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命意识到酒神精神--论《红高粱家族》在文学史上的独特价值

红高粱家族》的独特价值在于以人的生命意识作底蕴 ,张扬了酒神精神。中国文化并不缺乏酒神精神 ,但在其演进过程中 ,酒神精神被刻意谈化 ,多数作品也因而失去了动人的艺术魅力。《红高粱家族》里的人物是“纯种红高粱”般的自然生命 ,体现了一种雄强的生命本能 ,任何法律、道德伦理都束缚不了他们自由奔放的生命强力 ,他们遵循的是自然生命法则。莫言用生命的酒神精神砸碎一切对生命的束缚 ,其作品充满了生命强力之美 ,为文坛贡献了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狄奥尼索斯式”的典范之作     

道德的制度与不道德的人——以安徽高校内部治理为例

制度与道德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制度的道德属性是制度的内在本质属性。在当前中国的大学治理中,制度的伦理向度虽未得到充分彰显,但这些制度多多少少都涵盖了一定的道德因素,多多少少都能体现公平正义的民主精神。人类社会的生活史表明,人性恶的一面使得大学治理中不道德的人客观存在,他们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会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扭曲甚至异化这些道德的制度,使得制度的执行效果大打折扣,道德的制度最终化为废纸一堆。因此,循德性的方向执行制度,力避“制度悬置”与“制度逆变”,积累道德资本,发挥道德影响力是改善大学治理,提升大学治理绩效的必由之路。     

和:一种民族精神

对于儒家文化的研究,一般着眼于儒家关于伦常道德、行为规范、人生与社会理想以及相关的本体论学说。本文以为“和”的思想,是蕴涵在这些规范、理想、价值之中的实践理性,可以看作我们的一种民族精神,有长久的生命活力。“和”的内涵、理论属性及其与现代精神的融合,是为本文讨论的重点。     

老子哲学的生命精神

对生命及其精神的独特的价值取向和理论架构是老子哲学的生命所在。在老子思想体系中 ,人的生命是自然生命、社会生命和超越生命的有机统一 ,与此对应 ,生命也依次呈现出“真”、“和”、“静”与“朴”的精神 ,它们是道在不同生命层面上的具体显现 ,具有层次性、个体性和本体性的物质。这些精神代表着生命的理想状态 ,指引着生命走向完善 ,走向超越 ,它们经过历史与传统的积淀 ,实际上已成为道家文化的基本精神 ,在人类历史文化中展示出其独特的思想魅力     

让课堂成为张扬生命的舞台——兼谈课堂教学的“课感”与“动态生成”

课堂教学，是一种师生的“生命在场”。 理想的课堂教学是师生生命体的相互交流、沟通、启发、补充的过程，在这过程中生命体彼此分享阅历、积累、心态、情感、观念、价值取向等，已在学生周围构成一种“场”，是“思维场”，也是“情感场”；是“道德场”，也是“生活场”，姑且统称它为“生命场”吧。     

方东美释论中国古代哲学家的理想政治信仰

方东美以广大和谐的生命精神为主旨,揭示了中国古代理想政治思想世界.他将儒道墨三家的政治思想一同视为德治思想,并从生命哲学的角度解释了德治思想的形上基础,即是天地体撰万物、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他追根溯源,叙述了德治思想成立的过程.他认为,在以儒家为核心的指导中国人生活的思想中,政治思想与道德精神是融而为一的,政治生活的形式就是道德生活的形式.政治生活就是要贯彻广大和谐的生命精神.     

社会发展阶段与理想人格范型

理想人格范型是一个社会中基本的理想人格范式和类型。每一大的社会发展阶段都有与之相对应的理想人格范型：在“人的依赖关系”的自然经济阶段,理想人格范型是“道德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商品经济阶段,理想人格范型为“经济人”;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未来产品经济阶段,理想人格范型则是“全面发展的人”     

儒家“知、仁、勇”思想的当代价值

挖掘儒家“知、仁、勇”思想的当代价值,可以为人的生命实践提供哲学指引。从《中庸》的相关原文出发,分析“知、仁、勇”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所体现的内涵及其关系。分析认为,《中庸》提出“知、仁、勇”思想是基于儒家对人的精神价值及其人格生命的高度关注和肯定;儒家“知、仁、勇”思想的精神智趣及其道德价值对当代社会人们道德信仰缺失和道德体系重建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和谐社会经济运作的道德信念启示——基于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精神”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运用“理想类型”方法对现代性经济运作和财富积累的动力机制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促动资本主义产生最为重要的因素,是“新教伦理精神”这种维系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精神气质。挖掘韦伯理论精神价值的合理内核,对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能够提供社会伦理的文化价值因子和道德信念的动力支持,对推动中国社会从“道德世界观”到“伦理世界观”的演进以及伦理—经济“生态”的建构具有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必要性。     

感通之德——唐君毅对中国艺术精神的新解

在精微的哲学深思和人生体验中,唐君毅构建了心本体的哲学体系,实现了“道德自我”——“仁德”——“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的层层晋升,从高悬于天际的道德心灵,最终走向了永恒理性和现实人生的融合,在理与情的结合中强调了生命在物我感通基础上的圆融。在这个基础上,他指出中国艺术精神之根本在于物我相忘以通情,中国艺术的心境关系实为一感通关系,中国艺术精神是以心物交融为核心的感通之德。感通之德的提出既是唐君毅对中国传统游艺精神的承继又是他对中国艺术精神的创新性解释,既具有极强的时代意义又是对中国文化精神探求的有益补充。     

试析尼采“酒神精神”的伦理学意蕴

尼采是西方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思想一直到今天还在饱受争议。“酒神精神”作为尼采哲学的核心思想,蕴含了深厚的伦理涵义。“酒神精神”从开始到最后一直跟随着尼采的步伐。权力意志、超人、主人道德等都不过是酒神精神的变身和另一个称号。尼采通过酒神精神宣扬了人的权利意志或强力意志,为本来没有意义的人生赋予了意义。同时,尼采的超人也是借助于酒神精神出场的,是人类发展的最高目标与理想人格。所谓的超人或者主人其实就是最具酒神精神的人。更重要的是,酒神精神是尼采颠覆传统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的工具。尼采正是通过酒神精神、权力意志、超人、主人道德等对苏格拉底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与人类社会以来一切道德传统（尤其是基督教道德传统）进行了批判,提出了自己的价值观——超越善恶之外,并把人的生命与酒神精神而不是道德作为人的行为评价参照。     

儒家哲学的通识精神

有别于知识的传授,通识教育追求的是对智慧的启迪。哲学以其深刻的反思及其深厚的终极关怀表达着对智慧的崇高理想与不懈追求。儒家哲学围绕现实生活与理想人生而展开。儒家认为,知识不仅包括人对外部世界认知的主观能力,更包涵人的生命活动如何开展、如何开显生命的意义等丰富内容。在儒家看来,只有通过“仁”的道德自觉,才能“尽心”、“知性”、“知天”,最终成就理想的道德人格。     

道德意识和审美意识的交错——抗战文学的知识分子形象

综观中国现代文学的三十年,都让人感到中国知识者对于自身的严峻态度,——站在当代去回顾,你会以为那过份严峻了。这种特殊的严峻,却也正让你切实触摸到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心理结构的某些层面。我这里指的是“内省倾向”。它是一种长期来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道德修养,以至形成一种传统的思维习惯。在知识者对自己特殊苛刻的道德眼光里,时时显露出他们的道德意识和道德理想。这就是说,现代文学在处理知识分子题材,描绘知识分子形象时,由于“内省倾向”的加入,他们的创造物较之其它也更多地包容了作者个人的精神体验,即对于自己内在世界的观照,从中体现了他们道德意识和审美意识的交错和融合。     

北京人与上海人

比较一下北京人和上海人的优缺点，将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北京人最可贵的，是他们的贵族精神。什么是“贵族精神”？依照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的说法，“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日贵族道德”。显然，所谓“贵族精神”，指的是一种高尚的人格理想、高贵的精神气质和高雅的审美情趣。其中，人格又最为重要。所以，贵族精神其实无关乎门第和血统，也无关乎身份和地位。     

在“狂人”的精神文化链条上:林纾人格论

林纾虽然被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中的顽固守旧派,但从文化人格上看,他和那些被 称为时代“狂人”的“五四文化激进派”一样,也体现出一种“狂者”精神,同样属于中国“狂人”精神文化链条上 的一环。只不过与中国近代以来的“动作型”、“铁血型”的狂者有所不同,“畏天循分”的人生信条使林纾更体 现出“狷者有所不为”的一面,而“狂狷”与“循分”的融合则造就了林纾晚年身为“道德遗民”的人生方式。     

荀子与柏拉图道德思想的比较及现实意义

荀子和柏拉图生活在大致相同的时代背景下两个不同的国度里 ,他们提出了大致相同的道德理想和高尚道德境界的实现途径 ,但同时也有着不同的道德起源观和其道德理想实现与幻灭的不同结局。其道德思想中的合理成分是我们党以德治国方略的思想资源 ,对我们今天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多方面的启示     

儒家伦理思想的道德情感维度

道德情感论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特色。在儒家道德情感论中,道德情感既是个体内在德性与外在德行相贯通的中间环节,也是社会进行道德示范、道德奖惩、道德规导等道德教化活动的必要条件。儒家伦理思想对道德情感的阐发是多维度的,往往使之与“情欲”“心性”“人道”“天道”“天理”等概念相互交织,并且借助“仁爱”“孝悌”“恻隐”“羞耻”“荣辱”等众多概念来表达其丰富内涵。由于重视和强调道德情感,儒家伦理思想没有仅仅以空洞的道德理想、抽象的道德命题、玄妙的道德精神呈现在人们面前,而是因为能够关心道德生活中的“人之常情”而显得更加具有亲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我国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应该借鉴儒家重视和强调道德情感的伦理思想传统。     

从“精神个人主义”看青年毛泽东的理想人格追求

五四时期,青年毛泽东对传统儒家伦理道德和西方资产阶级伦理思想所推崇的理想人格进行了批判和继承,提出了“精神个人主义”伦理观,表现出追求一种独立自在,自我实现的理想人格。这种追求是建立在唯心史观基础之上的。青年毛泽东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他又完成了“精神个人主义”的自我扬弃,使其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上升到共产主义道德理想的境界。     

内在修养中道德自我的超越与境界追求

道德自我注重德性修养和自我完善,基于伦理自然主义、道德理性主义以及实践理性价值的确信,以尽性、穷理和践行相统一为内在修养途径。作为理想精神,道德自我表现为以精神性和社会性自我对感性欲望和个体利益的超越,以主体性和理想性自我对世俗功利以及制度规范的精神超越。在修养和超越中,道德自我不断提升精神和人格境界;在汲取传统儒家、道家人格和精神境界智慧基础上,社会主义社会道德自我人格精神境界的追求在于:注重责任、服务社会的奉献境界,天、人、我一体的和谐与自由境界,生命不朽和价值永恒的完满境界。心性修养、内在超越和境界追求构成道德自我行为实践和价值实现的德性根基和精神保证。     

回归传统精神与恪守人格理想的生命悲歌——“文革”期间作家自杀现象的文化思考

作家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 ,构成了“文革”期间引人注目的特殊现象。历史地看 ,自杀一是因“活不下去”而以非常方式获得生存痛苦的解脱 ,一是以“不活下去”为最后手段来维护自身神圣的精神价值观念。“文革”期间作家的自杀 ,一方面是由于特定的社会条件将他们置于“活不下去”的境遇 ,另一方面也是他们为恪守人格理想而对传统精神的自觉回归。他们的自杀无疑是对丧失理性的社会的一种强烈抗议 ,但较之屈原的沉江自殉 ,却又少了几分壮烈而多了几分悲哀。然而 ,在特定的历史境遇中 ,这种选择却构成了中国作家良知未泯的确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