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郊庙歌辞作者考

《全宋诗》所栽南宋郊庙歌辞是目前最为完备的辑录,但其对歌辞作者所考甚少。《永乐大典》本《南宋馆阁录》及《中兴礼书》中遗存大量资料。据之,350首歌辞可新考其作者。其中30位作者已见《全宋诗》,13位作者《全宋诗》未载其人。     

论中古乐府歌辞的原生态状况

乐府歌辞的原生态状况,包括以下几种情况：其一,乐府歌辞的音乐性结构,如解、辞、声、艳、趋、乱、正曲、和、送等,正因为音乐性结构,乐府歌辞多有拼凑与分割的情况,其创作构成与诗不一样。其二,民间乐府歌辞被采入乐府,或文人创作的乐府歌辞,此为本辞;但本辞在演唱时,往往要经过乐工加工,这是乐奏辞,不可将二者混淆,二者的差异既体...     

陶渊明《拟挽歌辞》的生死观

陶渊明的魏晋时期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拟挽歌辞》中对死亡的思考正体现了他的“委运任化”的死亡观。本文结合魏晋文人创作挽歌诗的习惯和特点,试着分析《拟挽歌辞》所反映的死亡观和陶渊明思想的结合,论述《拟挽歌辞》在写作上的特点。     

挽歌考

挽歌是一种哀祭文体,集文化和文学于一身,因其悲哀感人的曲调,被丧礼所用。后成为丧葬礼仪制度的一部分。从此,挽歌就与哀生悼死结下了不解之缘。挽歌的判断标准与丧葬仪式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挽歌进行了考证。     

唐五代“渔父”系统歌辞调名辨析

《渔父》一调在音乐文学史上具有独特价值,中日两国皆见创作,且曲辞齐、杂言体兼备,是研究早期文人齐、杂言辞关系的理想切入点。通检唐五代中日“渔父”系统之歌辞,对其载录调名及体式进行比证,厘清《渔父》一调曲辞的留存情况。在此基础上,考察两国《渔父》歌辞的形态、辞格,并与唐诗中“渔隐”题材诗歌比较,可知中、日《渔父》歌辞的写作方式存在巨大差异,前者为“依调填辞”,后者为“依辞写辞”。早期文人曲子辞写作以“歌辞”观念而非文体观念为主导,不存在明确的齐、杂言分体意识。齐、杂言体的自觉分判,产生于“依调填辞”转向“依辞写辞”阶段,而音乐环境的差异是催生这一转变的重要因素。对齐、杂言体分体意识产生之细节的甄辨,还原了曲子辞在发生期与书面文学诗歌系统间联结、互动、分流的历史。      

南北朝乐府歌辞的发生与流布

南北朝乐府歌辞在中国古代民歌史上具有独特的魅力.论文在参阅大量文献的基础上,运用对比的方法,对南北朝乐府歌辞的发生发展过程进行梳理,意在探讨其各自的源流及在当时的活跃状况.北朝乐府数量较少且音乐承袭前朝,乐器多为中原特色,歌辞基本为鲜卑等少数民族的创作;南朝乐府数量繁多,皆由民间徒歌披之管弦进而发展成熟,吴歌、西曲从其发生地吴越和荆楚扩展至朝廷上下.南北朝乐府因其独特的地域特色而影响深远.     

论汉魏六朝仪式歌辞的文化功能与传播特点

仪式歌辞是为满足封建王朝各种仪式活动需要而创作音乐歌辞,因其满足仪式活动之需的特殊功能,内容上强调其与仪式活动符号象征的一致性,形式上多采用典雅的四言正格,在传播方式上呈现出程序性、依附性、组织性和共时性特点。仪式歌辞特殊的文化功能和传播特点决定了其传播效果的局限性,在传播范围的拓展性、传播时间的延续性方面均不能与娱乐歌辞相比,人们对仪式歌辞的接受,也主要是从其内容的“象征图式”和“意象结构”出发的,是否美听悦耳不是接受重点。     

先秦文献中的歌辞记录——古代歌辞文献研究之一

笔者在文献疏理的基础上大致区分了先秦散文中的韵语、韵语短章和歌辞三种文本记录形式。通过对韵语短章诸多名目(如“语”“辞”“谚”“铭”等)的具体考证,理清了先秦歌辞记录的文本特征。发现先秦文献中歌辞名目繁多,其产生和演变与礼乐制度息息相关;具体的音乐表现方式和歌唱内容反映出当时音乐与文学全面结合的盛况。其中对“辞”的考证为《楚辞》命名缘由提供了新的证据,对歌唱方式的疏证为重新理解“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等经典文句提供了新的角度。笔者认为不是所有的韵语都属歌唱之辞,只有用韵规范、句式较稳定且有歌唱记载或说明的韵语才可判为歌辞;“诗三百”是专门的歌辞结集,而非专门的歌辞记录则有纪事、引用和专录三种文本类型,其中纪事一类往往涉及具体的歌唱活动而最具研究价值;同一歌辞多有不同的记录文本共存,异文之中隐含的信息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特定的歌辞记录方式与相关音乐现实的交错和层积。     

论谢灵运相和歌辞的音乐文学特征

本文阐述谢灵运相和歌辞的音乐文学特征。第一部分论述南朝前期相和音乐的流行情况以及谢灵运接触到这些音乐并为之写作歌辞的可能性;第二部分主要分析谢灵运各篇相和作品本身的句式结构所体现出的特殊的音乐要求,证明这些歌辞应当具有实际的音乐功能;第三部分则论析这批作品作为入乐歌辞而不同于徒诗作品的特定艺术风貌,并提出关于诗乐结合这一创作方式对诗歌艺术之特殊要求的若干思考。     

陶潜《挽歌诗》与魏晋佛教“三世之辞”

本文认为，陶潜《挽歌诗》三首，是凭籍了魏晋佛教“三世”神学想象才得以突破我国千百年来的《诗》《骚》传统，于现实人生之外另辟出一“幽冥”鬼世界来。抒写其前所未有的奇思妙想，使之成为了千古绝唱的浪漫主义杰作。     

汉代郊庙歌辞禳灾谫识

禳灾即通过特殊的仪式祛除灾祸。汉代乐府诗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代表样式,郊庙歌辞作为其中歌颂祖先、赞飨神灵的部分,还承担了禳灾表达的功能。汉代郊庙歌辞以天人感应、经学、谶纬与农本观念为文化基础,针对天文、气候、地质和生物等灾害类型表达禳灾意愿。在审美价值上,汉代郊庙歌辞继承诗乐舞结合的演绎传统,拥有绮丽的意象,晦涩的歌辞背后是巫术与宗教的内在需要,充当禳灾时统治者与神灵沟通的文字工具。     

汉魏六朝燕射歌辞考论

汉魏六朝燕射歌辞有源自《诗经》中的曲目、上寿场合的四会曲辞、飨宴场合的鼓吹曲以及晋与南朝时兴起的四厢曲辞等,呈现出上承先秦,下迄隋唐的历史跨度.其歌辞内容在主宾关系、歌颂主题和歌颂对象上发生了变化,句式也发生了由杂言为主到四言为主的改变,此外风格亦由欢欣热闹变为庄重严肃.汉魏六朝飨宴之礼对燕射歌辞的创作主体和歌辞功能的变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飨宴之礼的延续促使创作群体的皇权化、制度化;飨宴礼制的建立明确了宴会上的尊卑官阶,燕射歌辞则成为等级秩序的文本反映.随着飨宴之礼的演变,作为文本的燕射歌辞也随之变化,且成为飨宴之礼发展演变的有机组成部分.     

司马相如“骚体制歌”考

《文心雕龙》在论及汉代乐府创制与生产的情况时,指出朱马以骚体制歌,其中朱指朱买臣,马指司马相如。汉代文人有很多摹拟骚体的文学创作,司马相如在文学创作中对骚体有着较为熟练的掌握,骚体赋在他的赋作中有着特殊的地位。《郊祀歌》十九章是汉乐府中的重要篇章,关于这些篇章作者的归属,目前尚存在诸多争议。本文通过考辨,推测其中的《朝陇首》和《天马》(其一)两首大致可以认定为司马相如创制。     

魏晋南北朝文人歌辞传播与诗歌史意义

魏晋南北朝文人结集风气盛行,歌辞集、存于文人总集别集中的辑录歌辞等歌辞文本传播方式的产生, 使歌辞的文化功能出现分化与转移：文人歌辞音乐意义之外的诗性特质开始受到重视,歌辞离开音乐而独立生存于社会的价值得到认可。文本传播作为传统的音乐传播方式外的新生之物,所带来的文人歌辞从音乐意义向歌辞诗性意义的转移尤其引人注目,于是在诗歌创作内容、生存方式、诗歌创作观念等方面均带来了深刻的变革,从而使中国诗歌发展获得诸多创新变化的历史机遇。     

论汉乐府诗歌的抒情性

汉乐府诗歌叙事的目的是为整个作品的抒情发挥铺垫存托与渲染深化的作用。其叙事的戏剧化特征,使汉乐府叙事诗具有强烈的抒情性。而文人特别是魏晋诗人对汉乐府的借鉴与创新正是首先基于其抒情性。     

汉魏六朝郊祀歌辞句式、韵式研究

《诗经·周颂》作为儒家经典中的颂神歌辞,具有典范意义,在儒家思想规范之下,郊祀歌辞制作者们自觉把经典作为模仿对象,在使用词汇上逐渐体现出抛弃“子史浅言”而归于“典诰大语”的特点,即在创作中所使用的词汇要来自于儒家经典.尽管如此,若将《诗经·周颂》与汉魏六朝郊祀歌辞相比较,汉魏六朝郊祀歌辞无论是句式还是韵式都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西曲倚歌考论

倚歌产生的时代可上溯至刘宋时代或者更早;音乐上采用独唱形式,乐器仅限于铃、腰鼓和吹奏乐器,常与西曲中的舞曲穿插在一起表演;其歌辞体式明显受到吴声的影响;从地域角度来看,西曲中的倚歌和舞曲主要产生于荆、楚、樊、邓之间,但同时又与吴地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与南朝时期地域之间频繁的商旅往来以及统治者的个人爱好等颇有关系。     

论汉乐府诗歌的抒情性

汉乐府诗歌叙事的目的是为整个作品的抒情发挥铺垫存托与渲染深化的作用。其叙事的戏剧化特征,使汉乐府叙事诗具有强烈的抒情性。而文人特别是魏晋诗人对汉乐府的借鉴与创新正是首先基于其抒情性。     

白居易《新乐府》的"歌辞造型"——兼论其艺术性的评价问题

白居易的《新乐府》有入乐之动机,却无入乐之事实,故本质上属准歌辞。本文提出"歌辞造型"的概念,认为白居易在《新乐府》中十分注重"歌辞造型",并以《七德舞》、《法曲》、《海漫漫》、《天可度》为例进行了分析。后世的许多研究者往往从评"诗"的标准出发,对白居易《新乐府》的艺术性提出一些批评如形式刻板、直白浅俗、冗长繁复、不合规范等,其实如果从歌辞的角度来看这些恰恰是其佳处。     

论北朝歌诗的创作与表演——以同题横吹曲、相和挽歌、杂曲本事歌为例

北朝乐府歌诗中的鼓角横吹曲、相和歌、杂曲歌等各有其代表作品。横吹曲中的同源乐歌如《折杨柳歌辞》与《折杨柳枝歌》等,是多次改编再创作的歌诗作品;相和歌中的挽歌重实用,广泛使用在北朝贵族和皇室葬礼上;杂曲歌中的本事体歌诗《杨白花》,继承了西晋故事体歌诗情节曲折、敷衍史实的特点,更具表演性。这些歌诗展示了北朝歌诗在创作与表演方面均具独特风格,体现了文学创作与说唱表演的密切关系,为后代尤其是唐代歌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