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真与守拙─—论陶渊明归隐

本文阐述陶渊明归隐的动因和本质：诗人这一人生抉择不是为了对东晋王朝尽忠，而是为了在“淳风日尽”的时代谨守自己的“拙生”，在“大伪斯兴”的社会守护人的真性。     

从陶潜作品看其人格二重性

陶潜,字渊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他出生于东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365年)的一个没落地主家庭,青年时代家境就很贫困,29岁那样,开始出任江州祭酒,不久辞官归隐,此后又做过几任参军一类的小官,每次时间都很短,在这十几年中,他的经济状况日益窘迫,只好亲自参加农业劳动,然而,“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归去来辞序》),在亲友劝告下再任了八十多天彭泽令,终“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萧统《陶渊明传》)而离职回乡,并且写了著名的《归去来辞》以示归隐的决心,从此“躬耕自资”直到63岁去世。     

略论陶侃

陶侃,东晋庐江浔阳(今江西九江)人,字士行,出身寒门,赖屡建功勋,官至太尉,“位极人臣”。历代史家对他有不同评价。如编撰《晋书》的唐朝史官在本传中指责陶侃“潜有窥窬之志”,似有不轨之疑,而清代史学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极力称赞“陶侃乃东晋第一纯臣”,褒贬大相径庭。本文通过对陶侃的时代和他所起的历史作用的分析,力求给他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     

在两种文化的冲突中求生存--解读陶渊明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在其并不算太长的一生中，屡次出仕又屡次归隐。对其出仕之因，中学语教材中以为是“家境贫寒，为谋生”。本对此观点提出了异议，并对陶渊明的几次出仕又几次归隐的具体原因作了剖析。作认为：陶渊明的几次出仕又几次归隐的原因是复杂的，不能用“因贫寒。为谋生”一语以概之。其根本原因是由于陶渊明集儒家化与道家化于一身，两种化两种思想在他的头脑中不断斗争，不断地起作用的结果。同时还有一个原因也不能忽视，那就是：他凭自己多年从政的政治敏感，看到了东晋政权已日薄西山不会久长的必然结局。     

两个民族、两个时代的理想世界——“桃花源”与“乌托邦”之比较

《桃花源记并诗》是我国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饮誉之作。我们知道,陶渊明身处乱世,虽怀有“猛志逸四海”,“大济于苍生”的抱负,“投耒去学仕”,但终因“不堪吏职”,不愿同流,帐然归隐。从此他投向大自然的怀抱,投向乡民的怀抱,开始了新的生活。他亲自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切身体验了农民的疾苦和愿望,于是,他从现实相对立的角度去思索、去想象,并通过艺术的形式,构想了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人     

“惟上智与下愚不移”辩正——与王立功同志商榷

“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出自《论语·阳货》,意思是说,只有上等的智人和下等的愚人是不可改变的。这句话,文意非常清楚明了,本无辨正可言,但读了《山东师大学报》1982年第二期《‘惟上智与下愚不移’新析》(王立功,以下简称《新析》)一文,反而叫人难以理解了。他认为,孔老夫子说“不移”并不是说“不可移”,而是说“可移”。这便是《新析》一文的“新”之所在。这里,我们禁不住要问:既然孔夫子不认为上智和下愚“不移”,而认为“可移”,那他直接说“移”足矣,何必言“不”?以己之愚见,《新析》所析者,非孔子之本意。现提出来与作者商讨,辩明是非,以免舛误。     

论替天行道

一《水浒全传》中的替天行道,不是造反的纲领,更不是农民起义的纲领,而是维护赵宋王朝的根本利益,向赵宋王朝靠拢的纲领。其所谓“天”,所指不外乎两义:一是代表中国古代人们体验世界之全体的观念形态的“天”;一是皇帝——古人以“天次之序”比附伦常关系,以天为至高至尊的象征,为君为父。以二者解释替天行道、殊途同     

谈陶渊明诗歌的艺术特色

一个作家能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地位,赢得后人的赞誉,多是在艺术上以其独特的成就丰富了文学艺术的宝库,对人类文化作出了贡献.陶渊明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文学家.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时,东晋王朝极端腐败,偏安江左。对外屈膝投降,不图恢复;对内压抑贤才,实行腐朽的门阀制度,使少时即有“大济苍生”之志而又出身寒微的陶渊明,无法施展才能。但他又不愿阿附贵权,屈志求荣,故“慨然惆怅”。南宋刘裕以毒酒杀害晋恭帝,阴谋篡位,更加深了他对现实的不满,于义熙元年(405年),毅然辞去仅作了八十一天的彭泽县令,归隐田园,二十多年再没有出任。他的作品大     

大隐隐于市

(2005年湖北卷话题“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古人有言:小隐于山;大隐于市。在我们的印象中,只是仙人道士必傍山而居,不闻世事。蔡志忠曾以漫画对此作了解释:仙,“人”在“山”旁则为仙,看来,古时造字便点明了其中真意。傍山而居,和山水融为一体,这本来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象征,偏又练就一身道行,渗透了禅意,方以道入土,归隐于山。千百年来,文人墨客莫不对此动了凡心。其中,陶渊明便是这样一个典型,当他一篇《桃花源记》出世,那颗厌倦仕途,向往幻想中的桃花源的心也就出世了。是的,他想要的是归隐,是闲适,是宁静的生活,可是如果不是官场失意,怀…     

试论郭璞注释的成就

郭璞(276—324),字景纯,东晋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他擅长诗赋,写的《游仙诗》和《江赋》都极为有名。因从小酷爱古文奇字,后来又成为一位伟大的训诂学家。在他不算很长的一生中,除了文学上的成就外,更重要的是,他以毕生的精力,“缀集异闻、会粹旧说”,“考方国之语,采谣俗之志”来疏通训     

略论美的主、客观形式的统一

我们生活中的美,对于每个人来说是不陌生的。“好美之心,人皆有之”又是每个人天天向往和追求的东西。这里暂不谈现代人对美的看法,就是古人亦有对美的精湛描述。先秦时期就有孔子所谓“里仁为美”(《论语·里仁》)孟子的“充实之谓美”(《孟子·尽心下》)荀子的“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荀子·劝学篇》)以及屈原有“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的词句。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创西方唯心主义两大派美学,柏拉图提出“美的理论”。德国的古典美学家黑格尔提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从而把唯心主义美学推向新的高峰。俄国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美学理论,则是马克思主义以前唯物主义美学发展高峰。然而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产生是美学的最高形式,它是属于哲学领域的一个方面。中国哲学把道德原则的实现看作是个体内在的社会性心理欲求,道德的实现同时也就是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的实现。总之,一句话,美在于创造,人类在创造美中完善自身,社会在创造中向前发展,真正懂得美的人,并不是那些只重视享受美的人,而是在生活中创造美的人。     

章法自然·气韵生动——简析《兰亭序》的艺术性

魏晋时代,是文学艺术史上灿烂辉煌的时代,东晋王羲之的《兰亭序》,是这时期文学艺术上的代表作之一.一、《兰亭序》的背景及其艺术价值被誉为“书圣”的王羲之,是那个时代的骄子.他创造性地发展了我国的书法艺术,《兰亭序》是王羲之撰拟并书写的一篇文稿,内容是记叙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他和友人司徒谢安、右司马孙绰及其子凝、微、操等四十二人“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于会稽山阴(浙江绍兴)之兰亭,举行祓禊活动的事迹.置身“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之间,享受着“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大好春光,王羲之陶醉了.“仰视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他“游目聘怀”.于是,死生大事这一魏晋时期的热门话题,便又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他想到人“欣于所遇,暂得于己,怏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的得意忘形,又想到了“情随事迁”时“感慨系之”的惆怅,以及对“俯仰之间,以为陈迹”的困惑,尤其是古人对人生短暂、生死无常的的痛惜,提出“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这一观点,指出应发奋有为.这是他对“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这一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和“一死为虚诞,齐彭殇为忘作”这一社会属性的辩证关系,也是经历了对汉末以来长期离乱之苦的社会出现的人生无常,及时行乐,消极无为的思潮的批判.从他对昔人兴感之文的观     

批评诸学,熔铸百家——论吕坤的“学以自得为宗”思想

古往今来,凡是在学术上有创见的人物,往往具有特立独行的品格,求真求实的态度和熔铸百家的精神,明代思想家吕坤就是这样的人物之一。他治学不株守前人门户,公然宣布:“我不是道学”,“我不是仙学”,“我不是释学”,“我不是老庄申韩学”,“我只是我”。(《谈道》,《呻吟语》卷一)“我只是我”突出了吕坤的个性特点,也是他治学独立性的宣言。 在学术上要有独创性,必须坚持“自得”,并敢于打破传统和不迷信权威,吕坤反对为学“蹑着人家脚跟走”(《问学》,《呻吟语》卷二),甚至也不赞成“跟着数圣人走”,强调“各人走各人路”(《品藻》,《呻吟语》卷四),他批评一些学者“循弊规若时王之制,守时套若先圣之经”(《修身》,《呻吟语》卷二)的守旧抱残的行为,高唱“宇宙内几椿大事学者要挺身独任,让不得人,亦与人计行止不得”(《修身》,《呻吟语》卷二)。     

马克思(MARX)和“美”——献给太阳的歌

近一百多年以来,世界上没人不知道马克思的名字和他的事业,也没人会奇怪为什么把他同“美”连在一起.因为这“美”不是一般理解的狭义美,也不是资产阶级专利的变质美,而是延伸到美学领域的“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的广义美,(见《庄子·天下篇》)是天地间“唯一涵盖一切的学问”.(柏拉图:《文艺对话录》)     

试论陶渊明的归隐

陶渊明(公元365年—427年)是东晋著名的诗人和隐士。钟蝾称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鲁迅先生说他“是我们中同赫赫有名的大隐”一说到“隐士”,人们就会联想起鲁迅说的另一句话:“隐士和官僚是最接近的。”因而肯定陶渊明是隐士,似乎就等于否定了陶渊明的人格及其作品。一些人也正是用这种政治图解式的报论方法来评价陶渊明的。说他的归隐是逃避现实,激流勇退;是“耻事二姓”的封建愚忠;是“反现实主义诗人”;     

波爱修的"存在"概念

波爱修的“存在”(Esse)概念,既是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的融会,更是对《出埃及记》中上帝之言的倾听。对于波爱修,哲学不是他的目的,而是他的道路,是通向上帝的道路。存在(Esse)的真正含义,乃是使万物从“无”到“有”。“存在”是世界的第一规定性,也是最高规定性。存在是超验的,但这种超验不是外在的,不是与世界分离的,而是世界本身的存在,是世界的生命本身,存在即生命,这层含义充分体现在id quod est这个概念中,我们不应该把它一般地理解为“存在者”,而是应该理解为“这一个存在”,就像海德格尔的“此在”所指示的那样。     

陶诗漫笔——鲁迅评论陶潜学习札记

关于东晋诗人陶潜的评价,历来众说纷纭,毁誉并行。在以纤巧艳丽相标谤的魏晋六朝时代,当时,“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字之奇”蔚为风气,因而,陶诗的研究与探讨未能引起足够重视。刘勰的集文学批评之大成《文心雕龙》,竟然对陶潜只字未提;钟嵘的文学批评专著《诗品》,则把陶潜视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至于他的诗作仅被列为“中品”,并斥之为“质直”、“田国语”不予重视;直至梁昭明太子萧统为他编集作序,并采他的诗编入《文选》,从此陶潜才在中国文学史上获得较高的文学地位。特别是唐宋以来,研讨陶诗的风气日盛,但陶渊明又被许多士大夫文人打扮成为一个     

《毛传》释义条例补述

前代学者对《毛传》释义条例的探求,做过大量工作,他们的阐发非常赡富。我在这方面也想作些努力,平时温寻经传疏注,发现有些类例好象前人还未谈及,就把它记录下来,辑成下面几条。现不揣冒昧,献给海内贤达,就正于大方之家。 (一)《传》文单字不是释《经》文单字,而是两字连读以释《经》意《大雅·绵》:“捄之陑陑”,《传》:“捄虆也。”捄,捄为捊,虆为器名。《传》不是释捄为虆,而是捄虆连读,即《笺》所申说的“捊聚壤土盛之以虆。”《大雅·大明》:“会朝清明”,《传》:“会甲也。”孙毓误读作“会,甲也”,并以此讥弹毛不应以“甲”释“会”。实则《传》是会甲连读,补出“会”的宾语。孔颖达了解     

《毛传》释义条例补述

前代学者对《毛传》释义条例的探求,做过大量工作,他们的阐发非常赡富。我在这方面也想作些努力,平时温寻经传疏注,发现有些类例好象前人还未谈及,就把它记录下来,辑成下面几条。现不揣冒昧,献给海内贤达,就正于大方之家。 (一)《传》文单字不是释《经》文单字,而是两字连读以释《经》意《大雅·绵》;“捄之陑陑”,《传》:“捄(?)也。”按,捄为捊,(?)为器名。《传》不是释捄为(?),而是捄(?)连读,即《笺》所申说的“捊聚壤土盛之以(?)。”《大雅·大明》:“会朝清明”,《传》:“会甲也。”孙毓误读作“会,甲也”,并以此讥弹毛不应以“甲”释“会”。实则《传》是会甲连读,补出“会”的宾语。孔颖达了解     

试说“车渠”

本文就《汉语大词典》、《辞源》“车渠”词条下第一个义项的释义和引例提出商榷。“车渠”作为车的一个部分 ,其确切意义是“车辋”———车轮的外周 ,而非上述两部词典所定义的“车轮”。在结合《周礼·考工记》和其他古籍中的材料对这两部词典都引用的《尚书大传》中的例证进行分析后 ,认为该例证中的“车渠”既不是“大车之渠”(车辋 ) ,也不是“车轮” ,而是一种巨大的海生物车渠。北宋著名学者沈括也在《梦溪笔谈》中提出相同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