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探究

在民事诉讼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形成与发展晚于刑事诉讼,而且相关法律对该规定也甚少,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研究理论界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也没有规定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排除和采信民事诉讼非法的证据是司法实践中非常严肃的问题,文章在研究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价值的基础上探讨其运行原则,对构建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重要意义.     

赋予监察证据以刑事证据资格研究——以《监察法》第33条第1款为中心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监察证据既无法通过《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获得刑事证据资格,也无法通过证据转化规则获取刑事证据资格,加之《监察法》对监察证据合法性从注重证据形式合法性向重视实质合法性的转变,构成《监察法》第33条第1款的重要立法原因。监察调查程序在确保证据真实性上与刑事诉讼程序并无差别。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的监察证据,应当与刑事证据的证据形式相同或相对应。     

论建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程序的基本要求

建构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应从证据制度本身的完善来论及,更应将它放在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完善、民事诉讼结构理论和民事诉权理论中去理解和把握。基于此,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程序上应当这样建立:依当事人申请排除为主、法官依职权排除为辅;合法性发生争议时的证明责任,应由对证据的合法性提出质疑的当事人或法院负担;排除的时间应坚持在审前准备程序阶段和庭审阶段为主,以二审和再审阶段为辅。     

论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早起源于美国,其是源于刑事诉讼的一项证据规则,但是在行政诉讼法领域的相关规定和研究还很欠缺。"由于行政诉讼证据多为复查证据,与刑事、民事诉讼证据相比,具有较大的特殊性。"[1]所以有必要对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探讨和研究。     

论行政诉讼的证据要求

本文借鉴刑事及民事诉讼证据理论，对行政诉讼证据的基本要求作了初浅的探讨。认为证据有客观事实、证据形式和定案证据三个阶段，科学化、法制化的证据制度，要求真实性和合法性是证据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运行所必须达到的结果。证据的合法性是证据具有可采性的必要条件。证据的充分性是一个内容丰富、判断标准极其复杂的范畴。     

论刑民交叉案件中的证据互认

在刑民交叉案件中,证据资源的有限性使得构建证据互认规则尤为重要。《民诉法解释》第93条赋予生效判决中事实认定在民事诉讼中无差别的免证效力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新证据规定》第10条的修正仍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因此需进一步对具体的证据互认规则进行构建。竞合或牵连法律事实和证据使用规范的高度重合构成了证据交互使用的前提。构建证据互认规则应以尊重各自诉讼规律和价值,进一步区分定案证据和非定案证据,并对不符合证据三性的非法证据一体排除的基本原则为指引。在具体的规则构建上,对于一般的证据,应根据实物类证据与言词类证据不同特性确立不同的互认规定;对于判决主文和事实认定的互认,因两种诉讼证据采信标准不同,不同的诉讼应有不同的结论。刑事自诉案件应区别于民事诉讼对证据严格审查,同时,民事自认在刑事诉讼中应有限制地予以承认。     

楚秦刑事诉讼证据比较研究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刑事诉讼活动中,楚国和秦国已建立了确保诉讼证据合法性的制度,探索出了获取诉讼证据的方法与策略,并已善于运用不同的诉讼证据种类揭露犯罪。     

证据协力义务视野下的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证据协力义务的范围与强度同非法证据的数量呈反比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通过制度化的方式确立了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然而,司法实践中却屡屡出现对非法证据的效力作出截然相反认定的案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民事诉讼中的非正当性造成了上述困惑.应以证据协力义务取代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同时对已形成的非法证据不予排除,并追究非法取证者的刑事、民事责任.     

从法解释学的角度论我国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

行政机关在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到的某些证据可以在刑事诉讼中运用,奠定了行政证据和刑事证据衔接的基础,明确了部分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能力,但仅有一个条文的规定显然不够,在具体的操作中也会遇到一些问题。在传统的解释方法下,学者对“行政机关”“等证据材料”“可以”相关概念的解读有较多争议,为了准确地探讨两法衔接机制中的相关概念,从法解释学的角度出发,借助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等手段,进一步分析我国行政证据、刑事证据应当如何衔接。     

论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电子证据的审查

刑事诉讼电子证据审查存在真实性认定难、关联性确认难和权益平衡难的问题。由于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不同,在审查电子证据时,应结合不同诉讼法对证据规则的要求进行审查。对电子证据可以从证据能力和证据力两个层面进行审查。对电子证据证据能力的审查是对电子证据有无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审查,而对电子证据证明力的审查则是对电子证据可靠性（真实性、完整性程度）和充分性（与待证事实内在联系程度的大小）的审查。     

民事诉讼证据合法性要件之批判

证据必须具备合法性要件是目前诉讼法学学界、司法实务界的共识性结论,但对于合法性要件的具体内容,目前学界尚存在较大的分歧。从证据概念及证据的本源意义入手,从逻辑理论和实证分析两个视角对证据的合法性要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合法性不能成为证据的一个特征或构成要件,而是法官在某一事实材料已经成为某一案件的证据之后,综合案件内外各种因素进行价值选择和利益衡量,进而决定是否采纳该项证据的一种证据规则。法律对证据的形式、收集证据的主体、程序和手段等加以规定,仅仅是为了巩固其真实性、关联性,或为了保护其他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或基于其他价值考量,而对于证据本身,并不能用简单的合法或非法标准加以判断并进而肯定或否定其证据资格。否定证据的合法性要件不仅是理顺证据制度逻辑理论上的需要,也是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举证负担加重的背景下提高其举证能力和法院全面查清案件事实的需要。     

论动态新证据观——以民事再审新证据为分析对象

民事诉讼新证据问题特别是民事再审新证据问题,是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没有完全弄清楚的一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应持一种动态新证据观,并用这种观点来审视界定民事再审新证据应考量的因素和民事再审新证据的审查判断。     

论法制、法治与和谐社会

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法治,而法治又离不开法制,法制、法治与构建和谐社会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构建和谐社会至关重要。构建和谐社会所要求的法制有其自身的理念与特征,而其所要求的法治应在宪法、行政法和程序法等领域有所突破和创新。     

诉讼证据概念与特征新论

诉讼证据概念和特征一直以来都是证据法学界争议较多的问题之一。传统证据概念中的“事实说”以及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中的“材料说”都值得商榷;传统诉讼证据特征中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并非诉讼证据之特征,而是诉讼证据成为定案根据的要件或标准。在概念上,诉讼证据应定义为刑事诉讼控辩双方、民事和行政诉讼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用以证明自己诉讼主张的根据;由此,诉讼证据的基本特征应采四性说,即诉讼证明性、诉讼当事人性、案件信息承载性和诉讼时效性。     

浅论刑事立案初查

由于刑事立案初查制度尚未在刑事诉讼法中得以肯定且规定不明，初查在实践中遇到合法性存疑、初查措施的强制性存疑以及初查证据的证明力存疑等多重障碍。通观我国的立法与实践，初查具有准侦查行为的性质。我国应当通过降低立案审查标准、认初查合法化、确定初查证据附条件的证据能力等方式来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论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是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灵魂。要想改革民事审判方式,必须对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加以改革和完善。改革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应从改革和完善构成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三方面即举证制度、质证制度、认证制度入手。     

论仲裁证据的收集、质证与认定

中国立法上对仲裁证据收集、质证和认定过于依赖民事诉讼法,使得仲裁制度契约性、民间性等特点难以体现。通过对中国和国外相关立法和仲裁规则的分析可知,在仲裁证据的收集、质证和认定中保留仲裁 制度的契约性、民间性,首先应考虑当事人的合意,再考虑仲裁庭是否有权决定,这样更有利于仲裁制度的发展。     

试论刑法上的占有

文章研究刑法上占有的性质、意思、事实、标准与合法性等问题,并指出刑法与民法上占有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承认观念上的占有,刑法也呈现越来越明显的观念化趋势,而在于刑法与民法在责任价值上的差异,民法通过占有奠定起诉权基础,而刑法界定占有以保护财产秩序。刑法上占有标准的界定,应当引入其他法律制度中的优势证据标准进行具体分析,从而为界定罪与非罪、此罪彼罪提供依据。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的合法性审视

合法性问题一直是人类孜孜不倦的话题。在公法时代,一项新制度的出台,首先应考虑该制度本身是否具备法律依据,是否符合公法的原则,符合宪政的精神。日前,不啻为一缕新风的"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正在全国各地广为提倡。无庸王疑,该制度的出台在时下的中国有着正当性的根基,但从法律保留原则、效率行政原则、宪法中的平等权等视角对此制度作一剖析,其合法性的危机却不容忽视。建构将正当性转化为合法性的依法行政制度应是当代中国的现实路径。     

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即违法取得的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指违反法定程序、以非法方法获得的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不能为法庭采纳。针对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分析,反思我国现行民事诉讼立法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就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