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禁止双重危险规则探析

禁止双重危险规则的价值在于保障被告人权利和限制国家权力,它是现代刑事诉讼基本价值的集中体现。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旨在查明案件真实,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明显不足。近些年来,随着我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刑事诉讼制度和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呈现出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将打击犯罪和平衡其他社会价值并重的发展趋势。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探讨将禁止双重危险规则引入我国刑事诉讼的必要和可行条件。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与我国的刑事再审制度探析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是世界各国刑诉法领域普遍采用的原则,也是国际准则。禁止双重危险原则要求禁止基于同一事实将一个人置于双重危险之中,与既判力、一事不再理具有相同的性质,我国刑事再审制度应引入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以与国际刑事司法接轨。     

论非法证据排除理念的中国化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产生于重视个人自由、人权的西方国家 ,其理念根基与我国重视集体安全和利益的传统有明显的不同 ,这势必使这一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与实施产生困难。应从以下方面使其一般理念中国化 :重视该规则在保护民众整体利益方面的价值 ;强调该规则在促进警检提高侦检技能 ,从而有利于打击犯罪的作用 ;不片面夸大其在保护人权方面的作用 ,平衡发展其他人权保障措施 ;重视非法证据的虚假性 ;全面落实刑事诉讼的原则和制度 ,降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的负面影响。     

酷刑:以人权为视角的思考

在现代 ,酷刑是一种公认的国际犯罪。但从历史的角度看 ,酷刑则经历了从法定对付犯罪人、犯罪嫌疑人的手段到在国内法中受到冷落乃至在世界范围内被全面禁止的演变。事实上 ,酷刑罪的产生是人权理念兴起的必然结果 ;禁止酷刑公约的签定是人权保护具体化的重要步骤。鉴于此 ,有效遏制酷刑也应从积极接受人权理念、完善人权保障机制以及加强人权教育与自觉抵制酷刑等方面入手。     

儒学与人权:一个建设性的架构

在普遍的人权观念与特殊的文化传统之间,有必要建立起一种新的结构性关系。由于人权理念本身具有的双重性质,人权之证明,不应由某一种认识论来独断地完成:在国际层面,它是一种在实践协商中形成的共识;在文化层面,它意味着基于不同文化的多种理解进路之间彼此的宽容。国际人权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薄理论",它使文化的内在多样性得以保持。从这一人权正当性的双层理解进路出发,儒家传统完全能够以自己的语言参与到国际层面的人权共识中来。儒家传统越是深入地参与到在民族与国际层面上的人权对话之中,就越有可能增进其自身对于人权主题的认可。     

依法治国的理性思考

依法治国是一种社会理念 ,它是基于对强权政治的反叛提出来的。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一书中曾论述 :“已成立的法律得到普遍的遵守 ,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又应该是良好的法律” ,这是有关法治的经典定义。它表达了一个学者对法律价值的良好愿望和对法治的深切期待。然而 ,古今中外 ,实行法治的理念在强大的政治权力支配下 ,始终停留于观念形态 ,甚至在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 ,平等、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法治追随的价值也还是残缺不全的。即便在法律规则详熟的美国 ,经济民主、人身平等、政治自由、人权保障的规则方面 ,仍然是亦步亦…     

美国新贸易壁垒——人权制裁措施及应对

WTO成员为保护人权可以采取贸易限制或禁止措施.美国虽然是自由贸易的积极鼓吹者,但它惯用单边人权制裁措施.此类措施与WTO规则的一致性问题曾引起诸多贸易争端.金融危机背景下,新贸易保护主义促使美国对华实施单边人权措施,形成新的贸易壁垒.我国应从国内立法与司法、正确行使WTO成员贸易保护权及诉诸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等层面着手应对.     

一事不再理原则与我国刑事程序改革研究

由于审判的贬黜功能 ,审判不应多次重复。禁止双重危险与一事不再理在两大法系中为克服重复追诉提供了理论支持 ,但它们在理论基础、不同“事”的时间区分点、同一性的判断标准及例外等方面差别甚大。我国目前不具备引入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条件 ,应在吸收两者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对一事不再理原则作出新的解释。在我国实施一事不再理原则 ,应废除检察院对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事实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可以重新起诉的规定 ;并应对再审程序进行改革     

民事诉讼中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非理性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在刑事诉讼领域内普遍确立的一项规则,其依据主要是限制公共权力,保护人权。但根据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理念的差异和我国的现实状况,在我国的民事诉讼中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非理性的。     

民事诉讼中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非理性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在刑事诉讼领域内普遍确立的一项规则,其依据主要是限制公共权力,保护人权.但根据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理念的差异和我国的现实状况,在我国的民事诉讼中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非理性的.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