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德终始说在秦的作用和影响

论五德终始说在秦的作用和影响赵潇五德终始，亦称五德转移，是在五行和阴阳思想基础上虚构的，用于说明人类社会组织和朝代变迁的一种神学政治学说。该说创立于战国末期的阴阳家齐人邹衍，大盛于秦、汉。中国历史上明确将五德终始理论用于实践者，唯有秦一朝。一、阴阳、...     

《应同》篇与邹衍、后期墨家新论——兼论战国后期学术之演进问题

《吕氏春秋.应同》篇通常被今人视为引自邹衍五德终始思想的断片,这种流行已久的看法其实并不符合《应同》篇本意。从《应同》篇与邹衍、墨家之思想比较看《,应同》篇的五德终始学说可能是后期墨家根据吕不韦需要所改造的结果,讲五德终始的在战国后期也不止邹衍一家。这使得我们有必要对五德终始说在战国后期发展的多向性问题以及后期墨家的思想发展性问题做出新的认识。     

邹衍四时教令思想考索

邹衍不仅提出了以五行相胜为理论基础的五德终始说,亦有以五行相生立论的四时教令思想,这一点向来没有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已佚《邹子》一书的《主运》篇就是关于四时教令的政治理论,邹衍以此而集阴阳五行思想之大成,并＂显于诸侯＂。《主运》的内容有两方面,一是＂五行相次转用事＂的布政教令,一是＂随方面为服＂的方物服色。此即邹衍的四时教令思想。     

帝王思维与阴阳五行思维模式--兼及秦汉神学政治

周人不多谈阴阳五行,因为它是殷商的神学政治理论.战国后期,邹衍把阴阳五行表达为五德终始说,秦统一中国后,经吕不韦的推崇,五德终始说成为官方学术.五德终始说是宗教神学与政治伦理化结合的产物,入汉以后,汉帝从中看到了为汉制法的好处.经学思维模式是儒学在新形势下结合阴阳五行说的延展,思维的程式以阴阳五说为前提,以受命改制为中心议题,为汉代帝王寻找在思想文化领域完成大一统的途径.汉代儒学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借助了邹衍的阴阳五行说.     

天命、德运与民生信仰——秦帝国择取“五德终始”说的内在理路探析

在战国诸侯争霸进程中,秦统治者对法家学说可谓是青睐有加。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中央集权帝国的皇帝,秦始皇的一统六合,实乃凭力而胜。然在随后建构帝国政治统治思想时,却在先秦以来的众多诸子学说中,最终选择“五德终始”说,以之为王朝立论。探究其因,主要有三：首先,相较于其时其他诸子学派务以为治的具体论说,独有邹衍“五德终始”说关注的是王朝之间的兴替更迭,更具形而上的超越性,这符合以武力所建构起来的政权进行合法性论证之所需。其次,“五德终始”说契合了秦传统的“受命”意识。依“五德终始”说,秦帝国得享“水德”之运,这不仅为君权张目,给予了帝国统治者“君权神授”的合法性,而且也能够为帝国统治者“重法”“偏法”的个性喜好提供源于“德运”“德性”的本体依据。再次,“五德终始”说依凭、内蕴的阴阳五行思想,不仅与秦文化深相契合,更与秦人日常民生信仰密切相关,故择取其为帝国合法性作论,就更易获得广大民众的认同与遵奉。     

论《素问》五行学说天人合一特性

五行学说进入天人合一范畴后,在历史观方面表现为五德终始,在施政观方面表现为月令说,在黄老医道观方面则为《素问》所系统发挥,运用五行关系模式说明人与天的相通。《素问》天人相合关系单向性的特色是天能感人而人不能感天,在有为中通过五行理论运用天道,以天道的周备性论证人功能机制的统一与完美性。     

五德嬗代与儒术独尊

战国时期齐人邹衍创立的终始五德学说,认为五德相胜的规律决定了历史上王朝的更替和制度的改变。汉武帝即位以后,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仁政、德治相标榜的儒家学说取代了黄老思想,确定了汉当为土德,土德论最终战胜了水德论。这样,终于将王朝更替纳入到五德相胜的完美次序之中。     

荀子论“变”

<正> 荀子身处大变动的春秋战国时代,他对事物的“变”作了多方探讨,并提出了一系列超前人的思想,可以说是对前人思想的总结、继承和发展。“变”为天地之道在荀子之前,先秦思想家也承认事物的变化和运动,并作了不少论述。但这些变化观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三个方面的缺陷。其一,属于循环论的变化观。《易经》所说的“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泰卦》九三爻辞),《老子·二章》说的“大日逝,逝日远,远日反”,《孟子·公孙丑下》说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邹衍说的“五德终始”(参见《吕氏春秋     

秦始皇伐赭湘山发微

《楚辞·九歌》中的“湘君”实指帝舜 ,帝舜在早期五德终始说中就是位居土德的“黄帝”。秦始皇迷信五德终始说 ,却又十分害怕五德终始说 ,因为按照这一学说 ,取代秦朝之水德的 ,将是土德。因此他特别仇视土德虞舜 ,从而有首次东巡期间伐赭湘山的暴殄之举     

董仲舒三统说历史观及其评价

三统说是董仲舒首创的历史观,但三统说中没有五行相胜及五行相生的内容,其最大特点是与改制说相联系,是在汉王朝不准讲革命的背景下,对先秦儒家革命说的历史观在汉代的历史转变。董仲舒创立的三统说是一种强调历史继承性的发展观,不同于革命说、五德终始说的重视历史的变革性,但又保留了革命说否定家天下的因素。     

文化民生及其建设理路探析

当前,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愈益成为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让文化惠泽民生也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战略任务.因此,民生不仅是指物质层面的民生,而且包括文化层面的民生.文化民生是民生的丰富和发展,是更高层次的民生.这些文化民生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和中共领导人的著作和讲话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而文化民生有着多方面内容,即优质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供给,人民群众精神信仰和理想信念的塑造,以及人民群众文化权利的实现.在新时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大力推进文化民生建设,就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通过构建良性的文化生态加以保障,并把文化生产力作为其动力源泉.     

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人民主体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不仅反映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变化,推动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而且反映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主体性的发展变化。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人民主体性集中体现为：人民的需求变化推动着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的创造活动促进主要矛盾的发展,人民利益的不断满足是主要矛盾变化的结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历史,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体现人民需求发展、人民创造活动、人民利益实现的历史;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充分彰显人民主体性的历史。文章通过对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改革开放时期、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与人民主体性的内生机理分析,试图探索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人民主体性规律,以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奋斗目标提供理论借鉴。     

鲁迅文学作品对绍兴地方性影响研究

分析梳理了鲁迅文学作品对绍兴地方性形成及绍兴地方性塑造方面的影响。鲁迅文学作品对绍兴地方性的再现作用,加深了人们对绍兴地方性的认知,影响了绍兴地方性的形成;在塑造绍兴地方性的方面,鲁迅作品承担了地方品牌的功能,为旅游开发和提升提供借鉴和启发,并为相关文化再生产提供原始文本和文化意义。因此绍兴在相关旅游开发中,保护和塑造绍兴的地方性,充分利用鲁迅作品和鲁迅文化的价值。     

梁园赋家行年新考

前汉梁王刘武以好客养士知名,投其门下的羊胜、公孙诡、邹阳、严忌、枚乘、司马相如、公孙乘、路乔如等赋家,形成了蜚声赋史的“梁园”作家群。严忌约生于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卒年不详;邹阳约生于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卒年不详;枚乘约生于秦二世元年(前209),卒于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司马相如生于汉文帝刘恒后元二年(前173),卒于汉武帝元狩六年(前117)。公孙诡、羊胜生年不详,二人同于汉景帝刘启中元二年(前148)受命自杀。公孙乘、路乔如二人生卒不详,仅有赋作传世。以上梁园诸赋家可以考出之行迹、作品,均编年系之。     

马克思“自由个性”的本质内涵探析

马克思的"自由个性"思想是贯穿其人类解放思想的一条重要线索。"自由个性"的本质内涵，即究竟什么是"自由个性"，可以概括如下：人的"自由个性"应当是"现实的人"在"普遍的物质变换"的前提下，在"个性"与"依赖"的辩证运动中加以实现；人的"自由个性"应当是衡量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价值尺度，即人的能力的全面提升以及交往和需求的全面发展；人的"自由个性"应当是"每个人"和"一切人"的和谐统一，是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是个人利益和共同体利益的和谐统一。     

遂老双峰下,谁明廿载心——北学中坚王余佑事迹新探

王余佑为明清之际北学的重要代表。其诗文集《五公山人集》对于揭示他和亲朋社友的生活状态具有典型意义。《事迹纪略》为《王氏家谱》中保存的一册抄本文献,由王余佑手创、历世子孙递修递抄而成,其中包括不见于今本文集的王余佑、孙奇逢、颜元、李塨等人的传记,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     

中国共产党早期政党形象建构的特征与启示

政党形象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党的生存发展和前途命运。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依照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的人民性、革命性、先进性等根本属性，以及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现实需求，建构起“人民性”政党的本质形象、“革命性”政党的实践形象和“先进性”政党的特质形象。中国共产党建构的这一政党形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劳动人民利益和中国人民利益的价值立场，分别从阶级维度、人民维度、民族维度传播了中国共产党为工人阶级谋解放、为中国人民谋解放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宗旨使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人民政党、革命政党和先进政党的特殊性质。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需要更好地深化人民性政党形象、筑牢形象建构的思想基础，坚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的人民情怀，深化党的“同情人民”形象；坚持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深化党的“领导人民”形象；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深化党的“服务人民”形象；需要更好地升华革命性政党形象构筑形象建构的实践基础，借助自我革命、社会革命、伟大斗争等革命话语、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相结合的革命实践以及弘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伟大建党精神升华、构筑新时代的革命形象；需要更好地巩固先进性政党形象夯实形象建构的价值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坚决驳斥否定工人阶级的言论，坚守党的组织原则、严肃党的纪律作风，巩固新时代党的先进性形象。     

新冠疫情背景下的财税政策探析

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影响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有关部门已出台了多项财税政策来调整疫情下的经济发展,并起到一定的作用。文章从供给与需求两方面分析了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产生的影响以及疫情发生以来国家颁布的相关财税政策。从疫中与疫后两方面探讨了政策不完善的地方,并提出建议。     

从江淹《杂体诗三十首》看玄言诗的发展流变

江淹《杂体诗三十首》选择了从汉末到刘宋时期三十位作家的作品进行模拟,反映了江淹对五言诗诗歌发展的品评观念。因为模拟的过程蕴含着不以理论表述,而是通过对原作的改造（顺应与背离,增加或删除）而反映的文学思想。基于此,文章通过具体分析《杂体诗三十首》中有关拟玄言诗的部分,发掘出江淹及南朝文人对玄言诗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过程的理解,这从拟诗的角度给我们提供了研究玄言诗这段文学史的新视角。     

传统乡贤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培育功能及其现代启示

价值观作为文化的精神内核,支配着人们的认知方式与行为选择。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之所以能够流播广布、深入人心并孜孜笃行,与乡贤在基层社会的大力阐扬和积极践行有直接的关系,乡贤文化对以儒家为主导的核心价值观在民间的渗透与落地生根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一价值观的传播与涵育模式,对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维护基层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