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家长参与学校教育何以低迷?——基于场域、资本、惯习作用的机制研究

农村家长参与学校教育是提升子女受教育的质量、改变身份并向上流动的重要因素。试从场域理论出发分析农村家长参与学校教育低迷的现象。研究发现：家校互动场域由分离走向合作是家长主义浪潮和家庭教养方式“中产化”趋势的影响所致；农村家长由于资本匮乏和惯习机制难以契合家校互动场域变化。具体而言：经济资本匮乏导致其市场化选择不足，文化资本匮乏消磨了家长对孩子的耐心，同时又加剧了对教师的依赖，经济和文化资本不足使家长在家校互动场域中形成多种结构性压力；农村家长对家校合作的认知是其家庭内部竞争性冲突的惯习的产物，与场域、资本交互作用导致农村家长参与行为的低迷。     

场域互动：道场与敦煌佛教文艺作品的生成

“道场”是敦煌佛教文献中最常见的表现场域概念的关键词,其含义极其丰富,涉及物理空间、心理信仰空间、文化制度空间三大层面。而道场的中外互动、内外互动、内部联动、虚实互动和多重联动,是敦煌各种佛教文艺作品生成的主要途径;正是中外场域、内外场域的持续互动,才促成了敦煌佛教文艺作品的中国化特色。     

“不孝”文化及其生成逻辑:基于L村农民日常生活的考察

“不孝”行为及其背后“解释”和“接受”机制的日常实践逻辑分析可以作为“孝文化”当代际遇研究的一个参考。华北农村L村“孝道”的底线体现为从物质供应到生病医治和精神顺敬的“养”以及“葬”的隆重和祭祀的严肃与守时。日常生活中四种不孝行为包括“师出有名”的不养,即以老人身体硬朗、没有尽到隔辈抚养义务、兄弟间的不公正对待等理由的不孝;对非亲生或绝症父母“情有可原”的不医治和疏忽;对父母离世的形式化“哀伤”;“不葬”以及祭祀本意的“消亡”。这四种“不孝”行为被村落文化予以谴责、忽略和宽容,其背后是基于农村社会转型而带来的场域形塑机制的变化,其动力来自农民“过日子”的伦理价值导向的演变,即“钱”构成了农村以家庭为单位过日子的竞争标准。这种变化是农村养老问题研究应该参考和关注的。     

论社区调解场域及其 信任机制的构建法则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提供的理论框架是结构与人的关系,该理论力求在结构与人的行动之间寻求可以互通的中介,通过场域、惯习连同各种资本来探索社会实践的奥秘。本文采用场域理论作为理论工具分析当代城市社区调解制度,首先对该理论进行“社区调解学改造”：把社区调解人行动的社区空间视为一个场域,即调解场域;把社区调解人的素质看作调解场域的惯习,即调解惯习。指出在社区调解制度的运作过程中,调解场域与社区调解制度的核心机制——信任机制之间是互动的,信任机制是完成调解主体之间互动、简化社区纠纷解决过程的重要因素,它受到社会宏观结构和社区中观结构的影响,这种影响通过社区调解人在调解场域中的调解行动发生作用。信任机制的构建受到社区调解人的调解惯习的影响;同时信任主体,即社区调解人与被调解人的互动也对信任机制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被调解人对调解人的信任导致调解过程中的合作,合作又进一步增强信任。本文认为,通过对上述一系列关系、互动的行动过程进行分析,可以提炼出社区调解信任机制的构建法则,即可以从社区调解人的选拔、该制度的本体建构及其与法院诉讼的衔接机制、社区信任环境的营造等方面进行构建,进一步发展社区调解制度。     

论曹雪芹文化心理层面的深刻矛盾

<正> 一、痛苦的人生反思及其具体内容汉民族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绝少“游牧气”,生活依赖于固定的土地,日出而作,日入而返(归家),具有强烈、稳定、持久的“家”的观念。“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夕鸟兮争返”,“迷途知返”:“返”的观念以及“归去来”的“返(家)”的行为模式恒久而稳定地内化、积淀到人们心理结构中。儒家学派又将这种“返”的观念模式引伸到人生历程的观照、审思活动中,构造了“个体人”反思、反顾自我人生价值实现     

大学学术不端行为及其治理

学术不端行为作为一种学术投机行为,是学术活动中的权力变性与异化的产物,也是文化目标与社会制度间错位导致的一种紧张状态。在这种场域空间内,学术文化失去了固有的内在价值与气质,学术理性无法再为整个学术学术场域提供充足的学术责任伦理标准。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行为合理化理论旨要,将学术不端行为以“学术研究—学术评价—学术管理”为标准进行划分,有利于明晰学术人的学术责任。回顾大学学术场域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治理,存在技术手段治理无奈、现有制度执行真空以及道德约束孱弱之积弊,未能燃起学术人的学术责任伦理之心。基于此,根治大学学术场域这一久治不愈的顽疾需要转换思路,以角色—责任—问责为轴心,培育学术人形成内生于学术本质中的一种约定俗成的学术伦理契约精神。     

论斯宾诺莎哲学的反思结构

斯宾诺莎的《伦理学》隐含着一种反思结构,反思的前提是“真观念”,其内容是“观念的观念”。观念的演绎体系构成了反思的基本结构,反思方法本身就是知识和真理的一部分,几何学证明则是这种反思结构的表达形式。     

技术赋权:乡村公共能量场与乡村治理转型

移动互联网技术赋权下的乡村治理,破除了精英主义的“话语霸权”和草根群 众的“失语”状态,推动着乡村公共能量场由“权威主导型”向“互动博弈型”过渡.江西赣州 Q 县S村的案例实践表明,村务微信群本质上是对乡村公共治理场域的现实映射,是乡村 公共能量场的网络再聚合.以村务微信群为代表的乡村网络公共能量场,强化了村民在乡 村治理中的主体性作用和在场性特征,形塑着村民的公共精神和村庄认同.而乡镇公职人 员的介入,使得乡村网络公共能量场兼具“国家在场”和“乡村自治”的双重面相,催生着乡村 治理的转型与升级.     

现代意识审视下的心理追求与困惑——中国现代农民形象心理演进综论之一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农民形象文化心理的变化和演进,是根植于中国现实的变革并随着现代文明对中国农村生活的冲击而逐渐加深、加快的。在中国现代作家们以现代意识审视现代文明冲击下的中国农村时,发现苦难深重的中国农民,特别是妇女,不再安于那被污辱、被损害的现状,而开始了“现代人”意识的朦胧觉醒和对新生活的茫然追求。这种追求突出表现为农村妇女在婚姻观念上的转变;这种追求实质上是“人”的价值的发现;这种追求也只有随着中国社会革命的深入才能逐渐明朗并得以实现。     

农村公地产权制度的结构性脱耦与重构——基于赣南G村的案例分析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建构,是结构化场域中的行动者通过策略化行动达到动态性均衡的过程。通过对G村公地纠纷的案例分析发现,在城镇化的背景下,农村公地产权制度经历了从“合约型产权”向“利己型产权”的结构性转换。在“合约型产权”的实践阶段,村落公地纠纷依托村落传统规范及村落成员权的界定得到化解,村落公地总体上处于“祖业权”范畴内。而在“利己型产权”的实践阶段,村民通过在不同的场域对不同产权规则有选择的挪用,村落公地产权的界定需依托“强力占有”的原则。由于农民土地产权认知在“道德理性”与“经济理性”的场域中徘徊,村落公地产权的界定陷入合法性紊乱的悖论,导致了农村公地产权制度的结构性脱耦。在当前农村土地产权的改革实践中,需要合理界定不同土地产权的属性,进而实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互动,重建农村公地产权制度的共识。     

网络行为:一个网络社会学概念的简要分析

在当今的信息网络时代,互联网络为人们的行为活动构建出了一个新的“场域”。网络行为就是人们依托于这一新的“场域”所作出的一种全新形态的现实行为活动。本文结合互联网络发展和“新场域”建构的现实背景,对网络行为这一网络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从其内涵、类型、特征和社会本质等方面,展开了一定的探讨。     

从激进走向平和——试论21世纪中国女性主义诗学的价值转型

沿着对20世纪中国女性主义诗学“激进”的价值取向反思的逻辑理路,提出21世纪中国女性主义诗学的价值转型及其理论表征是：“从激进走向平和”。并从中国政治文化、哲学观念和社会思潮的转型,中国女性主义诗学自身走向纵深发展的内在需要以及西方女性主义诗学的发展趋势与话语转型三个层面重点探析其原因;从有利于建构性别诗学的审美场域,有利于中国女性主义诗学走向平等、开放的审美阐释空间以及有利于女性主体性的高扬和“女性精神的无限自由表达”三个方面,简要论述了这种转型的意义,以期为中国女性主义诗学“本土化”、“学科化”抛砖引玉,有所助益。     

网络谣言场域中的话语协商——以7·23温州动车事故为例

7·23温州动车事故的发生催生了大量的网络谣言,网络谣言的传播过程实际上是谣言场域建构的过程,政府、媒体、受众在这一场域中展开话语协商.大众媒介尤其是网络媒介既是网络谣言传播的渠道,同时也是网络谣言的“介入者”,其介入行为对网络谣言产生了相反的双重作用,这是大众媒介扮演的多重角色导致的结果;网络谣言的受众参与行为包括了传谣和辟谣行为,其共同点在于试图以谣言为话语来解答问题争取权利;政府在事故解决方面所存在的缺陷成了网络谣言爆发的导火索,然而,政府又针对网络谣言给民众进行了“预防接种”,并成功设置了“安全阀”,维护了整体的社会稳定.     

农民工流动的观念支持与生活预期

转型期中国农民变化最大、最深刻、最有实质性意义的应该归属于农民观念的变化,即农民式生存观念向市民式生存观念位移,半自然式经济观念向市场式经济观念转变,强信任观念向弱信任观念渐让.农民观念的变化不仅对农村社会政治、经济和农民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支持着农民工流动,影响着农民工的生活预期和回流观念.为此,我们必须纠正农民工的暂时观念,转化树立农民工的长期观念,增强农民工与市民的互动观念,克服农民工的自卑观念,遏制农民工的返乡观念.     

实践理论视角下的农村生男偏好研究

我国出生性别比一直偏离国际正常水平,这主要是由性别偏好造成的。目前,“重男轻女”的观念在生育意愿中仍比较普遍,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笔者通过对8位农村妇女的访谈,发现农村地区仍存在比较严重的生男偏好;从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出发,发现客观的生育场域制约农村生男偏好,主观的生育惯习影响农村生男偏好。     

场域视阈下农村老年贫困问题分析——基于闽西地区SM村的个案调查

基于对12名农村老年人的访谈,以场域理论为分析视阈,以文化惯习约束与社会场域型塑相融合的研究路径来深化对中国农村老年贫困现象的认识：微薄的家庭经济收入、失衡的农村家庭财富支出结构、不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农村老年贫困的原生性型塑因素;农村孝道文化的式微、“养儿防老”社会风俗的固化、“代际互惠”的依赖型养老心理是农村老年贫困的次生性建构因素。二者相互依存交互影响,将农村老年贫困的型塑与建构融合于农村老年生活的实践。要解决农村老年贫困问题,需要破除农村老年贫困的养老惯习,建构改善农村老年贫困的生活场域,强化突破农村老年贫困的社会实践。     

文化嵌入与关系网络：互市场域中的边商行动——基于黑龙江省黑河市的实地研究

互市是边民日常生活的图景,是边境地区人与物跨界流动的重要场域。黑龙江省黑河市既是中国最重要的对俄贸易口岸城市之一,也是中国边境地区商人群体最主要的聚集地之一。从中国和俄罗斯边境人群的日常生活实践出发,对互市场域中的边民经商活动进行田野调查,以期剖析边民互动的内在逻辑。边商在边境地区互市场域中通过文化嵌入和关系网络构建的策略性行动,实现了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的资本积累和转化。中国和俄罗斯边民互市场域中文化嵌入的非均衡性与主流的边境和跨界流动研究中的边民互动,促成了文化交流的观点存在差异;关系网络的脆弱性是区别于西南、西北边民互动特点的特殊性存在。对边民互动的多种模式进行微观考察,是兴边富民的重要基础。     

论场域理论下的“伤痕文学”书写制约因素

“伤痕文学”书写受制于各种场域及场域之间关系的制约.权力场或政治场通过政治话语的规约对文学场起支配作用;文学体制场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下,借助文学政策、文学批评、文学出版、文学评奖等制度层面以内在“规训”的方式引导和规范着“伤痕文学”;“伤痕文学”作者的使命感和对意识形态规约无意识的认同,使他们自觉认同于主流政治话语对文革书写的规约.     

农村扶贫的城镇转向及其进路

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如此,政府和社会各界在农村场域中开展了新一轮扶贫攻坚战,冀望农村贫困人口能够“如期脱贫冶。 中国农村扶贫工作主战场始终在农村,采用的主要是政府为主导的“强力冶式扶贫,然而,现实中农村相当多的贫困人口是通过进城打工方式脱贫的。 虽然在这种脱贫方式中农民拥有更多的主动权,成本低,实施也比较容易,但遗憾的是,一直以来政府没有将农村扶贫转向到城镇,更没有根据新型城镇化发展趋势开展城乡联动扶贫工作。 如今,国家正在大力推进以“人的城镇化冶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政府需要将农村扶贫、脱贫工作融入到城镇化发展中,进而更好地引导、帮助农村贫困人口进城脱贫。     

弱者的“韧武器”:农村教育场域中身体技术的运作逻辑

农民面对城乡二元结构的教育情境,不只是顺从和接受,还有逾越这一秩序的冲动、努力和行为,体现了一种非对抗性的抵制的身体技术。遵从但抱怨,转学,放弃但不逃离,辍学,自卑的习性都是发生在农村教育场域中的身体技术。进入农村教育场域,关注农村教育场域中的身体技术,特别是关注其身后所隐藏的主观意愿、动机和情感,对了解农村教育、进而改革农村教育、促进农村教育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为农村教育写就了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