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中国话语与文学理论的创新

"话语"是国内外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在回顾和总结30年来国内学界关于"话语"研究的基础之上,认为,所谓话语,是指文学对话关系中的术语和范畴."话语"是文学理论构成的主要元素,也是浓缩着文学思想的理论构件和载体.因此,"话语"对于文学理论的创新来说极具重要性.文学理论"话语"的创新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程,大致可以在个人话语、民族话语、国家话语和世界话语四个层面上进行.其中,个人话语的创新是基础.也最关键,其它三个层面的话语创新都要通过个人话语创新来实现.所以,要从中国立场出发,以中国文学经验为基础,不断提出和解决中国文学问题,创造中国文论话语,并进而建构中国文论体系.只有这样,才不仅能够在世界文论中取得"中国话语权",而且还能够为世界文论建设不断地输送中国的新鲜材料,作出中国文论家应有的贡献.     

立足异质 融会古今——重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综述

在对"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这一命题的积极回应中,学术界开始了对中国传统的根本学术话语规则的注意和重视,有许多学者开始致力于对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清理.对于如何重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命题,学术界的讨论大致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关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第二个阶段的讨论则主要集中于研究"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以及"中国文论的中国化"问题.但中国文论因为没有自己坚实的话语资源,事实上又处于再次"失语"的状态.故应依据中国传统固有的两个主要文化规则,在"异质性"原则上走"古今融会"及"中西化合"之路,通过中国古代文论的中国化来最终实现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的重建.     

中国传统报应观与佛教果报观的差异及文化根源

中国传统报应观具有伦理性、家族性、现世性和功利性 ,保持印度精神的佛教果报观具有戒律性、个体性、出世性和精神性。中国传统报应观的终极关怀是果 ,企图通过好因获得好报 ,断绝导致恶报的因而力行可获善报的因。佛教果报论的终极关怀是因果之外的涅般木 境界 ,关注因是为了从因上断尽导致生死轮回的业报 ,最终摆脱因果 ,彻底解脱。差异产生的原因 ,在于古代中国和印度文化中存在不同的价值取向、关注领域、生命意识和思维特点。     

佛教果报观与传统报应观的融合

印度佛教果报观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的焦点在于生命意识和伦理道德的差异。为在中国得到更大的发展，佛教果报观作出巨大让步，实现了中国化。其显著标志是承认现世报，肯定人世的福寿利禄，接纳以孝为核心的伦理规范；在保持固有的戒律性、出世性、精神性和个体性的基础上，接受了传统报应观的伦理性、现世性和功利性。佛教果报观与中国传统报应观完全合二为一是在民间信仰，二者之所以融合无碍，是因为民间报应信仰本质上是浅薄的实用性的信仰，所关注的是个人和子孙现世的幸福以及来世好报，没有门户的羁绊和学说的顾忌。     

西方话语为何难以侵入中国佛学

晚清以降,中国学术大面积地受到了西方强势学术话语的"殖民"控制,但是,唯有中国佛学却有着非常坚固的刚性边界,西方话语难以侵入.这是为什么呢?个中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国佛学研究者一直有"佛学异于西学"和"佛学高于西学"的优越感,认为佛学与西学是"不相应"的,西学是"不究竟"的.总之.中国佛学至今依然还是一个不依附于西学的独立自主的学术王国,尽管也有些许"异动".     

多元鼎立的话语时代--"后新时期文学"思潮的话语类型解读

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入全面现代化的文化转型期,文学以多元的话语形态构成"后新时期文学"的新格局,主要的话语类型包括新历史主义话语、新写实主义话语、新理想主义话语和新女性主义话语.文学的阅读也在多元化的文化语境中进入了一种新的解读方式.     

东方诗学的话语转型--从泰戈尔诗学的几个关键词说起

泰戈尔诗学是东方诗学从传统话语向现代话语转型的范例.本文通过考察泰戈尔诗学中的"人格"、"味"、"欢喜"、"韵律"、"和谐"等关键词,管窥泰戈尔诗学的复杂思想和丰富内涵.泰戈尔对印度传统诗学思想的继承,对西方诗学话语的借鉴,以及在丰富的艺术创作经验基础上的诗学创新,对东方各国诗学的话语转型和话语重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反城市话语

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一直存在着一种"反城市"话语.这种反城市话语与传统儒家的反城市话语有承袭的关系;也和西方现代性视野中的反文明、反科技话语有密切关联;还归因于政治话语中的反殖民主义思想及民粹主义思潮.     

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的知识性危机--《文学革命论》之革命话语考论

建国以来的现代文学史,把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的革命话语叙述为"革命",而把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的改良话语叙述为"改良".这种"顾名思义"式的叙述,不仅导致主观历史对客观历史的严重背离,而且反映出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的知识性根基的匮乏.事实上,无论在陈独秀还是在胡适,亦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其实质都是"改良",而非文学史之所谓"革命".而其中最具学术意义的是这种背离是如何形成的?形成以后又因何造成一种真理性、知识性的假象被代代传承?文学史的话语建构与意识形态之间究竟是何关系?此种关系又如何处理?对这些问题的审理,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乃至中国历史现代性叙述的诸多问题,甚至是根本性问题.     

21世纪中国主旋律影视中"革命话语"的转向研究

"革命话语"作为曾经高度符号化的叙事话语所蕴含的明确的政治倾向性和强大的意识形态宣教功能,使其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并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中国革命文艺的主导话语形态.而随着新时代的到来,社会文化土壤的变化使得"革命话语"开始发生转向.在21世纪以来的中国主旋律影视作品中,"革命话语"正鲜明地转向更...     

辨异:异质话语对话的双刃剑

在中西异质话语的对话中,异质性是一把双刃剑.面对此一情况,强调异质性逐渐成为当前中外学界的潮流,就反击中国传统话语的失语及西方话语的独白而言,异质性无疑是强有力的武器.但若因此而固持异质性,不仅拒绝中西异质话语的对话,甚至消解中西异质话语经由对话而创生新话语并化解异质话语冲突可能性的偏激思想,却又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     

论话语制衡

话语是语言的现实应用.这种应用不仅表现在对现实的描述上,还表现在对现实的构建上.这种构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社会机制的构建.在进行社会机制的构建中需要进行话语制衡以促进话语行为者之间的合理融合.在话语发展史上,存在话语自由权萌芽时代、话语神灵化时代、话语真理化时代与话语效能化时代.话语效能化时代的话语行为存在两个基本命题,即"我是我的逻格斯""大家是大家的逻格斯".话语制衡中存在不同的话话目的范畴.不同范畴的话语行为具有不同的话语主体标尺,并因此而形成不同的话语共同体.话语制衡不仅存在于话语共同体内部,而且也存在于话语共同体之间.对话语制衡的认可有赖于人们更深深刻地了解"交际理性"对构建现代和谐社会的意义.     

新时代制度优势话语建构的三重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我国各方面制度日益成熟定型并彰显出显著优势,使"中国之制"成为当代中国发展的制度密码.如何讲清楚这些显著优势,使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话语优势,让国内外更多人理解中国制度的优越性,进而认识一个全面而真实的中国,成为当下急需解答的问题.而建构新时代制度优势话语,既回答了现实问题,又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提供新契机和新思路.新时代制度优势话语建构要以问题为导向,阐明话语建构的现实缘起;以思想内涵为中心,把握话语建构的丰富内容;以话语表达为关键,明确话语建构的路径选择.也就是厘清"为什么说话""说什么话"以及"如何说话"三大话语逻辑问题.     

当代中国纠纷解决的三种话语及实践探析

引入"话语"概念,"道德话语""政治话语""法律话语"可以作为当代中国纠纷解决的三种话语。"道德话语"是以中国传统思想为指导、以儒家伦理中的"礼"为中心建构起来的、强调实质正义的话语体系;"政治话语"是由中国共产党缔造的、为了一定政治利益和政治目标并经历了共产党建设到国家建设演变历程的话语体系;"法律话语"是以保障现代社会"权利—义务"关系为核心、以国家制定的法律规则体系为导向、强调程序正义的话语体系。在中国社会转型期,三种话语指代了三种不同的合法性生成系统,并呈现出"显性分化"与"隐性冲突"两种相貌。这就要求我们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探寻三种话语之间的关系协同与权威配置。只有符合中国本土文化的法治建设,才能持久运行,发挥作用。     

大众媒介话语的原型沉淀——以突发性公共事件为中心

大众媒介话语作为经过现代媒介进行传播和言说的表达方式,有其特定的"客观性"、"个人主观性".而在话语的深层结构、形式以及叙述模式中,它又烙上了代表民族思维、历史文化、心理接受与背弃等方面先天的"规则",即原型.原型沉淀在大众媒介话语的表述中,并在隐的方式上影响着话语的形式和表达.     

对严羽话语系统中“李杜话语”的思考

本文认为，严羽的“李杜话语”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李杜并重，不以李杜论优劣；二是李杜诗歌“入神”。前者着眼于李杜的对立，后者着眼于李杜的同一。在中国文学李杜话语的发展史上，严羽功不可没。     

百年新诗的民间话语研究视角

回顾百年新诗,必须回到五四"反传统"起点,来做重新的思考和审视。"民间"话语作为一个有效的研究视角,十分有助于这一问题的探讨。五四以来,新诗正是借助源于"传统"的民间话语,很好地弥合了与古典诗歌传统的裂隙,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现代性品格,实现了中国诗歌从传统到现代的百年跨越。但同时,民间话语又给新诗带来了一些缺憾和问题,需要我们客观地对其有效性与复杂性予以正视和辨析。     

印顺对菩萨观念的源流考

印顺认为,佛教在印度本土走向衰亡的根本原因是它逐渐背离初期佛教＂以人为中心＂的原则,蜕变为以＂欲界的低级天神＂为中心的宗教。为借鉴这一教训来探求当代中国佛教的复兴之路,他按照＂契理契机＂的方法论考察了大乘佛教的核心观念———菩萨观念在印度佛教中从无到有、从人而天、从天而神的流变过程。     

女性话语的文学境遇

女性话语在中国已历经百年演化过程,但因其生长在源远流长的传统男权话语之中,并关涉到每一个具体个人、具体家庭、具体组织的性别文化成份,因此,反映在女性文学的写作、阅读与批评中,便存在着十分错综复杂的状况.传统话语对女性话语资源的误识、误导与误用亦在所难免.因而,举证与分析、辨识与澄清,是女性话语摆脱传统话语所造成的困窘境遇的必要工作.     

重审中国近现代启蒙话语

中国近现代启蒙主要是知识和思想的普及.自洋务运动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经过启蒙,中国在输入和接受西方现代知识并融合中国传统知识精华的过程中逐步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现代知识谱系,从而整体性地置换了传统的四部之学.在启蒙作为知识谱系建构的意义上,中国近现代启蒙具有强烈的知识性,在知识性的意义上具有理性.启蒙从根本上是一种话语,作为话语,它是思想形态,但这并不是说启蒙与社会实践无关,恰恰相反,启蒙话语与一般哲学思想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不是玄思性的,不是抽象问题的抽象思考,而是指向实践,始终与社会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既来源于实践又回到实践,从而具有实践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