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意之辨”从哲学和玄学向诗学的转换——论刘勰的言意观

刘勰的言意观是<文心雕龙>诗学体系中的核心论题,但是龙学界对这一问题却存在着简单化、片面化的理解,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把哲学和魏晋玄学中的言意之辨等同于诗学中言意关系.刘勰言意观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他对这一论题进行了诗学转换,强调了文学语言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对作家的创作和诗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言意之辨:贯穿金代的美学理论

言意之辨是贯穿整个金代的美学理论。周昂、赵秉文较早提出以意为主之论,反对求奇、求巧,拘于形式。王若虚对前人加以发挥,高扬"真"、"自然"和"自得",倡导"求是",打破了传统文论"文以载道"的局限。元好问以"诚"为核心概念,强调"知本"、崇尚"情性",倡导"得唐人为指归"。金代的言意之辨,对元明清审美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古代的"言意之辨"看语言的局限

"言意之辨"是我国古代玄学中的一个重要哲学命题,它不仅涉及到哲学认识论的一些问题,而且涉及到"道不可言"、"言不尽意"、"意不称物"等重要的有关语言局限的问题.本文着重从"言不尽意"理论的提出、发展以及它对后世文论的影响等方面,来认识人类语言在其所要表达的内容上存在的缺陷.     

言意之辨：贯穿金代的美学理论

言意之辨是贯穿整个金代的美学理论。周昂、赵秉文较早提出以意为主之论,反对求奇、求巧,拘于形式。王若虚对前人加以发挥,高扬“真”、“自然”和“自得”,倡导“求是”,打破了传统文论“文以载道”的局限。元好问以“诚”为核心概念,强调“知本”、崇尚“情性”,倡导“得唐人为指归”。金代的言意之辨,对元明清审美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言意之辨与魏晋学术的分流(下)

先秦时期的言意之辨,在魏晋时代已经由语言学命题上升为本体方法理论。玄学中的激进、保守与温和三派各以言不尽意、言尽意和得意忘言为形上前提。因此,言意之辨以本体方法论促进了魏晋学术的演变与发展,其本身也就成为理解魏晋学术思想的一个关键所在     

言意之辨与魏晋学术的分流(上)

先秦时期的言意之辨，在魏晋时代已经由语言学命题上升为本体方法理论。玄学中的激进、保守与温和三派各以言不尽意、言尽意和得意忘言为形上前提。因此，言意之辨以本体方法论促进了魏晋学术的演变与发展，其本身也就成为理解魏晋学术思想的一个关键所在     

言意之辨与视觉思维--兼及对海德格尔诗论的阐释

言意之辨提供了由"言→象→意"这样一条路径,它显示了言与意和象与意之间孰近孰远的关系;阿恩海姆<视觉思维>对"象"与语言关系的阐释可视为对此的具体论证;由此可获得对海德格尔诗、思近邻说的新的理解;执此反思图像时代文学的困境,也可获得有益的启示.     

“言意之辨”与两晋南北朝的拟古诗

面对前代诗歌耸峙的艺术高峰,"后来者能否居上"式的困惑使得两晋南北朝诗人在竭力摹拟前代诗歌的基础上,以期找到一条"能够居上"的道路.魏晋玄学对于"言意之辨"理论的探讨,尤其是王弼"言不尽意"、"得意忘象"解<易>方法的出现,正为拟古诗作的涌现和蔚兴奠定了理论基础.虽然这些作品中不乏名家之作,但作为一种为艺术创新所作的尝试,它付出也必须付出"少有佳作"的代价,即在理论上巨大进步的同时亦导致创作实践上某种程度的退步,创作受到了理论的束缚.因此,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拟古诗不可避免地受到后世诗评家的诟病.这是诗歌自身在其演进的过程中付出的必然代价,是其发展规律所决定的.陆机及其<拟古诗>十二首正是这样的一个典型范例.     

也谈“言意之辨”——基于德语将来时的形式

基于＂言意之辨＂这一中国古代哲学原创理论和方法,藉助现代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思辨性解说,对德语＂将来时＂这一语法现象进行了逻辑形式上的辨析。突破从语意方面说明＂言＂与＂意＂辩证关系的传统,从语法规则和形式逻辑方面进行了语言哲学相关课题的研究。     

刍议王弼的言意之辨及其贵无论的建立

汉魏之际由于社会人事的需要,形名学得以发展。王弼依托这一理论为基础,对言意之辨进行了新的探讨,并依此援道入儒,对儒家经典进行重新诠释,从而建立起以无为本的贵无理论,为当时已被士人所广泛认可的圣人人格的指向、君主材质的规定以及政治生活中自然与名教的关系等现实问题,在本体论的高度上提供了一种理论的支撑,亦并开启了魏晋玄学发展的新篇章。     

意识和语言的困惑——论希利斯·米勒早期文学批评之嬗变

希利斯·米勒早期文学批评聚焦于意识批评的方法,他对维多利亚时期众多作家的作品进行了现象学阐释.米勒意识批评向解构批评的嬗变过程经历了意识和语言关系的双重束缚.他对维多利亚时期小说形式的认识以及与乔治·布莱在意识批评思想上的差异构建了其解构主义批评立场的基础.     

中国传统哲学与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比较——从“天人之辩“、“古今之争“和“言意之辩“谈起

本文从中国传统哲学中选取三个论争中心“天人之辩”、“古今之争”、“言意之辩”为角度,在人与世界、传统与现在、语言和意义的关系问题上,对中国传统哲学和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进行若干比较研究,以反观中国传统哲学,并促进中西哲学的交流与对话。     

从庄子的“言意”之辨看文艺审美活动的特征

文艺审美的重要特征之一往往是先求诸言意之表,然后超越媒介形式而进入到无言无意的审美境界之中。这种审美意识,在我国古代美学及艺术创作中得到了突出的表现。老庄的虚无学说及其对言意之辨的论述,既是一种人生的哲学,更是一种艺术的追求,它作为一种文化心理意识必然渗透到国人的审美意识之中     

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建构中的中西比较意识

从传统“诗文评”到“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作为“它者”的西方学术思想和文学思潮的介入和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推动力。20世纪初,大举进入中国的西方文学理论和学术思想直接催发或间接影响到中国传统文艺思想的阐释,以及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建构。在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中,隐含了一种天然的中西比较意识。     

生态语言:文学批评的新视阈

生态语言学是生态学与语言学相结合而形成的新兴语言学分支。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兴起,其目的是克服极端的人类中心的、机械主义的世界观,最终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在生态语言视阈下,文学批评要消除人类至上的观念,确立生态整体观念、自然万物都具有重要价值的生命观念。     

科举试赋:由才性之辨到朋党之争——以唐宋两代为中心的考察

科举试赋始于唐朝,起初以"赋兼才学"为核心,经学家、古文家、辞赋家讨论的是辞赋取士能否为国家择选真正的饱学之士.然而从唐代中后期至两宋,尤其是随着政治层面党争的加剧,文学意义上的辞赋取士与经义取士衍变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使得试赋之争具有浓厚的意气之嫌与党争色彩,由此辞赋的创作就不单纯是辞赋"因体代变"的纯粹文学意义上的变革,而具有了时代思潮、政党之见、君子小人之辨的政治品格.唐宋两代的科举试赋只有从这个维度上去理解,才能阐发其中的历史流变和时代特征.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批评的自觉意识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自身的发展以及险恶的政治现实、活跃的时代思潮等因素促使这一时期文学批评异常繁荣。多部文学论著的出现,标志着我国肇始于先秦的文学批评已进入自觉的时代,其自觉意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知音”的呼吁,二是批评家的自觉,三是批评方法的自觉。     

创新而不标新传统却不守旧——从《诗言志辨》看朱自清先生的治学

朱自清先生的《诗言志辨》,资料详实,论证缜密,文字清隽,集中体现了朱自清先生的治学思想,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学术的经典之作.《诗言志辨》所体现的治学思想和方法,主要有三个方面:宏观视野下的微观操作;文史哲相结合的动态考辨;依托材料为基础的科学论证.这些集中体现了朱先生“创新而不标新,传统却不守旧”的治学精神.     

从问题到资源：泰国华语语言政策嬗变

泰国华语教育经历了由兴到衰、再复兴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前,泰国政府将华语视为威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问题;80年代后,则将其视为可以促进国家发展的资源。一是国家安全危机解除。泰国政府对华人实行同化政策,解除了国家的安全危机。二是国家经济发展需要。80年代起,泰国政府重视经济发展,华人是两国经济合作的桥梁。三是国家形象建设需要。泰国的国家安全需要和经济发展需求均得到满足后,政府开始通过关注和保护少数族群来塑造自身的国际形象。     

文学批评的当下反思——从茅盾文学批评谈开去

在当下文学批评尖锐、浮躁和意气的大背景下,茅盾文学批评凸显出鲜明的艺术特征和独特的美学品格,这对当下中国的文学批评既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也具有异世而同时的比照和反思价值.茅盾文学批评开阔的历史识见、浓郁的社会气息、他的批评视角的及物性、他作为批评家的勇气和正直以及他对异域思想理论资源的理性态度,都值得当下文学批评深思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