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股权激励

股权激励是激发上市公司高管的重要手段之一。但由于我国存在着法律法规不完善、不健全,公司治理有效机制欠缺,股票市场不稳定、国企高管政府化的问题,导致股权激励在实施中出现了偏差。建立健全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稳定股票市场,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努力开发职业经理人市场,是股权激励得以顺利进行前提条件。     

Excel在送转股模型中的分析与应用

送转股是上市公司分红的一种形式,其中送股采取的是送股份的办法,而转股采取从资本公积金中转增股份的办法分红.本文运用Excel软件进行送转股的相关计算,提高计算效率.将该方法推广到金融专业教学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外关于股权激励重置理论的文献综述

近几年,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约有三分之一最后不得不终止或修改。但到目前为止,我国学术界还未对这一现象进行深入研究。因此,笔者介绍国外对股权激励重置的几个重要研究课题和研究成果,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对我国的股权激励展开研究。     

激励水平、约束机制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本文从激励水平和约束机制两个方面研究了上市公司推行股权激励计划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虽然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率先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企业都比同类的其它企业具有显著更高的已有激励水平,但是国有企业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意愿与管理层约束机制显著负相关,而民营企业的情况则恰好相反.本文的研究表明,国有企业的股权激励计划符合“管理层权力论”,是管理层利用自身权利寻租的表现,而民营企业的股权激励计划则符合“最优契约论”,是对管理层的有效激励.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状况与效果

2006年初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为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创造了条件。本文首先分析股权激励制度的作用以及目前在我国的实施环境,然后对我国2006年的股权激励状况及财务激励效应进行比较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和建议。     

浅析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方案设计

近年来,股权激励方案作为重要的激励措施,被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所重视。其不仅能使管理层更好的发挥其作用,还能为上市公司节省更多流动资金,使流动资金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企业创造更多的利益。本文主要从股权激励概念及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必要性、实现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方案设计措施出发,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方案设计进行相应分析。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现状分析

股权激励尤其是股票期权激励对公司的管理实践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我国一些上市公司从本世纪初也开始了对股权激励政策的实践的探索,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在使用股权激励政策方面所面临的一些问题,针对性地提出一些致力优化我国股权激励实践的措施。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问题研究

股权激励有助于降低企业管理成本,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是一种有效的长期激励手段。与发达国家相比,股权激励在我国的实施还处于起步探索阶段,由于我国的一些特殊情况使得股权激励的实施存在一定的问题,本文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若干建议与对策。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实施情况探讨

股权激励作为一种解决企业委托代理问题的长期激励机制,在改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业绩提升方面被市场寄予厚望.本文利用CSMAR数据库相关股权激励的数据信息,以股权激励方案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自股权分置改革以来,我国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整体状况,发现了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相关问题的思考

本文选择了典型的三家上市公司,分别从股权激励规模、成本摊销、信息披露等三个方面对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基于效率视角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工具选择研究

本文运用2011-2016年发布股权激励计划的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激励效率的角度,探讨公司规模、成长性及产权性质等异质性要素如何影响公司股权激励工具的选择。研究发现,公司规模能够显著影响股权激励工具的效率,大型上市公司更适合使用股票期权,而小型上市公司更适合使用限制性股票;且公司成长性越高,上述匹配关系对股权激励效率的影响越显著。对于国有上市公司,选择股票期权作为股权激励工具比限制性股票更具有激励效率。     

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与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基于亏损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法对新8项资产减值会计准则实施后,亏损上市公司计提减值准备的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进行了研究;在考虑公司个体特点的基础上,运用堆栈回归法,采用随机效应影响的面板模型对不同年度的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亏损上市公司计提减值准备后增强了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计提的减值准备数据本身也具有增量价值相关性,同时,研究还发现盈利年度的会计信息对投资者的决策更有用,以及投资者不能有效识别微利公司的会计盈余质量,而对于巨亏公司与通过转回减值准备方式盈利的公司来说,其会计盈余数据的决策相关性显著低于对比公司,投资者能有效识别其会计盈余质量,这为2007年1月1日起实施的《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中规定的关于已计提的减值准备不可转回的会计准则变革提供了实证支持。     

股权激励、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与权益资本成本

高管薪酬激励已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伴随着中国股权激励机制的推行,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结构随之发生变化,最终可能影响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利用基于真实数据的混合截面模型预测公司盈余,在此基础上通过GLS模型、OJN模型和GGM模型估算权益资本成本,以股权分置改革后2007年至2012年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股改后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对高管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在这种影响下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已成为高管内部薪酬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在股权激励作用下,高管内部薪酬差距的扩大增加企业权益资本成本;与非国有控股企业相比,国有控股企业中股权激励与高管内部薪酬差距的相互作用与权益资本成本敏感性更高。研究结论为高管薪酬激励制度的完善提供重要启示,也为投资者识别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效果提供经验证据。     

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与业绩变化

采用中国沪深股市1999年-2006年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分位回归方法,研究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后的业绩变化,探讨业绩处于不同分位点的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行为对业绩影响的差异性.研究结果显示,从1999年～2006年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下滑是整体性的.通过在模型中引入股权再融资虚拟变量,基于分年度的OLS回归表明,在2000年实施股权再融资的上市公司与在研究期内没有股权再融资行为的上市公司相比,经营业绩的下滑更严重;处于高分住点的股权再融资样本公司不同于其他公司,它们的业绩变化与股权再融资并没有显著相关性,这表明股权再融资后公司的业绩变化存在内部差异性,同时在各个分位点上市公司的规模增加均对经营业绩具有促进作用,负债率对业绩改善存在负面影响.     

管理层股权激励、风险承担与资本配置效率

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以1999年至2012年中国沪、深股市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使用公司股票收益率的波动衡量风险承担水平,使用公司投资对边际Q的敏感性衡量资本配置效率,深入分析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公司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理,探讨公司风险承担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以及股权激励对这种影响的作用,借助Sta-ta统计分析工具,利用相关性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股权激励有助于管理层克服风险规避倾向,促使管理层更注重公司长期利益,降低公司代理问题,进而促进公司风险承担;而公司风险承担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公司对投资机会的充分利用,进而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与非股权激励公司相比,公司风险承担对资本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在股权激励公司更为明显.研究结果丰富和拓展了管理层激励和公司风险承担的相关研究,为公司完善相关激励机制以及应重视对风险性项目的投资具有重要意义.     

双边激励与风险企业的股权结构配置

风险投资家为风险企业提供金融资本的同时,也为其提供了增殖服务,获得风险资本的风险企业的发展是一个风险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共同倾注努力的结果。然而,由于风险企业特殊的信息结构特征,导致风险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之间存在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双边激励是其中的一个主要的道德风险问题,而股权结构的安排有助于激励两者为风险企业倾注努力。本文将建立风险企业股权结构与双边激励问题的关系模型,从解决激励风险企业家、风险投资家为风险企业作出努力的双边激励问题出发,确定最优的风险企业股权结构。     

股票期权激励机制的多指数化和相对化设计及应用研究

股权激励契约效率受到经理人不可控因素的影响,从而出现激励扭曲现象.针对这些现象,论文把相对绩效评价思想融入到期权激励设计中,即期权激励契约中执行价格进行多指数化处理,并且把期权到期收益结构进行相对化处理,经过这样的处理就构建了多指数化相对股票期权的约定价格和定价模型;最后,在用实例对多指数相对股票期权激励效果进行检验时,并发现了两个重要特征:执行价格多指数化可以改变期权价值符号,由正值变为负值;期权收益结构相对化可以使期权价值发生数量级差异.     

个股情绪、定向增发与大股东利益输送——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识别市场情绪对企业融资行为的影响是公司金融领域的重要话题,但直接测度个股情绪,并分析其如何影响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行为的实证研究较为匮乏。本文采用“隔夜收益法”度量我国上市公司的个股情绪,以股票日开盘价和收盘价的截面特征变化直接衡量单只股票的情绪值,并细致区分高涨与低迷情绪、强烈与缓和情绪,考察其对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过程中的增发时机、增发规模和大股东利益输送行为产生的影响。结果发现：上市公司存在利用个股情绪选择增发时机和增发规模的行为,且个股情绪越强烈,上市公司越倾向于进行定向增发和提高增发规模;上市公司大股东存在利用个股情绪调整增发中认购比例的利益输送行为,且个股情绪乐观时大股东倾向于向外部投资者增发股票、悲观时则倾向于向内部投资者增发股票;高价股、小市值和非国有特征的上市公司利用个股情绪选择增发时机、增发规模的行为更为明显,高价股和非国有特征的上市公司利用个股情绪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更为明显。本研究对于识别个股情绪在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及规范企业融资行为和制定投资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基于“不公厌恶”与“风险厌恶”的经理人持股激励契约

传统代理人激励模型建立在参与人自利性假设基础之上,本文引入"不公厌恶"和"风险厌恶"因素,由浅入深地研究激励因素、风险厌恶和不公厌恶三者对经理人最优持股契约的影响。发现经理人的风险厌恶倾向导致其减低持股比例,激励因素倾向于使经理人增加持股比例,而不公厌恶使得经理人持股比例在1/2左右。当经理人努力是不可缔约的且经理人是不公厌恶和风险厌恶时,为激励经理人进行智力投资,必须赋予其一定比例的股权,使委托人与代理人利益趋于一致,以降低由经理人不公厌恶产生的效用损失,进而降低委托代理成本。     

基于股票期权的商业银行经理人激励约束机制研究

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还没有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股票期权制度,也没有解决如何制定基于股票期权的最优激励约束合同的理论问题.文章对传统薪酬制度的激励机制和股票期权制度的激励机制进行了对比研究,然后利用博弈论的基本原理构造导入股票期权的商业银行经理人激励约束机制.研究表明,基于股票期权的薪酬制度优于传统固定薪酬制度和经营者年薪制;引入股票期权制度后在激励约束机制的相互制衡作用、以及银行股东和经理人在个人效用最大化条件下,可以达成最优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