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中心形成的区位、集聚与制度探析

金融中心形成过程是经济金融长期发展的过程,受到包括地理区位、金融集聚和制度创新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即使是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地理区位因素在金融中心形成中仍然具有实际意义,不过它只是金融中心形成的一个外生变量.依托一国(区域)强大的实体经济发展,基于强劲的金融资本需求,才能形成相应规模的金融集聚,这是经济运行中自身所蕴含的经济机理,也是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原动力,从而金融集聚因素就是决定金融中心能否形成的最为关键的内生变量.制度因素在现代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性正在日益凸显.金融中心形成的区位、集聚与制度视角研究,为准确认识国际金融中心形成规律,更好地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了有益启示.     

广州民间金融街建设的实践与启示

广州民间金融街体现了现代新型民间金融机构的区域集聚和集中管理的实践创新,为规范民间金融发展提供了参考模式和有益启示。其建设规划运用主题注入模式,创新城市转型升级;建设过程着重提升产业业态,完善配套服务机制;建设成效凸显金融集聚效应,带动实体产业显著。其成功经验在于选择和实施了三大战略,即产业转型升级与城市更新改造相融合;文化引领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相融合;顶层制度设计与项目运作机制相融合。     

北京总部金融发展对策研究

总部金融作为总部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北京区域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是北京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的主要推动力,也是促进北京尽快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的重要支撑。当前,进一步增强北京总部金融的集聚力和辐射力,拓展和提升北京总部金融的创新功能,使其更好地满足首都经济建设的需要,是北京总部金融发展面临的重要任务。     

上海成为近代金融中心的充要条件

上海成为近代金融中心的充要条件杜恂诚本世纪２０年代初，中国开始出现两个金融中心：作为财政金融中心的北京和作为商业金融中心的上海。后者是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自然形成的。上海之成为金融中心，不仅在于金融机构数量的集中，而且在于其资金、拆借、外汇、黄金、白银...     

“哈—大—齐”工业走廊金融集聚带的构建

金融中心是金融集聚的结果,金融产业集聚对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推动哈—大—齐工业走廊区域经济发展,必须构建走廊金融集聚带。从走廊基础条件看,地处东北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上升,城市竞争力增强;传统金融产业初具规模,金融辐射功能初现。本着城市集群性、金融运行机制创新性、政策支持性的原则实现金融集聚带的总体思路,即2011—2015年:走廊城市集群金融基础建设基本完成;2016—2020年:走廊金融集聚带初步形成;2020—2030:走廊区域金融中心初步建立。最终达到提高金融产业在走廊区域内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建立规范运作的金融市场体系,提升走廊区域金融开放程度的目标。     

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集聚与空间分布格局研究

人才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人才集聚及其空间分布特征对于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研究发现:2000年至2010年,无论增量还是增速,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增长都很迅速。从空间集聚程度看,人才空间分布相对集中,尽管人才重心开始出现向内地移动的趋势,人才核心区域开始扩散,人才集聚仍然主要沿着香港—深圳—东莞—广州主轴呈"西北-东南"方向分布;从人才分布密度看,人才在湾区分布不均衡,主要在香港、澳门、深圳和广州形成人才密集地带,人才密度从密集地带向湾区东西两岸从稠密趋于稀少;从空间相关性看,整个湾区出现"香港+深圳"的人才强势吸引双核心,但是人才辐射效果不明显,除湾区四大核心城市以外的其他城市人才吸引力有待提升。根据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方向和产业定位,引导人才合理流动,同时增强湾区城市的人才吸引力,促进人才均衡发展和自由流动,共同分享人才集聚带来的红利。     

成都创建区域金融中心的形势分析及政策建议

在金融整体改革与金融资源统筹整合的关键时期,中国建立一个多层次、多功能的金融中心网络势在必行。成都在西部地区具有良好的区位条件、较强的经济金融实力,因此具有成为区域金融中心的基本条件。本文在明晰了金融中心与区域金融中心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成都近年来经济金融发展状况,并提出了成都创建区域金融中心的路径选择与战略对策。     

西部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模式与路径

本文基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双向因果关系、西部核心城市金融中心的形成潜力评价,提出了西部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一般模式和目标模式,并对西部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路径进行了初步探索。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差距与对策——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为例

目前的国际金融中心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金融中心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各金融中心所处位置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在明确目前上海和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后,通过比较上海和香港金融中心的发展现状,可以看出上海过去十几年建设金融中心的成果是显著的,总量上有赶超香港之势,但在质量上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基于上海目前金融中心建设的现状,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对策建议.     

以上海为中心的金融产业集聚对长三角经济发展的影响

金融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课题.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及金融业最为发达的区域之一,以上海为中心的金融产业集聚对长三角经济发展影响有一定的典型性.本文首先从理论上论述了金融产业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机理;其次,主要采用OLS的计量方法,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即以上海为中心的金融产业集聚对长三角整体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优化具有积极的影响.     

我国西部建设区域金融中心的路径研究——基于西部三省市条件分析

北京、上海与深圳三个中心城市是我国经济实力最强的三个城市,虽然离国际金融中心还有较大差距,但已经显示了作为国内"金融中心"的经济与金融发展实力,并且对其腹地长三角、环渤海地区及珠三角的经济已经显出了强大的辐射力,带动了整个地区经济快速发.以这三个城市相关数据为基础.确立建设区域金融中心量化的参照指标值体系.通过西部重庆、四川和陕西三省市与参照指标的条件对比分析,我们认为建设西部区域金融中心须遵循"省内金融中心--跨省金融联动中心--西部金融中心"的发展路径.     

试析近年日本的金融危机及金融改革

日本 90年代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 ,其主要表现是 :不良债权大量增加 ;金融机构接连倒闭 ;经济状况不断恶化 ;金融丑闻频繁出现 ;国际地位显著下降等。日本金融危机是其经济畸形发展与政府“护卫舰队”式金融行政共同作用的结果。针对金融危机 ,日本政府加速了金融自由化进程 ,对金融制度进行了彻底改革 :加速金融机构业务自由化进程 ;增强日本银行的独立性和决策的透明度 ;进一步开放金融和资本市场 ;强化金融安全的监督体系     

从老城市新城市辨识看广州建设“活力城市”

做好粤港澳大湾区大文章是国家战略,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则是广州发展对接国家战略的新题目。在大湾区中,广州千年商都历久不衰,是"老城市",相比之下香港、深圳是"新城市"。坚持活力为王,新城市是好的,老城市更好。比较来看,香港、深圳的优势在更具现代特点的金融、企业科技创新,广州的优势在于传统的文化、交通枢纽功能上。朝着国际大都市目标迈进,广州一要注重文化延续和空间连接,充分发挥"文化门户+交通枢纽"优势,倾力建设超级"门户-枢纽"城市;二要把"金融+科技创新"产业引领作为构筑"未来之城""明日之城"的重要产业方向,加快补齐"金融+科技创新"短板;三要把最优营商环境作为城市核心竞争力加以打造,打造成为"全球适宜金融科技创新的城市"。     

金融全球化与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

金融全球化在 2 0世纪 90年代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金融资产迅速增长 ,金融资本全球流动 ,金融机构全能化 ,金融成了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全球化激发了全方位的国际金融创新。金融创新是现代商业银行的立命之本。面对金融全球化和我国入世后的新形势 ,我国商业银行要充分利用过渡期 ,以市场为导向 ,全力推进金融创新 ,提高国际竞争力。     

新常态下广州集聚高端要素的挑战与路径

集聚高端要素是广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全面上水平的突破口,然而广州集聚高端要素,面临产业结构升级成效显著与高端产业发育不足、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与现代服务业结构失调、创新环境日趋成熟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人才引进工作稳步推进与高端人才集聚效应不明显、城市产业空间结构日益优化与高端要素服务能力区域失衡五个"矛盾并存"。破解上述矛盾,应以集聚创新资源为核心,以集聚现代金融为关键,以集聚高端人才为重点,集聚高端要素。     

粤港澳大湾区法律服务的聚合与发展

近年来,我国法律服务行业呈现出从分散走向聚合的趋势,不同类型的法律服务集聚区纷纷涌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颁布实施对湾区法律服务行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迄今为止,各地法律集聚区的发展和探索为湾区法律服务建设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也存在不少问题。究其根源,不同法律服务行业之间缺乏彼此沟通交流平台,也不具备信息共享机制、协同服务模式和共同监管组织,因而最终大多数集聚区只是不同法律服务机构的简单组合。南沙自贸区法律服务集聚区的建设是一个颇具启示的尝试,最大的亮点是在集聚区中成立了研究院,借助这一平台打破集聚区中各法律服务行业之间的壁垒,最终成为促进集聚区法律服务行业深度交流与合作的纽带,实现了法律服务集聚区的降价承包。     

中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研究

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粗具规模,形成了以政策性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等为主体的农村金融业务。目前,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还难以满足农户和农村企业对资金的需求,研究认为,在宏观视角下为了给予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更好的外部支撑,吸引并激励资本进入,应实施降低准入门槛、加强非现场监管、完善退出机制等政策;在中观视角下为了促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与农户之间的长期稳定发展,应扩大金融政策和业务宣传、完善农村征信制度;而微观视角关注的是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自身发展,因此应积极开展金融创新,开发与农村发展相适应、迎合农户需求的金融业务。     

长江三角洲制造业基地南移与浙江区域金融中心的定位——兼论杭州城市发展的战略选择

未来的区域产业发展与竞争取决于不同地区对制造业所需生产服务体系的供给竞争。以民营经济为主的浙江省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障碍在于 ,产业调整与升级过程中所面临的金融约束。这是由于在目前的金融体系和金融结构下 ,浙江缺乏一个服务于地方的专业金融中心。而对杭州城市发展来说 ,要继续保持杭州在浙江乃至长江三角洲的竞争力、影响力和辐射力 ,保持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 ,必须进行城市功能和城市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而建立与上海金融中心错位经营、为地区中小民营企业提供专业化服务的区域金融中心 ,是浙江省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杭州未来城市发展的战略选择。同时 ,本文提出了建设杭州金融中心的基本策略     

对广州市天河区打造新岭南文化中心区的思考

近年来,广州市天河区努力促进文化建设,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打造新岭南文化中心区和提升中央商务区文化品位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效。在新时期,天河要打造新岭南文化中心区,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促进岭南文化和谐发展,抓住机遇、突出优势,努力在提升文化品味上下功夫,以强化天河科技创新、国际一流、总部经济、金融核心和幸福城区的特点,打造都市文化品牌、创意产业品牌。     

基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首都发展战略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都发展战略演变在根本上取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心任务和发展战略的转化。在揭示形成新发展格局本质为构建强大的全球资源优化配置能力的基础上,提出新发展阶段首都发展战略本质就是建设强大的全球资源优化配置中心城市,走全球高精尖集聚发展之路,全主体、全要素、全过程提升首都在全球范围内决定“为谁生产、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在哪里生产、谁以及按什么规则和程序决策”的能力。为此,要吸引和培育跨国公司总部、全球性组织、有全球话语权的媒体机构,加快建设全球金融中心、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全球人才发展中心、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新兴要素交易市场,大力发展国际规则创制能力、全球定价能力、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全球城市服务能力和世界顶级交通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