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女性的自赎——十七年女性文学叙事的话语裂缝

十七年女性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存在着既对话又矛盾的复杂关系。出于对"个人生活命运的关心",女性文本在自觉认同和完成革命叙事的同时,女性被压抑的性别意识与独特的审美体验在一定层面上仍以一种潜叙事方式被建构出来,对革命"正史"与男性话语霸权进行了某种意义上的解构或消解,从而获得了某种超越时代的价值意义。     

艰难的啮合——谈合作化小说叙事话语的裂隙问题

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合作化小说叙事中被嵌入了强势的主流权力话语,致使合作化小说叙事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文学创作的审美特性,文学自身的主体性被剥夺而处于被政治意识形态压抑和规训的状态。但是,这又不能一概而论,在赵树理、周立波等少数作家笔下还是能够发现其小说创作中潜隐着与主流话语相龃龉的＂民间＂话语。从而在合作化题材小说叙事话语中呈现出了一定的复杂性与＂潜在＂的张力结构。     

对话:构建一种叙事模式——须一瓜小说对话的叙事修辞

须一瓜笔下的人物对话,在体现对话基本属性——人物话语交际模式的同时,还作为一种叙事模式,以独具一格的手法协同叙述话语完成了文本叙事建构。就这一意义而言,须一瓜小说的对话具有叙事性,具有独特鲜明的叙事修辞特征。作为一种叙事模式,对话打破了作者叙事的单声道模式,与叙事者话语并存,成就了多线索并进的多声道叙事话语模式。对话中的信息差以打破平衡的另类交际形式参与了叙事,引发情节发展的跌宕起伏。话语语义指向识别与叙事语境密不可分,须一瓜注重对话与叙事语境的依存关系,使话语在丰富蕴含的同时又具有了可识别性。     

国际话语场中叙事话语表达及国家形象呈现

随着全球治理的不断变革与发展，国际话语场中叙事话语也日益复杂多变，如何创新与调整叙事话语方式和议题设置，以推进全球治理共识达成，是重塑全球治理的重要愿景与目标。在国际话语场中，国际话语权与国家形象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关联性，话语不仅能够呈现、建构、改变或提升一国的国家形象，还能够为其提供意义阐释。面对国际话语场中叙事话语发生的转向及国家形象塑造面临的困境，我们可采取标示性叙事话语聚焦，“自塑”与“他塑”协同，加强叙事话语的双重逻辑，促进叙事的可视化表达等策略，实现国家形塑的提升与改进。     

电视访谈叙事性话语中主持人与嘉宾的话语角色

近年来,话语角色和职业话语的研究正日渐引起研究者的重视。电视访谈作为发生在职业语境中的大众传播话语类型,其主要参与者——主持人和嘉宾的话语角色受职业话语特征的制约。在访谈的叙事性话语中,主持人和嘉宾的角色转换与访谈的进程呈对应关系。依据访谈进程,主持人主要承担着叙事话题的引入者、叙事过程的引导者、共同讲述者和听故事者等话语角色;嘉宾则承担着故事的讲述者、会话参与者、主人公等角色。叙事结束时主持人与嘉宾通过对叙事意义的评价,承担着引导者和评价者的话语角色。     

革命话语与人性话语的并置——论《三家巷》《苦斗》的性别叙事与宗教修辞

欧阳山的《一代风流》系列在革命叙事的主流之下涌动着圣经叙事的潜流,集耶稣意象、小资情调于一身的陈文英代表着人道话语中的基督话语,她与代表革命话语的区桃建构起周炳的人生选择,尽管主张博爱的基督话语最后都被革命话语所裹挟,但却在"十七年"文学语境下抒发出独特的声音。而两种话语在文本中的悄然并置与复杂博弈也呈现出作家的徘徊心态和多种话语的纠缠迎拒。     

合作化小说女性形塑中的性别政治

在"合作化"小说宏大叙事中,女性虽然参加了社会的历史进程并被编织在意识形态话语中,但当国家、民族等概念占据叙事中心的时候,作家的女性书写因无法用心灵去感受女性的真实存在导致女性"他化":性别雄化下性别主体的悬置;形象丑化下的性别角色的遮蔽;情爱叙事中的性别失衡。小说叙事中的政治修辞一方面让这些女性形象获得了被主流话语所认同的新社会新女性的合法身份,另一方面又遭遇了主流政治话语任意编码和随意填充,这些女性因自身主体性的缺乏陷入了被意识形态话语建构起来的虚幻镜像。     

后现代意味与新写实小说

新写实小说是跨越20世纪80、90年代的唯一文学潮流。从文学价值学着眼,它对“宏大叙事”的解构主要表现在:宣告形而上意义与价值的无效,使意义与价值回到形而下,回到凡俗人生。因此,消解政治话语,以生存话语取而代之,拒绝形而上的乌托邦遐想,以形而下日常生活的平面化叙事为价值旨趣,便构成了新写实小说文本叙事的出发点和最后的归属。可以说,新写实小说是一种没有表现出显在解构冲动的具有强烈解构特征的文学现象,它的解构性没有表现出咄咄逼人的进攻性,是不动声色的。正因为这样,它的解构与颠覆意味则长久被人们所忽略或漠视。     

作为反抗工具的性话语和欲望消费观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生代小说的叙事策略

新生代小说的叙事策略:第一,压抑与反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性话语生成的社会文化原因;第二,性爱分离:作为反抗工具的性话语;第三,建构:作为消费意义上的欲望叙事.这种叙事策略的缺陷:过度张扬的欲望阻隔了建构新的日常生活价值观的途径.     

性别视野中的现代战争叙事

在现代中国,宏大的民族国家话语是战争文学叙事的主流,但性别视野下,男女作家的叙事并不完全具有统一性和整体性。女性作家的战争文本显示了对主流话语一定的疏离,透露出战争叙事不应有的漠视和遮蔽。对这种差异的把握与反思,将会对我们当下的文学写作和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公益众筹文本的叙事性对捐赠说服的影响

近年来，公益众筹作为一种新的互联网金融公益筹资模式，引起了学者与公众的广泛关注。公益众筹通过网络传送信息，分析其文本的叙事性如何说服公众参与捐赠具有重要意义。以“腾讯乐捐”平台上的9 192个教育助学众筹项目文本为样本，对我国公益众筹文本的捐赠说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叙事性包括叙事内容和叙事话语，是公益众筹文本的重要语言特征。不同叙事方式对捐赠说服有显著影响。叙事内容包括的情感意识场景、认知意识场景越多，时间上的嵌入度越高，捐赠说服越好；叙事话语包括的情感波动性越大、情感高潮越早，捐赠说服越好。     

对现代童话语言的叙事学分析——对话与修辞表达

本文用叙事学理论对童话语言的表层和深层特征做详尽分析 ,认为成人作者与儿童读者需要通过叙事话语达到心灵的对话 ;叙事学界定的转述语与叙述语分别在文本中所占比例的不同 ,直接影响童话审美性的强弱 ;童话叙事话语的深层特质是幽默和隐喻。在具体言语的修辞表达上 ,童话叙事话语又具有“模糊性”、“不可信”和快节奏等特点。成人作者对儿童思维与审美心理的模拟既在话语中传达自身的意图 ,又唤起儿童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感 ,从而真正实现对话。     

智能媒体新闻生产的叙事融合研究

智能媒体时代,数据、场景、游戏等新的叙事话语形式得到广泛应用,这大大丰富了智能媒体新闻的产出样态。较之传统新闻生产,智能媒体新闻的叙事手段更加多样、叙事手法更为多元、叙事视角更加多维,其叙事的融合趋势也愈发明显。究其根底,当前应用不同媒介技术的智能媒体新闻在叙事表现形式上的多样化不能遮蔽新闻生产的本质目的。由此,研究基于事实生产的广义上的智能媒体新闻作品,从叙事主体融合、叙事话语融合、叙事结构融合三个维度出发,结合直播新闻、数据新闻、机器新闻、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新闻、新闻游戏等智能媒体新闻的叙事新形式,分析指出智能媒体新闻在生产领域的叙事融合形态已经初步显现,并探讨融合叙事的实践逻辑和现实意义。     

《聊斋志异》的叙事策略

在《聊斋志异》的创作中,蒲松龄有意无意选择历史性话语进行叙事,流露出用虚构叙事接入历史叙事的企图。从现代叙事学理论来看,《聊斋志异》在叙事话语的选择,“异史氏曰”对“太史公曰”的刻意模仿,花妖狐魅的虚构叙事空同和叙事的寓意等四个方面体现出“以文入史”的叙事策略。搜罗散落在《聊斋志异》花妖狐魅的虚构叙事世界里的生命痕迹,可以窥见蒲松龄吁唏感慨、聊以托寄的内心世界。     

清代叙事诗的阅读接受

准叙述是叙事诗的典型叙述话语,它不可避免地带来"误报"和"误读"。清代叙事诗数量众多,长篇叙事诗不断,在文本误读、不完全叙述和不可靠的叙述者方面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     

十七年文学民间叙事的现代性

十七年文学中的民间叙事具有现代化倾向,文学创作从故事到叙事表明,现代民间话语权利在生成;十七年文学的叙事主体主要是民间叙事;民间叙事的表现形态是革命传奇叙事和农村叙事.     

意见的公共表达:公共争议的传播偏向与话语民主化

公共争议是世界性的社会现象与文化存在。公共争议传播中,去公共性的叙事偏向与话语困境,背离公共争议公共性的诉求。公共争议传播中,意见的公共表达,需要大众媒介以公共性的诉求为主导,透过对话解释性叙事以及话语的民主化,动员社会资源,走向公共参与,回归公共争议传播公共性的诉求。     

身体写作与女性话语的建构策略

身体写作是女性作家以身体作为语言表达自我的一种尝试,这种尝试在表达女性话语的同时也由于对身体和欲望的展示而陷入两难境地。女性话语体系的建构必须立足于现实的语境和女性性征,并与男性达成和解。女性个人叙事话语、女性美的价值标准的确立与鲜明的女性意识是建构女性话语体系的必要条件。     

民族精神彰显与正能量传递——“《闯关东》精神”现实意义研究

主流意识形态召唤下的《闯关东》,在影像叙事过程中实现家园想象和英雄演绎的表达,使民族精神的彰显成为可能。"主旋律"和"开年大戏"是主流话语对《闯关东》深层叙事逻辑的内在召唤,而表层的影像叙事则是描绘大众文化语境中的多元话语色彩。主流话语在建构自我主体形象——民族精神过程中,不断与民间话语进行博弈、阐释,最终将其归化。剧中人物从传统家园背离到新家园重建,完成了整个民族集体的"家园想象"。《闯关东》传达的是一种民族的正能量。这种正能量鼓舞着受众,使受众心悦诚服地认同中华民族的"仁"文化内涵。     

建构区域文化认同的“影视叙事综合体”——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视角

“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历史机遇已然到来,而长期以来各成气象的文化形象影响了三地之间的融通和发展。打通文化根脉,营造共通的文化空间,建构区域文化认同,消解隔膜与屏障,是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当务之急。在大众传播时代,影视艺术是蕴藉文化,构建形象,传播共识的主要媒介类型。“影视叙事综合体”以影视艺术为传播载体,通过叙事行为、叙事故事、叙事话语、叙事反应等影视叙事功能建构区域文化认同的影像文化空间,提升区域文化形象,促进区域文化的融通和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