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文学群体的民族意识与生命意识——论"东北作家群"的乡土小说

“东北作家群”是出现在现代民族战争中的“流亡”文学群体,其乡土小说叙事话语的精神指向是多重的,“抗日话语”及其强烈的民族意识是其显性层面;“阶级话语”成其为“左翼”标识,但并没有成为乡土叙事的重心;其社会批判、文化批判与自由而雄强的生命意识的张扬融合在一起,更多地承续了五四启蒙思想命题,而又与关内的中原文化格调有着明显的区别。所有这些共同点,都蕴含在具有浓郁东北地域文化色彩的“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的描绘中。     

艰难的命名:从“写实主义”到“现实主义”——简论五四写实小说的修辞困境

五四时期,“写实主义”作为理论话语为人们普遍接受,但是随着话语环境的变化,30时年代初“写实主义”在话语实践中渐渐被“现实主义”所取代.这一换名看似偶然,实际上它不仅反映了五四写实小说的修辞困境,而且揭示了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小说创作在修辞策略上的重新调整.     

新历史主体的诞生幻象——论土改题材中的“翻身”

歌颂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是文艺整风后延安作家书写土改的基本姿态。作家对变动世界的想象和叙述都严格地按照党的政策框架展开。但是,革命作家在构筑表征现实的虚拟世界时,"主义话语"阶段的左翼文学关于历史"新人"——新时代的历史主体的诞生却发生了某种变异,这一变异被左翼理论家冯雪峰注意到,变异的本质就是翻身做"主"(主体)内在性的缺乏,内在性的缺乏暗示了革命之于农民的外在性。周立波、丁玲和马加的作品都有这样的问题,尽管冯雪峰说丁玲的土改叙事克服了这个问题。     

在借鉴与创新中成长发展──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的思考

在借鉴与创新中成长发展──对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国左翼文学的思考马晖客观地说，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学是开放型的。它特别注意向“异邦求新声”，广泛地吸收外国的文艺思想，同外国的作家、文学团体发生联系，但与“五四”新文学多视角引进西方各种文艺思潮不同，左翼文...     

萧红：被低估与被误读的洛神

一部电影《萧红》，把作家萧红重新拉回人们的视野。不久前，霍建起导演、宋佳主演的电影《萧红》上映，对萧红好奇的人多了起来，不过大众最好奇的是萧红的情事，如何逃婚了又和未婚夫在一起，如何怀着萧军的孩子嫁给了端木蕻良。还是没有人说，萧红是个好作家。不见其文，只闻其情，从1942年在香港逝世至今，萧红被低估了71年。萧红的被低估，像是一场“两边不靠”的误会。在“左翼阵营”中的时候，她显然不重要；当人们想法改变了，她又被淹没在“左翼作家”群体里。     

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中国叙事”再考

“人力车夫”和“城市街景”,是《满韩处处》与《支那游记》之“中国叙事”的典型场景,其中对“污浊”“混沌”“无秩序”等负面元素的描述颇为醒目.不少文献资料证明,此种“中国像”并非特殊的个人记忆,而是东洋“他者”的某种共同记忆.在这类“中国叙事”结构的背后,作家对中国古老文明文化的憧憬想象与目睹现实的乖离、日中两国社会现状的巨大反差,加剧了作家对中国的负面感知；近代以来世界性的中国话语建构、特别是“东方主义”观念也参与其中,限制了作家理解亲近中国的内在欲望.“绅士”式的矜持和优越感令他们难以摆脱居高临下的姿态,完成对中国的深刻体悟；而近代帝国列强的殖民欲望、脱离文明驾驭的霸权强权方式,也深刻地嵌入在时代背景中,潜在地发挥着作用.     

“左联”与诗歌建设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它在短暂的五、六年时间里,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反击了国民党御用文人——民族主义文学派的进攻,领导和推动了30年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 rc左联”在理论批评和创作实践中,锻炼、培养和造就了一支革命的文艺队伍,创作了一大批革命文艺作品,揭开了我国现代文学史的新的一页。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父亲"母题

人类社会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文明的演化。与父权文明的历史演化轨迹具有互文互喻性相通的,是文学创作中对“父亲”形象和父性话语的重构和解构。这种重构和解构已成为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父亲”母题。特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寻父”、“渎父”、“弑父”的创作形态,深刻地揭示了“父亲”这一母题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审美品质。小说中所表现的“寻父”、“渎父”、“弑父”这一母题,寄托了作家重建社会秩序、重建父性权威、重建个人精神信仰的文化理想。     

作家创作过程中的“他异性”身份建构——以石黑一雄为例

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曾被称为“后殖民作家”“移民作家”“用英文写作的日本民族作家”,但他拒绝这些标签的同质性和阵营性,力图展现独特的文化视野和写作策略.石黑一雄通过创建多元的叙事空间、采用分散的记忆视点、建立国际化写作方式,突破了评论界对他的上述三种成见,从而超越为时空所局限的个人经历,构建起在多种文化冲突中凸显作家个人特质的“他异性”文化身份.石黑一雄的写作展现出由封闭到多元空间、从自我到他者融合的时代特征,为理解和解决全球化背景下的多元文化冲突提供了一种新颖的方案.     

“新新人类”文学的精神走向——“七十年代书写”的文化分析

本文研究“新新人类”即“七十年代书写”的文学精神走向。认为“七十年代书写”中包含着多重含义 :其一 ,它是指一批出生在 70年代的作家以带有新的审美倾向的新文本形式冲击了持续十余年的先锋派叙事话语 ;其二 ,是指非文学写作中出现的文本样式对现有文化秩序构成挑战和不折不扣的轻蔑 ;其三 ,无纸写作的渠道因其前所未有的通畅而容纳了不计其数的青年在业余时间里的思考和随心所欲式的“发表” ,对文化格局的分配与重组起着潜在的影响作用。检视这些文字 ,可以看出“七十年代书写”在“历史叙事”、“自我塑形”方面具有独特的文化症候和精神空白 ,研究并探索其未定性和开放性所具有的“以终为始”的继续书写的问题视域 ,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代作家对江南城市的人文观照与诗性阐释

现代作家关于江南城市的感受、经验、思考与期冀,不能被简单地等同于普通的文学创作;作为一种以人文观照与诗性阐释为中心构筑的话语与文本谱系,它既是现代江南城市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也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记录与再现了传统江南城市的现代化进程.江南城市细部的、具有微型叙事的特征,是在现代作家的江南城市经验与话语中大白于世的.江南城市研究与现代作家的书写构成了一个"阐释学循环",一方面,作家的感觉、情绪、心理与审美表现固有的模糊性,借助这些对城市历史与传统的"文化研究"可以获得知识上的明晰性;另一方面,也只有深入与准确地理解了不同江南城市在形态与结构上的差异,才能发现现代作家关于江南城市书写所具有的社会史与思想史价值.     

媒介贱文化批判——以典型网络热词为例

“屌丝”“国民老公”等网络热词在网络空间爆发,毫无遮拦地表达出网民对权力、声名和金钱的崇拜感、饥渴感.此类网络热词的流行构成了中国媒介文化的新景观——贱文化.该文化现象在网络空间强势崛起,并藉传统媒体的再传播,呈现向现实生活蔓延的趋势.运用话语阐释学的方法,尝试厘清中国媒介贱文化的发展谱系,剖析媒介贱文化的本质内涵,认为这是一种颓废而奴性、媚俗而绝望的后现代文化.基于对媒介贱文化流行原因的多维度分析,提出消解贱文化话语及其影响的路径.     

论老舍国民性改造的价值取向

在老舍的文本世界中,“理想市民形象”承载了他国民性改造的核心价值观念。这种价值特征在发展的过程中,遭遇了根源于“民族自尊”的“文化侵略”的想象,从而形成了认同西方文化立场与尊重传统文化优质因素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状态。这种矛盾不仅颠覆了左翼关于“现代革命”的理论想象,而且使得老舍撤回传统文化内部寻找国民性更新资源。     

视角越界:海外华人文学中的叙事身份

叙事身份对于作家而言,并非界限的确定,而是开掘其拥有的文化资源的过程。相对于中国内地的作家而言,海外华人作家更多地出入于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空间,视角越界正是他们拥有多种资源的文化生存状态的产物,但也会造成他们匆忙“搬运”于东西方之间的尴尬状态。而当我们分析海外华人文学叙事中种种跨文化的视角越界,我们会感觉到,在今天文学想像、生活经验、艺术真实都遭到空前挑战的情境下,海外华人作家仍拥有故土和本土之间巨大的叙事空间,扮演着东西方话语转换、乃至沟通的叙事角色,由此产生的视角越界具有特殊的文学意义。     

新历史主义语境下重读厄普代克的《兔子,快跑》

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以描写美国东部白人中产阶级生活见长,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消费文化的时代中产者婚姻,爱情和性关系的混乱,评论家称他为“社会历史变化的准确记录者。”笔者主要从新历史主义角度分析厄普代克《兔子,快跑》中文本与历史的关系,进而得出《兔子,快跑》中文本化的历史是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潜文本的重构。在重构的过程中,“兔子”哈里和作家厄普代克同时完成了自身塑造以及文化身份的认同,而文本化的历史本身又体现出了厄普代克对处于权力话语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在颠覆。     

启蒙话语交锋与“民族形式”文艺论争的实际内涵——以胡风的质疑为视角

20世纪40年代前后文艺的“民族形式”论争，涉及了如何利用旧形式、评价“五四”新文学等一系列的理论问题。胡风对“民族形式”论争的分析，既批评了通俗读物编刊社“新质发生于旧质的胎内”的观点，也与其他左翼作家的意见不同，实际上是坚持鲁迅所开创的“五四”启蒙文学传统。胡风的质疑和被批判，显示了“民族形式”运动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纠缠的实际内涵，同时也标志着知识分子被改造命运的开始。     

"孤岛"话剧:左翼文化与大众文化交融的范例

谈及"孤岛"话剧,一般都在左翼文化语境中表述,凸现其意识形态属性。但不可忽视的是,"孤岛"话剧是发生在上海这一特定空间中的文化现象,而当时的上海已经进入大众文化语境,因而其生存形态便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一文化语境的影响。一方面,"孤岛"剧坛坚持宣传抗战、关注民众生存,积极表述民族、国家这些宏大的话语,于激进的现实批判中呈现出鲜明的左翼文化特色;另一方面,现世娱乐的诉求、名人效应等商业运作策略也令"孤岛"话剧的大众化趣味得以彰显,恰是在政治讽喻与大众欢歌的张力间,显现出"孤岛"话剧的独特性。     

文学的本土情怀和大众视野——论"凉州兵团"在文坛的崛起

文学是文化的土壤孕育出来的花朵和果实。本文以活跃在西部地区凉州籍作家和以凉州为第二故乡的作家创作为背景,通过作家作品分析,追溯了“凉州兵团”形成和崛起的过程及必然趋势,揭示了“凉州兵团”是本土的也是大众的,是文化的更是超越时空的,是凉州大地孕育出来的既有本土情怀又具有大众视野的作家群体和文学流派。     

革命现代性与中国左翼文学

现代性诉求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但现代性的内涵在不同历史时期是有显著差异的.从梁启超率先提出"革命"的概念开始,现代性的想象就与革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辛亥革命是一次革命现代性的实践,它所遗留的问题导致了五四启蒙现代性的发生.启蒙现代性的终极目标是与革命现代性一致的,但在实施的方案和道路的选择上存在很大差异.启蒙现代性在中国遭遇了尴尬的处境:一方面是外部的环境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另一方面是其内在理路存在着重大缺陷,导致其自身的目标很难通过其自身的手段来实现,从而被一种新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革命现代性所取代.新的革命现代性规范了左翼文学的本质、功能、风格,建立了一套新的文学话语,在现代性的实践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左翼文学话语的内在构成并不是单一的.它的理论形态处于动态平衡中,虽有变化,但总的看是注重文学的政治功能;它的文学形态在艺术成就上参差不齐,其中优秀的部分代表了一种追求文学的政治文化功能与审美性统一的特色鲜明的风格.在世俗化思潮风起云涌、文学的方向变得越来越含混的当下,左翼文学的历史承担意识、民族正义想象、社会公正的追求以及文学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观念等,可以作为一种宝贵的遗产被合理地吸收和借鉴.     

从“左联”到“讲话”——文学对社会变革的适应

六十年前在上海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在中国革命文艺的发展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是第一次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艺团体,不象“五四”以后出现的“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属于同人性质的文学社团。它是有着明确的理论纲领和创作方向的革命文艺组织,不再是松散的、主张较为庞杂的文学群体。更重要的是“左联”在三十年代文坛上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影响到一整代文学工作者的思想,在创作上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