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田间的前辈们

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脱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一批知识分子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其中,以晏阳初先生的"平民教育促进派"和以梁漱溟先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最为著名,并且在河北定县和山东邹平进行了实验.由于当时社会环境恶劣,中国知识分子进行社会改良的尝试并没有取得最后的成功,然而,那些行走在田间的前辈们却无疑成了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先声.     

从集体生活缺乏谈诚信缺失

中国社会诚信缺失现象近年来的表现日益突出,梁漱溟先生在其《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通过对中国人缺乏集体生活的阐述来说明这一观点。本文结合梁漱溟关于"国人缺乏集体生活"的观点,对中国社会诚信缺失的原因展开分析,然后提出部分改善这一情况的意见。     

试析梁漱溟对党派问题的探索

近年来,对梁漱溟政治思想的探讨不断见文,针对党派问题梁漱溟早在抗战时期就提出要实行多党合作的制度,并与中共领导人多次提起,推动了国民党民主宪政的展开,也对中共日后确立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提供了理论蓝本。本文试图探讨一下梁漱溟对这一问题的一些看法。     

青年知识分子精神文化生活的困境与出路

成长起来的青年知识分子正处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他们承受着比以往更大的生存与发展压力,其精神文化生活也因此出现了种种困境。对1312名青年知识分子的问卷调查表明,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存在对精神文化产品利用有限,精神文化活动内容单一,精神文化生活满意度低等问题。因此,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升青年知识分子精神文化生活的地位非常重要。     

摩罗：从“精神战士”到“农民的儿子”

从一个思想家与批评家的眼里体察这个时代与社会问题,不失为一个直接的方式。1998年摩罗推出他的首部作品《耻辱者手记》,对传统文化与知识分子的批判给读者带来了极大的心灵震撼。他把这本书称为"一个民间思想者的生命体验",借底层的生活经历表达出一个底层知识分子对于良知、正义的理     

农村社区工作的拓展：梁漱溟的邹平实验（上）

比晏阳初稍晚一些，梁漱溟也开始了他的改造农村社会的工作，并称他的工作为“乡村建设”。尽管同属于农村社会工作的范畴，梁漱溟的着眼点与晏阳初有着不小的区别，在工作内容和方法上也不尽相同。由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主要是在山东省的邹平县开展的，所以被称为“邹平实验”。     

梁漱溟的“新礼俗”——读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

作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救国之路的一种探索,“乡村建设运动”的失败已是不争的事实,就连梁漱溟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我诚然错了。”(梁漱溟,1993:428)但是,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对梁漱溟的兴趣的恢复,以及我们由此想起的他当年的固执与一意孤行,却不容我们对这场运动和梁先生对中国社会的思考弃如敝屣。“乡村建设运动”结束半个多世纪后,中国农村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和文化问题,这些问题更无不促使人们重读梁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倒是梁先生在上述那篇回忆文章中的另外一句话,更值得回味:“然而所见仍然没有错,只不过是说出来太早了。…     

关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犬儒化的反思与矫正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他们本该以深厚的学养和勇敢的担当积极关注社会公共生活。可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大众文化的流行和消费主义的盛行,中国知识分子走向了犬儒化。时代对知识分子提出了新要求,作为一名现代的知识分子,在多元文化时代要坚守自己的价值立场,同时以自己的专业知识背景积极介入社会公共生活,对社会现实保持一种怀疑和批判的态度。     

90年代知识分子存在方式的变化特征及原因分析

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呈现出多元化特点。由之前与市场的疏离变为向市场逐渐靠拢。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国家文化体制方面的改革和大众传播方式的增多使得知识分子个人内心世界发生了改变,知识分子阶层的分化和知识分子的世俗化倾向是这一时段变化的主要特征。存在方式的变化对文学的创作、生产和接受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论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理论及其启示

在葛兰西的实践哲学中,知识分子是其整个政治思想的核心理论之一,知识分子在市民社会中担负着统一理论和实践的历史使命,在实现文化领导权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21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各个阶层和利益集团中的比重及其作用越来越大,在各类社会活动中,知识分子也都扮演重要的角色,因而进一步深入研究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理论,也会带给我们更多的启示和意义。     

侦探小说在近代中国的功能转变

19世纪,西方国家普遍建立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侦探小说在西方社会诞生之初便有了以营利为目的、以读者的需求为导向的休闲娱乐的社会功能;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中国时却被当时的知识分子赋予了更多的社会功能。这种功能定位方面的差异,源于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思想、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发展阶段,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从社会现实和时代需求出发给予侦探小说的社会功用。     

当代"萝莉"文化解读

"萝莉"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已有十几年,而时下"伪娘"风的兴起则把"萝莉"文化推到了社会文化的前端。由于大众传媒、社会心理等因素的影响,使得人们对"萝莉"文化存在着较大的误解。作为一个亚文化,它对中国文化及青少年的影响要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本文介绍了"萝莉"文化的起源与发展,分析了"萝莉"文化在中国发展的原因和对青少年的影响,并讨论了"萝莉"文化可能带来的诸多问题及对策,期望对"萝莉"文化有一个总体的概括和阐述。     

爱德华·萨义德:以人文介入政治

爱德华·萨义德是著作等身、卓有创建的杰出学者,他集学术研究与政治关怀于一身,是公认的后殖民理论的重要奠基者.萨义德的创作可分为"文学-政治-人文主义"三个阶段.在后两个阶段,他不仅关注历史问题研究,还强调文学与政治的交叉关系,并提出了"既是政治的,同时又高于一切理论术语"的概念模式,坚定地选择了以人文介入政治的艰难道路.萨义德不仅指出社会政治文化的复杂关系以及人文知识话语介入其中的可能性,同时也指明了在历史与政治的双重道德面前,知识分子应"向权力说真话".本文以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身份、话语和政治为主线,通过挖掘他相关作品中流露出的思想,以期带给读者深入思考与启迪.     

知识分子·文化资本·新阶级

在社会结构和分层研究转向对文化的关注时，对知识分子的阶层划分以及其政治作用提出了不同的范式和理论建构。布迪厄的知识分子知识场域命题和古尔德纳的知识分子新阶级命题，通过引入文化资本的概念，对以知识统治为基础的新的划分标准作出了自己的诠释。本文通过对这两位学者观点的梳理，比较知识分子的知识使命、政治使命和知识分子是否已然成为权力阶层的理论，从而论证他们的理论为阶级划分的内涵注入了新的内容，为从经济统治到符号统治的文化研究做出了大胆尝试。     

中国知识分子与大企业家无缘?

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少诞生大企业家?这可以从社会和个人两个层面来分析。在中国,知识分子成为大企业家的激励机制不足,社会导向作用还不明显。我国缺乏工业革命时代的思想启蒙和技术革命,直接从亚细亚农业经济奔向现代化。因此,不可割断的历史文化发展脉络里就缺乏鼓励知识分子从商的思想,相应的社会制度环境也没有为知识分子从商提供畅通渠道和激励机制。这些都影响了社会中人对于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而就主导个人最终职业选择的内因而言,一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缺少成为大企业家的理念认同和价值追求;其思维惯性和工作流程也非常的个性化、个体化,不利于组建优秀团队,围绕整合的企业文化建构大型工商组织。     

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

在一篇关于美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书评中 ,我谈及了中国当代的公共知识分子问题 (苏力 ,2 0 0 2ａ)。尽管我的基本观点没有改变 ,但那样的讨论实在是太粗略了 ,尽管是由于主题和篇幅的限制。因此有必要在此专门讨论一下中国当代的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我将基本延续那篇文章中借用的由波斯纳提供的分析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制度框架 (波斯纳 ,2 0 0 2 )。延续就不是重复或照搬。在本文中 ,我将集中讨论一个可能更中国化的问题 ,即除了其他因素外 ,有哪些中国特定的社会因素影响了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发生和发展。但是说社会因素其实并不能准…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民间立场的形成

“五四”作为现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转型的助推器，除了社会发展规律使然，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一批近现代知识分子不断发掘民间力量、激发国民觉醒的努力．底层民众被唤醒的同时也标志着近现代知识分子民间价值取向的孕育、形成。本文通过审视、梳理“五四”知识分子的这一文化自觉．对构建后现代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人生追求和信念做一先遣探讨。     

新时代高校"规训"式网络文化育人困境与协同教化机制研究

"规训"式网络文化教育过于强调文化的意识形态建设和政治统治功能,导致青年网络主体生活教化理想被放弃,规范消解教化,经验消解理性,重复消解创新。培养"德才兼备"的新时代网络社会公民,促进其内化和谐网络文化价值观念和行动自觉,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网络文化协同教化育人的本真意蕴和价值指向。建构协同教化育人机制,需加强党委、政府、社会、网络社会组织、高校等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创设协同教化育人的网络文明礼仪,优化网络传媒的宣传教化机制,建构"社会知识分子"的示范引领机制,培育、强化网络社会组织的育人功能,健全优化高校协同教化育人机制,共同助推新时代网络文化在网络社会中规范化、价值化、主流化,发挥其熏染、陶冶和教化育人功能,使其内化为青年网络主体的文化生活意识、精神存在和行为意志。     

费孝通对今天知识分子的期许——文化自觉，历史责任

他所期望的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自我更新与发展,是中华民族成为其自身发展的历史的主人,中国知识分子则承担引领社会与文化走向“文化自觉“、“文化自决”的历史责任。     

知识分子尴尬面对“道德指令”

前些日子,京城某报报出了采访外交学院教授时被索要采访费一事,引起了大家的热烈关注,各方人士纷纷对此发表意见。四川大学的张金岭教授关于此事提了一个问题:作为知识分子,是更看重自己的专业研究成果,还是更看重在公共媒体上对社会有启蒙价值的发言?“这个问题或许是教授索要采访费的核心问题,是教授们必须面对的。利用接受采访的机会发表有助于社会进步的言论,对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来说,应该是求之不得的事。这种情况下如果只有给报酬才说话,那作为知识分子,其文化人格和世俗人格就离得太远了。”张金岭先生断言“一个把良知和道义担当看得此学术成果重得多的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是不会收采访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