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外商

唐代的外商介永强７──９世纪，大唐帝国境内活跃着众多的外国商人。史书所记，往往不辨国籍，概称＂胡商＂、＂贾胡＂、＂胡贾＂、＂蕃商＂，或称西域胡人、西国人，或仅言胡人。外商是唐代商人队伍中特殊的一大群体。对此，学界尚无专文系统论述，本文拟就唐代外商（１...     

试论唐代商人阶层政治意识的提高

在商人发展史上,唐代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唐代商贾阶层,由于其所处特定的历史环境,形成了许多明显不同于前代商人的新变化、新特点。政治意识的显著提高,就是其中之一。 一 为提高政治地位而竭力挤入仕途,是唐代商人阶层政治意识显著提高的集中表现。商人跻身仕途唐以前虽然也有,但受几成习惯的重农抑商思想的局限,商人入仕并不多见。唐初,商人在     

科举制下宋代商人的社会流动及“士商对流”的出现

宋代科举制度对包括商人在内的普通平民的开放是宋代商品经济大发展时代的产物,是商品经济其固有特征——开放性、流动性、平等性、竞争性在社会政治层面上的具体反映。宋代商人阶层凭借其财富通过科举制成功地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宋代商人在实现向上流动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重大并对后世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突破,即在四民社会阶层的结构性松动下,士商两大阶层之间的界限不断模糊,士商之间开始不断地融通、趋合。     

元代西域人的商业活动

西域商人早在蒙古初兴时就与其建立了一定的商务关系。蒙古西征后,更多的西域商人利用日益开放的陆海道东来中土,从事商业贸易。由于他们的兴衰与蒙古贵族的利益直接相关,故而受到统治者的保护,并使其多具官商性质。西域商人亦因此在元代课税扑买、斡脱经营、市舶贸易等商业活动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吐蕃、回鹘、葛逻禄的多边关系考述--关于唐安史乱后的西域角逐

唐朝安史乱后的西域主要呈现为吐蕃、回鹘、葛逻禄三方角逐的政治格局.起初,以唐朝、回鹘为一方,吐蕃、葛逻禄为一方,及唐朝退出西域之后,吐蕃、葛逻禄的势力日益强大,击败回鹘,接管了西域,及吐蕃衰落,回鹘西迁,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格局.其中对于葛逻禄作为附蕃异姓突厥政权性质,回鹘西迁中的三支实为一支等问题,都提出了新的见解.     

古代商贾文学中的官商文化研究

古代商贾文学中官商关系纷繁交杂,概有官商依附、由官而商、由商而官、商人抗官、昏官欺商、明官护商、以法待商等类型。商贾文学中复杂的官商关系现象昭示了商业在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性地位,折射出商人地位的历史嬗变,诠释了道德品质之于社会生活的决定性位置。     

繁华往事:唐宋时代的商业记忆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重要时期,坊市制的解体、夜市的兴起,拓展了商业经营的空间和时间,为城市商业注入巨大的活力.唐宋商人社会地位逐步提高,商人及其子弟获得进入士阶层的机会,士商通婚也并不罕见,"贱商""抑商"思想虽然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但的确受到极大限制.文人书帖、文集的商品化,是唐宋商业发展的重要表征,也加深了士商间的融合互动.商人群体中读书人和僧道人士逐渐增多,是唐宋商业发展的标志事件,为我们研究唐宋商业文化史提供了极佳的观察视角.     

蕃处中国：宋人笔记中的西域

宋代的地缘关系影响到中原士人对西域地区的记录和书写,对宋人笔记中西域信息状况的考察是洞察宋代西域地区的重要视角。宋人笔记重点关注了西域地区的僧侣往来、佛教传播、物产异闻、于阗美玉、地理形胜等物象,既有对当朝史实的记载,也有对前朝旧事的回忆,对这些史料的梳理不仅扩大了宋代西域的史料视野,还弥补了正史未能详载的缺憾。在记录手法上,宋代士人继承了历代仕宦文人关于西域书写的基本传统,并在记述立意上体现出“蕃处中国”的文化追求与政治理想。     

中国古代义利观对重农抑商法律传统的影响

中国古代义利观的演变是中国正统法律思想对政治、经济等的反应的演变。中国古代义利观对重农押商法律传统的影响表现在：颁布了许多强调农业重要性的政策与法令;蠲免徭役,减轻租赋;以律法贬低商人的社会政治地位;重征商税;不断改变币制等。     

论唐代商人的社会地位

唐代商人社会地位逐渐提高，主要表现为商人经济势力膨胀，并向政治渗透，商人获得一定的文化教育权利，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已受到正面宣传。政府扶商政策是商人地位提高的前提。社会商品经济繁荣是商人地位提高的基础。土地兼并及均田制的废弛为商人地位提高提供了大好机遇。开放的社会风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商人地位提高，促使唐代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及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亦为宋代商业的鼎盛繁荣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论本世纪初中国商人的社会地位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中国工商业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在农业经济的一统天下里打下了一席之地，中国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也随此潮流迅速地抬升。“商”不再是人们轻视、贬损和诬蔑的对象，而成了人们颂赞和礼拜的神祗。“商能救国”变为整个社会的信条。商人在社会生活中也用不着像过去那样自惭形秽，其社会地位已从社会结构的底层迅速上移至“四民之首”。绅与商、官与商之间身份的对流和重叠使他们之间的尊卑界线荡然无存。而商人自身的组织化与组织的社会化更加重了商人在社会事务中的份量。商成了那个时代中国社会无所不在的主角。     

唐代对西域的开拓和经营

(一)唐代对西域的经营与安西大都护府的设立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高度发展的时期,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均开创了前所未有的盛大局面。中西交通的“丝绸之路”,内地,西域和中亚各国的商人、使臣往来不绝,东西文化交流更为频繁。丝绸之路的畅通,主要是唐政府在西域广大地区建立了巩固的统治,并行施有效管辖的结果。唐王朝建立时,西域地区主要是被西突厥民族势力所控制。西突厥是我国突厥族的一部     

唐孙杲墓志所见安史之乱后西域、回鹘史事

《唐孙杲墓志》记载了孙杲在安史之乱、河陇陷蕃后，于西州、北庭的仕宦经历，对孙杲于建中三年归朝后在中央和地方的仕履及其出使回鹘也多有描述。从墓志中不仅可以窥探河陇陷蕃后的西域形势，还可以了解唐中央在安史之乱后对于北庭的政治态度以及对北庭归朝官的安置政策，墓志所述与唐史典籍所记孙杲出使回鹘亦可相互印证。     

论唐代诗人对商人持鄙薄心态的成因——基于唐代商妇诗中商人形象的考察

通过对唐代商妇诗的考察可见：唐代诗人笔下的商人大多是轻易别离、薄情寡义的形象,这反映了唐代诗人对商人的鄙薄心态。这种鄙薄心态的产生与士商地位的差异、士商社会形象的反差及诗人与商妇失意心态的共鸣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大辛庄商代聚落社会组织及其变迁初探——以央地关系为视角

对大辛庄遗址综合分析表明,大辛庄商代聚落的地方社会组织经历了从建立、发展到没落、消亡的历史过程.早商至中商阶段,大辛庄聚落社会组织的发展相对稳定,说明该聚落始终保持着相当的区域独立性且商人、夷人各自有独立的文化系统;到了晚商早段,大辛庄聚落社会组织经历了一次影响较大的社会变迁,其陶器生产模式、农业生产模式、葬俗葬制等都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商人和夷人融入到同一的文化系统之中.上述现象说明商人在大辛庄建立聚落,实现商人和夷人等不同文化系统共存,意在实现夷商融合的过程,并将夷人纳入到商人核心社会的政治系统之中.     

国外学者对中国西部历史文献译著及研究管窥

中国西部文献是我国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 ,也是国外学者研究、译述的热点。本文对西部文献“西域传”《大唐西域记》《元朝秘史》“唐蕃会盟碑”的译述情况作了概括介绍 ,简要分析了其译述特点 ,有助于我们对西部文献研究的开展     

奉安大典的政治观察:以蒋汪为中心的讨论

本文以孙中山葬事筹备与奉安大典为历史背景,对蒋介石与汪精卫在此时期的相互关系:政治合作与政治斗争,以及蒋汪在政治上的此消彼长,蒋介石最终如何牢固控制中央政府,取代汪精卫而成为国民党新领袖的全过程为中心,观察蒋介石是如何利用孙中山留下的政治遗产,使其在中国政治舞台的博弈中获得了胜利,并确立了其为孙中山先生接班人的政治地位.     

士、商融合与文体之变——以王世贞的商人传记为例

明清之际江南士商融合的社会大背景,使得王世贞的商人传记在文体上有较明显的变化:倾向于选择士、商身份有过置换的传主,并热衷于表现商人身上士的素养和道德节操.士商融合的社会形势还导致了作家以及文学思潮和文学史写作的动态变化.     

对“重本抑末”思想的有力冲击——论《聊斋志异·黄英》的形象塑造

“重本抑末”、“重农轻商”,是中国封建社会里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传统。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商人的形象,在古典文艺作品里很少被作为歌颂、肯定的对象。《聊斋》中的《黄英》,不仅形象地描绘了商人的活动,细致地表现了农业领域里资本主义萌芽的情况,而且鲜明地揭示了新兴市民阶层的精神世界,流露了对商人、对     

上海商民协会成立的一波三折

上海商民协会的建立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诸多特点.例如在商民协会的成立过程中即出现了各派商人之间,借创设商民协会以争权夺利的现象,不得不由上海特别市党部出面进行协调,使之合二为一.上海商民协会从1926年最早开始筹备,到1928年3月初正式建立,经过了将近两年的五个历史时期.上海商民协会的筹备员直接由中央党部委任,上海商民协会的章程也直接报请中央党部审核批准,也属前所未有.上海商民协会在筹备建立阶段即与商会出现某些纠葛,其筹备处动员商民起来组织商民协会分会的宣传,就注重说明商会的种种缺陷,从而将商民协会与商会置于了严重对立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