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晋书>的速成及其存在的问题

关于《晋书》的撰人应以今本《唐会要》的记载最为可信,即共有二十一人。这些人之间做了细致明确的分工,有掌其事者,有详其条例、量加考正者,有分工撰录者,各司其职,互相配合,一百三十卷的《晋书》之所以能够速成,与此有很大关系。速成的《晋书》具有以往同类史书所不具备的许多优点,正是因此,该书一出,获得广泛认可,言晋史者,皆弃旧本而从新撰。但由于种种原因,此次修成的《晋书》也存在不少缺点,主要有内容遗漏、错谬相沿、取材不当、照应不够、诠配不伦等。与《晋书》的巨大成就相比,这当然是白璧微疵,瑕不掩瑜。而这些缺点,并非《晋书》所独有,不少官修正史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类似问题。《晋书》存在的问题应该成为所有史书修撰者的前车之鉴。     

唐修《晋书》未参引刘义庆《世说新语》辨证——以石崇为例

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中论及唐修晋史时,曾指出《晋书》大量地引用刘义庆《世说新语》中的材料。此说自唐朝以来,少有异议。现就《世说新语》所载石崇其人其事为考察对象,参照《晋书》以及他书,可以明显地看出,就石崇个案来说,唐修《晋书》时所参引的史料多异于《世说》而同于他书,可以证明当时所修《晋书》取材未必参引《世说新语》,而是另有所本。     

韦昭《洞纪》考论

《洞纪》叙事始自传说中的伏羲氏,下迄汉献帝建安二十六年。对刘歆《三统历》既颇相讥弹又多所因循的它,以日蚀星变及与之相对应的人间变故为考述对象,无论形式抑或性质,皆与《隋书·天文志》所谓的"灾变应"或《晋书·天文志》所界定的"史传事验"别无二致。然而,该书尽管突破了传统叙述模式而将原本附骥于史书的"史传事验"之文扩展为专书,其立意构思却并无新特可言,从而表明以史才见称当时的韦昭,其实仅长于融汇而拙于创新。     

《晋书斠注》校勘管窥

《晋书斠注》是吴士鉴为唐修《晋书》所做的一部集注体校注，是目前《晋书》注本中最为完备者。其效仿裴松之《三国志注》,吸收诸家晋史及历代载籍，兼取清代以来学者校勘考订成果，形成自己的校勘特点。其校勘成绩突出，涉及唐修《晋书》之脱讹衍倒之校订，不少成果为中华书局点校本《晋书》所吸收。但其校勘亦有自身局限性，存在当校未校、校勘不精、据讹校讹等现象。     

《晋书》、《十六国春秋》对勘札记

《晋书》为传统正史之一,但其间亦多有可以商榷之处,尤其是某些历史事件的年代、人物、时间等细微之处,与现存其他要籍多有异同。本文主要以后魏崔鸿所撰《十六国春秋》与《晋书》的栽记部分相互勘证,并参以《资治通鉴》及北齐魏收《魏书》等。以上几部书互异之处甚多,兹择其要者二十余条,冀对《晋书》某些问题有所区补。     

《水浒全传》中的“老种经略相公”与“小种经略相公”——兼谈罗贯中的籍贯太原问题

《水浒全传》中的“老种经略相公”乃是当时担任“鄜延路经略副使”的宋代名将种谔,“小种经略相公”则是其侄子种师道,皆为山西名将。罗贯中把这一内容写入《水浒全传》,含有为故乡山西人物立传和隐写北宋“亡国痛史”的深刻意味。     

唐修《晋书》采撷《世说新语》因由初探

本文着重探讨了唐修《晋书》采撷《世说新语》的因由。通过大量事例,论证了唐修《晋书》采撷《世说新语》的前提条件、主要原因及其重要原因。并对唐修《晋书》作为蓝本的减荣绪的《晋书》采录《世说新语》的情况进行了大胆的考证。     

略论臧荣绪《晋书》的史料价值

臧荣绪《晋书》括两晋历史为一书,材料详实内容丰富,是唐修《晋书》的底本。该书虽已亡佚,但通过对其辑本的分析看,其史料应多来源于萧齐以前的众家晋史和起居注,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既可纠正唐修《晋书》之讹误,又可补充其缺漏,是晋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陆机《晋纪》《三祖纪》《晋书》三书关系考

晋惠帝元康八年,陆机以著作郎身份参与《晋书》限断的讨论,此为其日后撰写《晋纪》之肇端。陆机《晋纪》成书于晋惠帝太安年间(301—302)为平原内史时,而非元康末、永康初(298—300)为著作郎期间。该书由《三祖纪》和《武帝纪》二部分组成,其中《三祖纪》成书较早,且曾单独流传。因《晋纪》之《三祖纪》不以编年体而以纪传体形式撰写,加之陆机曾参与惠帝元康八年关于《晋书》限断的讨论,故陆机《晋纪》又多被称作《晋书》。     

乾嘉学者《晋书》研究论析

唐修《晋书》存在着诸多问题与缺憾,但对它做系统全面的研究直至清代乾嘉时期才展开。乾嘉学者用较大精力对《晋书》作了注解、校正、增补及评议的工作。他们的努力为后人研究《晋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梳理乾嘉学者研治《晋书》的成果,了解他们对《晋书》的校正所解决的具体问题,增补所扩展的材料范围,评论所达到的认识深度,对今人深化《晋书》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论《元经》的史学价值

隋代王通所作《元经》，在编撰方面具有叙述的贯通性、材料的简明性、正统的凸显性以及对《春秋》的比拟性等突出特点。其保存了一些《晋书》没有的史料、一些与《晋书》不同的史料；这些史料可以与《晋书》互勘互证，具有一定的价值，值得进一步整理和研究。《元经》的史学价值理应引起学界的关注与重视。     

中华书局点校本《晋书·乐志》校勘商榷

中华书局点校本《晋书》由吴则虞、唐长孺、杨伯峻等学界前辈整理完成,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成就,是目前最权威的《晋书》版本。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主客观条件限制等多方面原因,该书在校勘上还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本文是笔者校读该书《乐志》部分形成的札记,现整理出来,以供参考,期望能对《晋书》的整理完善及阅读使用有所助益。     

从捃拾《世说新语》谈《晋书》的文学色彩

唐修《晋书》既赋有史料的翔实,又具有浓郁的文学色彩。《晋书》捃拾《世说新语》诸条目,乃不亏实录,有考而采,并且不自觉地遵循了塑造人物形象这一原则,对于《世说新语》的材料加以均衡、辨析和取舍,并非“忽正典而从小说”,乃是“弃小说而从正典”。作为史传文学的一分子,《晋书》择取与吸收了《世说新语》在人物外在形象、人物个性化描写及人物品藻等方面的特点,不群于以往诸史,也超越了诸旧《晋书》,正因其体制完备、史料详洽、文笔典饬、形象生动等优长,才是唐修《晋书》成书后,诸旧《晋书》逐渐消亡的原因之一。     

《〈晋书〉语词拾零》商榷

本文依据《晋书》的语料 ,对《〈晋书〉语词拾零》一文考释的 4条词语 :“正当、要当、庙胜、都尽”提出商榷 ,指出其考释未当之处     

《安身论》作者小议

《安身论》是研究电古时期文人思想的一篇重要文章。关于此文的作者,成书于唐代的《晋书》与《艺文类聚》的说法不一致。《晋书》卷25系于潘尼,并载有全文;《类聚》卷23系于王粲,并按其“弃其浮杂,删其冗长”(欧阳询《艺文类聚》序)的编写体例,节录此文开头一段。明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采取折衷态度,在《王侍中集》与《潘太常集》都收录《安身论》。王应麟《困学纪闻》十七翁元圻注:“《晋书·潘尼传》载尼著《安身论》,与此文同,《类聚》王粲著,未知孰是。”提出问题、但没有解决。直到当代,《安身论》究竟谁作,似乎仍是一千悬而未决的问题。有的论著从《晋书》之说,如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有的论著从《类聚》之说,如吴云《王粲集注》,凌迅《王粲传论》     

唐修《晋书》取材《搜神记》原因探析

唐初重修《晋书》时从《搜神记》中大量选取材料入史，对此历代史家多有诟病。唐修《晋书》取材《搜神记》主要基于三大原因：其一，《搜神记》本身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其二，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的思想统治；其三，作为蓝本的《宋书》大量采录《搜神记》。唐修《晋书》从《搜神记》取材，貌似乖悖治史原则，其背后却有深层的历史合理性．实无取材“失当”之嫌。     

许询生年和曹毗卒年新说

许询是东晋的玄言诗人。他在当时的文坛上颇负盛名,影响很大。但是,有关他的生平,《晋书》未予立传,《世说新语》和《建康实录》等著述虽然有些记载,但均比较简略。这就使他生平中的许多问题都难以确定,其中生年就是一个     

修订本《辞源》(三)注释商榷

书证乃证明词语释义之确,犹言“谓予不信,有书为证”。然旧《辞源》、旧《辞海》中皆有举书证而失注例,见其疏略。不意修订本《辞源》亦偶有此弊,某些典故已有特定含义,只述典而无注,失之。 濠濮闲想(p1864.3):“相传庄子与惠施游于濠梁之上,又庄子钓于汉水(引文误,当作濮),却楚王之聘。后因以濠濮指高人寄身闲居之所。下举《晋书·范宁传》、《世说新语·言语》书证(略)。”     

《世说新语》非小说论

虚构性和自觉的创作意识是判断是不是小说的两条重要标准。唐以前的作家缺乏自觉的创作意识 ,不能自觉地进行艺术虚构 ,因此 ,唐以前无真正意义上的小说。从创作目的上看 ,刘义庆等人编撰《世说新语》的目的 ,是为想当官的人提供敲门砖 ,他们提供的参考资料必须准确真实 ;从写作手法上看 ,刘义庆等人摒弃虚构 ,采用“实录”手法记述当时社会上层中流传的名人逸事 ,嘉言隽语 ,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从社会效果上看 ,《世说新语》所记皆实 ,为唐人修《晋书》大量采用。这些都说明 ,《世说新语》不是小说 ,而是一部生动纪实的史料     

李悝《法经》述要

《晋书·刑法志》:“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②李悝。悝撰次③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④,故其律⑤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⑥,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⑦、越城⑧、博戏⑨、借假不廉⑩、淫侈逾制(11)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其(具)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12)。商君受(13)之以相(14)秦。”《七国考》:“魏文侯师李悝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