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辩平衡对律师辩护制度的要求

控、辩平衡是保证法官“兼听”、实现诉讼公正的重要机制。立法以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对辩方权利的限制是控、辩失衡的现实原因。从立法入手限制控方的权利,保障并扩张辩方的权利以矫正现有的律师辩护制度,是诉讼程序正当性以及被告人人权保障的要求。具体说,就是要赋予辩护律师取证权、讯问时在场权、强化申请取证权、扩大阅卷范围等权利,并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建立强制辩护制度。     

论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保障

在当前刑事司法中 ,切实保障辩护律师行使诉讼权利是实现其辩护职能的前提和基础。本文结合立法和司法实践 ,就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辩论权和律师执业权益诸方面 ,探讨如何加强对辩护律师诉讼权利的保障 ,以期推动我国刑事诉讼进一步民主化、制度化。     

辩护律师证据调查权的比较考察

长期以来,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的证据调查权无法得到保障是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难题,新律师法虽然对辩护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等方面进行了修改,但是司法实践中却呈现出新的困境,使得修订法律的立法本意无法得到实现,如何进一步完善辩护律师的证据调查权便成为当务之急。     

论律师辩护权的完善——基于新《律师法》的思考

完善律师的辩护权,对于构建控辩平衡的诉讼模式、贯彻无罪推定原则、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实现程序正义具有重要意义。新修订的《律师法》对于律师的辩护权作了许多变革性的新规定,有助于解决实践中律师辩护"取证难"、"阅卷难"、"会见难"的"三难"问题,但仍存在若干不足与缺憾之处。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应当在吸收新《律师法》立法成果的基础上,从明确阅卷权的范围、增加辩护律师的在场权以及规定辩护律师权利救济等方面予以进一步完善。     

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程序价值

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是程序公正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支柱。没有调查取证权的律师辩护,根本无法支撑起以程序公正为理念的诉讼活动。我国刑事诉讼出于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对案件结果的负价值的考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这不仅破坏了我国刑事诉讼的民主品格,也使我国的辩护制度陷入危机之中。全面、正确地理解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价值,便成为完善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前提。     

试议美国刑事证据规则对我国的借鉴及思考

证据制度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法律制度。取证、举证、质证和认证是庭审的基础。我国现行刑事证据立法仍存在很大的不足。借鉴美国的先进经验和制度,确立直接言词原则、交叉询问原则、被诉人享有沉默权原则、律师阅卷权原则及正确运用非法证据排除原则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健全具有重要作用。     

我国民事诉讼中应建立答辩失权制度

摘要： 我国民事诉讼立法中尚未确立答辩失权制度,而现行的答辩制度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如有违程序公正原则,降低庭审效率,不利于现行民事证据规则的推行。建立答辩失权制度是对当事人处分权的合理限制,有利于落实诉讼平等原则、避免举证混乱、提高诉讼效益,实现“公正与效率”的双重价值目标。国外答辩失权制度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制度合理性,因此我国应当借鉴英美法系以答辩期间作为答辩权行使的法定要件的立法模式,构建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民事诉讼答辩失权制度,同时也应注意保护被告的合法权利。     

律师与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探究--以律师阅卷权为角度

辩护律师享有的核心权利是辩护权,而阅卷权则是辩护权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律师了解案件相关信息和获得证据的重要途径。作为公权力的司法机关掌控享有所有的案件信息,律师只有通过与司法机关交涉才能获得充分的案件信息,也才能充分享有阅卷权。探讨律师阅卷权的司法现状,也不失为一种探究律师与司法机关之间关系的角度。本文就从律师阅卷权这一特定角度出发,通过展现律师阅卷权的现状、分析原因及完善律师阅卷权制度三个方面,来探究律师与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     

侦查程序中辩护律师在场制度的构建

建立侦查程序中的辩护律师在场制度,是诉讼主体理论、程序正义理念和无罪推定原则的必然要求.刑事诉讼法应明确规定侦查程序中律师在场的案件范围,开始时间及辩护律师的身份,明确规定律师在场权行使的具体程序,建立值班律师制度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该制度的保障措施.     

台湾辩护律师会见权研究

台湾学界在辩护律师会见权理论基础方面的研究比较深入,这使得台湾辩护律师会见权在法律制度、实务操作、救济程序方面相对比较健全。对于辩护律师会见权的理念根基,台湾理论界主要形成三种观点：一是保障诉权的理念,二是维护正当法律程序理念,三是保障诉权和维护法律程序的共同理念;在实务操作上,辩护律师与被告人的会见权加以形式上的区分,在宪法和诉讼法的层面都规定了律师会见权的救济途径。     

和谐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探析

构建和谐新农村的主体是农民,农民利益表达对于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农民利益表达还存在着表达积极性较低、表达渠道不甚畅通、有时出现失真现象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新农村建设的进程。积极疏通利益表达渠道,加强利益表达的组织化建设,增强农民利益表达意识和能力,提高全社会对农民利益表达的认识,将有利于和谐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     

文化支点——对广东梅州客家“香花”仪式音乐的文化解读

以往人们对一般音乐学的认识，即所谓的文化背景，就是先收集音乐演出的内容、形式，再附带解说一下创作的宗教的、政治的或经济的目的……这种错误的做法，乃是由于不了解这类“文化背景”对音乐现象有着某种“文化支点”的作用””卜越。结合梅州客家“香花”仪式音乐具体的研究实例，根据其文化局内人持有的灵魂观以及客家僧人执行仪式的“体”的整套音乐行为的具体表现，以“灵魂体”作为文化支点贯穿全文。同时，根据对梅州客家“香花”仪式“灵魂”与“体”的关系的论述，并通过对“实在”、“心灵”等深层面问题的探讨，提出全新的仪式音乐研究理论架构：以“心灵”为支点的“灵魂一体一组织”的正、反向运作模式，将隐藏在其文化局内人心灵世界的内在文化地图展示出来。     

董事会治理、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并购决策

基于行为公司金融视角,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过度自信的心理特征与企业并购决策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的过度自信与企业并购显著正相关,即管理者的过度自信是并购的重要动因之一。进一步研究发现:董事会独立性的增强并不能弱化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对并购的影响；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分离的治理结构有利于弱化管理者过度自信所驱动的并购。     

王阳明“南赣乡约”的实践及其历史经验——明清乡约运动的典型个案研究

王阳明"南赣乡约"实践作为明清乡约运动的典范,其推行的乡约组织在适应性、专门化、自主性、凝聚力四个方面凸显了较高的制度化水平。"南赣乡约"组织的正当性、权威性是其成功的重要基础,而将乡民纳入到乡约组织中,由此获得乡民对"南赣乡约"的高度政治认同则是其取得良好效果的另一个重要内在因素。"南赣乡约"的历史经验主要有三:通过乡约制度及其乡约组织规范乡土社会公共行为;乡约须基于大多数乡民意愿而制定,民意即乡民合意性是乡约及其组织合法性、权威性的基础,也是透过乡约整合乡村社会秩序的关键;乡约可以将乡民组织起来,培养乡民参与乡村自治的能力。     

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我国的实践和创新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理论的核心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核心把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发展理论与中国社会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研究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和创新,对推进我国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生存·游戏·确证——论儿童文化的功能属性

儿童文化既构成儿童生存的现实又构成儿童对现实生存的理解、叙述和表达，儿童文化的这一深度图景，在功能属性上显现出儿童文化与儿童生存之间复杂的关联。只有当儿童游戏时，他才是儿童。潜藏在儿童文化中的游戏功能，对儿童的生存理解具有卓越性的意义。儿童文化是一个完整、多样、丰富的儿童世界，在生存理解所实现的秩序化方面，它显现为儿童对自我力量的确证和所属共同体的认同。     

试论西周初期的“德”观念——以今文《周书》为中心的考察

周初之“德”是一个较为宽泛的观念,它可以分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任德尚贤四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与意义主要体现在政治领域,“德”是周人为论证政权的合法性及谋求政权的持久性而提出的。从内涵上来看,“德”字在周初尽管有了道德的意义,但“德”观念在人自身内在心灵的领域尚未达到深入的程度,“德”的外在意义在周初占有主导地位,它与后世具有普遍意义的个体心性道德还有一定的差距,并不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道德”。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及其在当代中国的现实意义

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马克思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指明了实现人的发展的根本途径。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人的劳动能力的发展、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和人的个性的发展等。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科学发展要求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价值尺度。构建自主联合劳动的新劳动经济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途径。     

我国环保NGO政策议程参与机制分析——基于多源流分析框架的视角

约翰·W·金顿的多源流分析框架为分析政策议程设定提供了有力视角,以此考察我国环保NGO在政策议程中的参与,参与内容集中在问题源流中的“焦点”和政策源流中的“软化”,参与方式以非制度化参与和制度化间接参与为主,多源流多要素参与及制度化参与不足。改善环保NGO政策议程参与机制的途径包括：在问题源流中形成政策问题触发机制;在政策源流中形成政策方案开发机制;在政治源流中形成政策软化机制;在三大源流的汇合中形成协调合作机制。     

长安学研究述评

新世纪伊始中国学人所倡导的长安学,是对长期以来有关长安文化、长安文明研究的学科概括、定位与升华,其缘起有“陕”、“京”两“源”,并非某一个人的创立、创建.2009年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长安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及所推出的《长安学丛书》和北京出版的《唐研究》“长安学”研究专号,掀起了长安学研究的高潮.北京的长安学研究扎实、细致,并完全按纯学术的路径一步一个脚印前进,陕西的研究则声势浩大、迅速快捷并具有浓重的组织、行政色彩.2013年,陕西组建了国际长安学研究院,为长安学的未来发展勾画了蓝图,世人乐见其成,应仿效《唐研究》,创办长安学研究专刊,以扩展影响,发现、培养、团结人才,积累学术成果.展望长安学研究,可以说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