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及王先谦补注,太史掌天时星历瑞应灾异等事,是以星历为主的天官;二、汉代没有真正的史官,那时统治者还没有想到由朝廷编写历史的意义和作用;三、《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壶遂批评司马迁作史是不务正业,可见《史记》是私史;四、如果《史记》是官史,那就不存在发愤著书的问题。     

中国史学记事的生成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字记事是甲骨卜辞记事。甲骨卜辞记事的目的在于证明商王预测能力的高超。它不具有史学目的,不是史学记事。但有与史学记事大致相当的记事范围、比较完整的记事时间系统,这使得它又颇类似于史学记事。正因为这种类似性,在史学记事产生前,甲骨卜辞承担着为国家管理提供记事服务的任务。既然甲骨卜辞已能满足国家事务管理的需要,更高、更广层次的记事就不可能产生。那种认为殷商甚至夏代就已经有史官并有史学记事活动的说法是错误的,是对历史文献的曲解。中国史学记事生成于殷周之际。殷周之际记载重大事件的铜器铭文,由于所载事件的社会性和具有传承性的目的,开始具有史学意义,是中国史学记事的开端。周初,卜筮活动开始减少,非卜辞记事日益脱离卜辞获得独立,并最终取代卜辞担负起行政事务的记事任务。由于周人的德政观念,出于教育、监督和反省的需要,记事不仅具有传承性,还同时获得了劝惩的道德内涵,这确定了中国史学未来发展的价值取向。这些记事时间密度很大,已经制度化发展,类似《春秋》的史学记事应当已经产生。     

楚国的史书与史官

(一)《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尚书·多士》谓"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从《周礼·春官》和《礼记·玉藻》中可以看出,西周的记史和史官制度,比之殷商更趋完备.《春秋公羊传注疏》引闵固曰:"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可见,西周以至春秋时期,周王室及各诸侯国都有各自的史书.《墨子·明鬼》谓西周晚期周、齐、宋、燕皆有《春秋》.《孟子·离娄下》说:"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这就是说,按年代顺序记有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事迹的《乘》与《祷杌》,其性质与体裁同于鲁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史籍,《史记·十二诸     

宋代史学的政治功利主义与春秋宋学——蠡测宋代史学成就的另一面

宋代春秋学仰承中晚唐以来的新学风,舍传求经,引领宋学兴起。首先,史家的史著中大量注入尊王为核心的《春秋》精神,经、史趋于合流。其次,史家以表彰《春秋》尊王之旨为职志,赋予史学以强烈的政治功利主义色彩。第三,史家以《春秋》大义绳历代群史,司马迁改编年为纪传,刘知V作《史通》疑古惑经,皆受到激烈抨击。第四,《春秋》义例被奉为史家极则。史家发挥所谓春王正月之义,厘定年序,为宋廷争正统;效《春秋》书法,严格义例,彰显尊王之旨,严责臣节以重教化。第五,宋代春秋学家突出强调《春秋》的尊王理念而少讲攘夷,高唱尊王,鞭挞一切僭上乱名之举,造成舆论压力。史家皈依天理,共同推动史学走向理学化。     

断代史学研究的创获——《唐代史学论稿》述评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史研究所瞿林东教授所著《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论稿》)是我国学术界第一部唐代史学研究论著,也是建国以来我国学术界第一部断代史学研究论著。该书分上下两编,共辑入23篇论文。上编是唐代史学通论,论述唐代史学发展大势或某一侧面的成就,凡7篇。下编是关于史家、史书和问题的分论,按时间顺序编次,凡16篇。《论稿》全书重点论述了唐代史学发展的大势,唐代史学的社会作用,唐代史学的突出特色,对唐代史学大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往深层挖掘出了一批不大为人们所关注的史学家。本文拟从这五个方面对《论稿》作一评述。     

左丘明是《左传》还是《国语》的作者?

《左氏春秋》原名《春秋国语》《左氏春秋》这一书名,最早见于《史记》。《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写道:“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鲁君子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吕不韦……为《吕氏春秋》。”历来都认为《左氏春秋》指的是《春秋左氏传》,省称《左传》。我认为《史记》在这里记叙的《左氏春秋》,根本不是指《左传》,而是指《春秋国语》,省     

史佚考论——兼论《周书》、《周颂》、《周易》的编撰者

儒家传统经典的形成与史官文化有密切关系。史佚是殷周易代之际及周初最有成就的史官,他写作、编辑的史学、文学文献对后世中国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但长久以来,史佚的文化成就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从现存典籍中钩沉史佚的资料,有助于具体了解传统经典的形成过程及其与史官、史官文化的密切关系,并有可能为了解《尚书》、《诗经》、《周易》的写作、编纂问题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和途径。     

关于金富轼历史观的探讨

金富轼是朝鲜半岛第一部正史《三国史记》的撰写者,其史学观层面丰富,其中,事大观、神话观、渤海观以及以新罗为中心的正统观等四个方面不仅集中体现了金富轼重要的史学思想,也是学界评价《三国史记》史学价值的焦点。文章认为,金富轼的历史观中虽然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在正统、渤海等问题上所体现的史学认识基本上是客观而合理的。     

司马迁《尚书》学研究

司马迁曾遍览中祕所藏,且具有敏锐的史家眼光,其《史记》特重采摘《尚书》,其采摘去取要远胜于当时的《尚书》学大师,方式十分灵活。其诠解《尚书》及《书序》资料,不限今、古文说义。特别是《太史公自序》篇,从多个层面对《书序》有所模仿。《史记》所述孔子"序《书传》"、"序《尚书》"、"论次"《书》,等等,并不等于言孔子作《书序》,其义均谓孔子曾"编次"过《尚书》。     

论汉代史学之新传统

论汉代史学之新传统刘斯翰汉代史学可说是开了一个新时代。汉代的两部史学巨著《史记》和《汉书》，在中国史学史上是空前的创造，而它们出现在汉代又并不是偶然的。周朝未闻有专史，（刘节在论考了《史记》所采用的先秦史籍情况之后，质疑说：“据我看来，西周之时就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