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走廊的路径研究

建设科技创新走廊是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重大举措。在探索科技创新走廊构成要素的基础上,对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走廊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从科学选择城市创新模式、加快培育创新领军人才、建立健全区域创新网络、不断优化区域创新环境和构建区域创新协调制度等方面,提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走廊的主要路径。     

经济集聚、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经济效率协调发展——基于京津冀与粤港澳大湾区的比较分析

基于经济集聚、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经济效率相互协调的视角,构建三元系统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以京津冀与粤港澳大湾区作为研究对象,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探索性数据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探究了两大城市群的经济集聚—产业结构升级—绿色经济效率系统的耦合协调程度和空间关联效应,结果显示：第一,京津冀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呈增长趋势,但整体协调水平偏低,其耦合协调类型从濒临失调到勉强协调再到初级协调;粤港澳大湾区整体耦合协调水平较高且增长趋势变动明显,2005年为初级协调,2018年转为中级协调。第二,三系统耦合协调度在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均呈现出正向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依赖特征。第三,对外开放程度、政府支持力度、人力资本、研发投入、经济发展水平对京津冀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的三系统协调度具有影响,但各因素影响的显著程度和方向有差异。     

粤港澳大湾区公共物品供给的治理难题及对策

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有利于促进粤港澳地区经济高度融合,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并进行政治与经济的双重探索,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在粤港澳大湾区公共物品供给的治理层面,"邻避效应"、"行政分割"、"内部失衡"和"权威缺乏"是供给不足的主要原因。要通过以下措施保障粤港澳大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完善区域公共物品的需求表达机制、加强湾区城市群内部城市的协调合作、成立湾区城市群的共同发展基金会、实施各种创新政策保障区域公共物品供给。     

借鉴旧金山湾区创新经验,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共同体

美国旧金山湾区是全球创新中心,其科技创新特色与经验值得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创新共同体借鉴,在激发粤港澳大湾区大学和科研机构知识创新源头作用、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并发挥好政府作用、构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带、支持鼓励粤港澳大湾区风险投资发展和积极吸引国际高端创新人才等方面发力。     

粤港澳大湾区政务协同的理论与实践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全面实施与加快推进,建立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政务协同机制,以更高效、更便利、更优质的政务服务助推两岸三地协同发展逐渐成为一项重要议题。文章以广东省大湾区政务协同的实践探索为例,通过对其服务内容及运行成效进行观察,从而对影响粤港澳大湾区政务协同的关键要素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结合政务协同理论的具体要求,分别从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三个层面提出了具体的优化路径,以期为进一步深化粤港澳大湾区政务合作、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现代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提供动力。     

粤港澳大湾区中广州的城市功能定位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它是改革开放新时代深化粤港澳合作的重要内容,是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州是国家重要中心城市,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之一。本文根据相关政府文件的精神和前人的学术研究成果,阐明了广州在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六大城市功能定位,即广州应打造成为国际综合交通枢纽、国际科技创新枢纽、国际金融中心,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城市和探索建立自由贸易港。     

粤港澳大湾区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建设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举足轻重。以"如何优化粤港澳大湾区的营商环境"为立足点,对粤港澳大湾区的营商环境现状进行分析,并针对营商环境的重要性结合数据和实况给出阐述,继而剖析粤港澳大湾区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粤港澳大湾区营商环境法治化的优化对策。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下广州建设绿色金融综合服务体系研究

绿色金融已成为我国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作为大湾区内重要城市及国内最早的绿色金融试验区之一,广州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布局下发展绿色金融更具优势,也将成为"绿色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引领。但广州发展绿色金融依然面临法律体系缺失、产品缺乏创新、人才缺乏、社会绿色意识淡薄等短板,因此,需进一步完善综合体系、加大对产品的创新、引进人才及提高社会的绿色意识等,以促成"绿色大湾区"建设。     

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广州新活力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实现老城市新活力是广州当前和今后的重要工作任务,是党和国家赋予广州的历史使命。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国家战略,广州强化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功能需要实现老城市新活力,二者间相互融合、相辅相成。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的广州,要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为开启改革开放新征程的总纲,坚持新思想引领、把握新历史机遇、夯实新动力基础、健全新合作机制、增创新发展优势,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活力。     

广西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劣势与着力点

广西是粤港澳大湾区的近邻,是"一带一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关键节点。广西具备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势和基础,如高层互访引领交流合作、交通互联互通明显加快、重点领域合作卓有成效等。但是,广西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仍存在交通互联互通水平不高、合作领域有待深化拓展、区域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等问题和挑战。要明确优劣势,找准着力点,在交通、物流、科技、制造业、旅游、金融等合作领域寻求新突破,把广西对接大湾区的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的区域竞争力。     

发挥广州文化枢纽作用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资源共享

实现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流合作的良好机制,要做好好主体参与多元化、文化资源有效调配、文化产业协同发展三方面的理论准备。当前,粤港澳文化交流合作的主要机制是粤港澳文化合作会议,主要由广东省政府牵头,广州的参与度还不深。为破解粤港澳文化共享机制存在的区域本位主义、同质竞争和体制障碍等问题,建议广州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探索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艺术、文化产业、文化旅游等方面的共享机制,以更好发挥广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枢纽城市的文化引领作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间的互信、互联、互通。     

广州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终身教育生态体系建设的策略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国家发展战略的推进,打破了粤港澳大湾区各区域终身教育的生态平衡.广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综合性门户城市,在培养和提升科技教育文化中心功能,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终身教育生态体系建设方面具有一定基础,但也有诸多制约因素.广州应通过补短板,完善广州终身教育体系;打破制度壁垒,促进终身教育资源要素流动;完善相关制度,鼓励...     

关于粤港澳大湾区数字政府数据信任体系的思考——基于区块链技术

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瓶颈是体制差异较大,在大湾区内促进数字政府建设,需要注重对数据信息的所有权进行有效确认。另外,数据处理的过程中也要保证可行性与可控性,数据本身同时要符合安全的要求,因此建立一个完善的信任体系尤为重要。区块链技术的出现对攻克这些难题起到了积极作用,该技术依托自身的强大功能达到去中心化、去信任等目标,为数字政府提供包括分布式的数据确权认定证,保障信息完整、安全、共享之余,构建数据信任体系架构并输出信任服务,从而构建强有力的粤港澳大湾区数字政府信任体系。     

积极发挥广州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建设中的引领作用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出台,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的一个重要国家发展战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不仅仅是建设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湾区,更是建设一个具有浓郁岭南文化特色的人文湾区,使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和支撑。在大湾区的文化建设中,广州具有引领大湾区文化发展的优势,因此,广州要以建设"全球区域文化中心城市"为目标,积极引领大湾区的文化发展,可以在引领大湾区精神文化的发展、推动大湾区文化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大湾区建立商旅都会圈等三个方面着力。     

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澳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机遇与路径选择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是中国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及塑造开放性经济体的全新尝试,同时也是推动"一带一路"联动发展的战略需要。澳门应借力"一国两制"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制度优势,来布局经济多元化的发展格局。而文化创意产业正是澳门布局多元化产业的有效举措,它为澳门单一博彩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出路。澳门应结合制度优势、地理优势和文化优势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以此助力经济多元化发展。     

亚太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共性与特性

亚太一些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既有共性,又有特性。日本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具有跨越性,韩国和台湾地区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既重视劳动密集型产业又积极发展技 术密集型产业,香港特区和新加坡是都市型产业结构,其优化升级更注重现代服务业,特别是金 融业。实现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要充分研究和借鉴亚太一些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的经验。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适时利用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的机遇,积极参与产业全 球化,强化区域产业协调发展,提高产业间的关联度等。     

论中华文化认同与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引领区域经济优化发展和助力"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重大战略。要实现大湾区的协同发展、共建"人文湾区",关键在于实现文化认同。尤其是对于香港、澳门来说,要加强中华文化凝聚力,坚定文化自信。粤港澳具有地域相近、文脉相亲的优势,因此,要以广州和香港为主体,共同形成一种以岭南文化为联结纽带的湾区文化合力,促进大湾区对于中华文化和岭南文化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实现湾区文化融合发展。     

我国产业结构演变的历史进程与现实问题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演变进程可大致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演变的加速发展阶段(1978～1991年)、产业结构演变的深化发展阶段(1992～2001年)和产业结构演变的提升发展阶段(2002年至今)。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不高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不够仍然是我国产业结构演变进程中面临的主要现实问题,需要全面提升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水平,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工业化水平的测度和实证分析——以泉州市为例

工业化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水平进行测试与评价,从而明确工业化发展水平所处的阶段,有利于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工业化发展进程。采用H.钱纳里和西蒙.库兹涅茨的工业化划分标准为测度方法,并选取人均GDP(美元)、三次产业GDP结构、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以及人口城市化水平4个主要指标进行衡量,参照工业化发展的具体数值,并以泉州市为例对其工业化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和实证分析。工业化的发展受到外部环境、体制改革、信息化、城市化等因素的影响,需要根据当前的制度、环境、产业结构等来确定产业结构优化的方向并制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对策。提高第一产业发展水平,转型升级第二产业,增加第三产业发展比重,是其工业化转型升级的重点。     

发挥广州在粤港澳大湾区公共文化建设中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为这一地区公共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广州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枢纽城市,是大湾区文化交流传播的中心,在大湾区公共文化建设中起着辐射、带动和引领作用。广州要充分发挥岭南文化中心的作用,增强大湾区的文化凝聚力;大力弘扬民主革命历史文化,增强大湾区民众的国家和民族认同感;发挥改革开放前沿地的文化引领作用,增强大湾区人民的"四个自信";建立大湾区公共文化交流合作的长效机制和平台,发挥文化枢纽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