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加速推行政治外交的新动向

日本摆脱“经济外交”,推行既重视经济利益又追求政治目标的外交方针,始于80年代初。进入90年代,日本更突出推行“政治外交”,积极参与国际政治事务,插手国际争端的政治解决,以实现其“政治大国”目标。     

从援助型外交走向战略型外交——日本中亚外交政策的演变浅析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中亚外交政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已经逐渐从原来的“援助型外交”升级为“战略型外交”。这一转变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经济援助主导阶段”、“经济援助与战略外交并重阶段”以及“战略外交主导阶段”。相对于时下比较流行的“贸易说”和“能源说”,本文提出了“政治战略说”来理解日本中亚外交政策升级的背后逻辑。并总结了三大具体原因,其中内因为日本对国家政治利益的追求,外因为日美同盟关系的微妙变化以及大国地区外交竞争的推动。     

90年代中后期日本亚太外交的基本走势

９０年代中后期日本亚太外交的基本走势杨运忠冷战结束后，日本政府根据世界战略格局的深刻变化和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形势的新发展，进一步确立了＂立足亚太＂的基本战略方针，将整个外交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放在亚太地区。日本外交方针的重大变化，既适应了世界尤其是亚太...     

试析“综合安全观”指导下的中国对外政策选择

“综合安全观”是指突破了传统安全观的限制 ,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综合考虑国家安全问题。而中国“综合安全观”的“综合”性特点 ,主要体现在安全的内涵、外延以及安全威胁来源三个方面。本文提出 ,在“综合安全观”思想的指导下 ,为了谋求一个安全的国际和周边环境 ,中国的外交工作必须处理好内政与外交、“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政治外交”与“经济外交”、“双边外交”与“多边外交”四大关系 ,妥善对待“睦邻外交”和“不扩散”两个热点问题。     

中国在亚洲:冷战后的新角色——《中国与亚洲》一书评介

随着80年代的消逝,主导战后国际关系长达40余年的冷战已成为历史。面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纪,20世纪给我们留下了最后10年来反思过去、评估现在、规划将来。由郑宇硕先生主编的《中国与亚洲》一书,作为香港商务印书馆“商务玖什丛书”的一册,恰如其时地出版了。郑宇硕先生在该书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在90年代,中国外交的一项重大挑战将是界定其在亚太地区的角色。”还是在冷战结束以前,即已有学者就中国的亚洲政策批     

日本对华ODA中的"利民工程无偿援助"

20世纪 80年代初以来 ,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 ( ODA)成为中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90年代以后 ,日本对华 ODA政策经历着新的调整。其中 ,“利民工程无偿援助”(以下简称“利民工程”)作为一种新的援助形态应运而生。什么是利民工程 ,其背景是什么 ,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如何 ?本文拟把这些问题放到中日关系的整体环境下作一探讨。一、日本对华利民工程的基本特性二战以后 ,日本告别了战前外交 ,形成了以日美基轴和经济外交为两大支柱的战后外交。其中 ,以 ODA为中心的对外经济合作成为其经济外交的核心手段。战后日本的 ODA以如下几点作为…     

中美关系中的人权问题

人权问题是90年代以来困扰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一直到70年代中期,人权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并没有占据突出的位置。卡特政府为了在美苏争霸中处于优势,明确地将人权问题作为对外政策的核心内容。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美国把“人权外交”的矛头转向中国,实质是以人权为武器,维护美国国家利益。     

从和平到和谐:中国外交理念的历史性飞跃

建国以来,我国的外交理念经历了从和平到和谐的飞跃。从建国后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独立自主、不结盟"、"和平共处、不称霸"、"建立国际新秩序",到90年代中期以来过渡到和谐,实现了质的飞跃。和谐理念是对和平理念的继承和深化,体现了中国外交的成熟与自信,是我国应对国际各种怀疑甚至敌对思潮的回应。     

“Farewell to the Cold War”： the historical implications of China＇s normalizing its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

从中国与冷战关系的角度看,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反映了中国对外政策逐步摆脱冷战时期形成的战略思维框架,以及中国决策层在改革开放中逐步形成和丰富起来的外交新理念。建国初期,中国领导人选择的发展战略是追随苏联的模式,对外政策则选择了“一边倒”与苏联结盟。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动荡与波折,中国领导人终于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选择了“独立自主的不结盟的和平外交”,这标志着自195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与外交政策终于又一次实现了根本性的协调,其结果就是“告别冷战”。     

简论战后日本对蒙外交的演进

二战后,日本与蒙古人民共和国(1991年改称蒙古国,以下均简称蒙古)的外交关系,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为以民间交往为主导的低层缓慢发展时期;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双边关系正常化,有进展,有突破,但日本在对蒙关系上的表现并不十分积极;80年代末以来,日本对蒙外交的态度与前两个时期截然不同,表现积极主动,进展突飞猛进,以经济援助作为对蒙外交的主要手段,并掌握了国际社会对蒙援助的主导权,企图以此取代前苏联和俄罗斯在蒙古的势力影响。从日本对蒙外交的战略来看,80年代末,由“经济外交”转向“政治大国外交”,政治外交色…     

"小说"与"杂家"

本文将"小说"放置在传统目录学文类系统发展过程中,全面系统地梳理总结了"小说"与"杂家"之间的种种联系、区分及其流变,力求回归"小说"文类原有的文化语境来把握其非叙事类作品的文类规定性.     

"散文化"与"自然主义"——论陶渊明诗歌的审美特征

陶渊明诗把"时序感"种植到田园之中,超脱了政治、历史,自然主义为其基本主题.自然就是自己生存的家园,他与田园为邻,从事劳作,饮酒赋诗.陶公作诗执持一种"欲辨已忘言"的玄学态度和"但使愿无违"的个体追求.既无须在诗中汲汲于抒情,也不必刻意表现自我,且不再调用"比兴"来高扬道德人格.陶诗对自然和人生取珍视当下、目前的观法,是庄子的逍遥哲学和玄学的独化、顺化哲学相结合的产物,正是此一观法,要求把自然和人生视同一篇自然主义散文.散文化已然成为他的基本世界观及生活态度,它表现为一种平等的对话,陶诗描写邻居饮酒过从,体现了自然和知音之双重关系,而其诗中大量出现的群鸟日常生活意象即此关系之镜相.     

“麟”之别证——兼谈“二南”诗的地域

《诗经·周南·麟之趾》中的“麟” ,应是《山海经》中的怪兽“犭婴如” ,其生活时代久远 ,活动范围在陕南秦巴山林中 ,类似长颈鹿。从历史地理角度进行考察 ,“二南”诗的地域应在汉水中上游地区。     

"全球化"与"东突"、"藏独"之动向

受经济全球化、民族主义、恐怖主义浪潮国际性互动影响,民族分裂型和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在我国西部边疆地区时隐时显。受猖獗一时的“东突”势力暂时进入战略蛰伏期;“藏独”势力暴力恐怖倾向凸显。     

"气"与艺术的"空白"经营

艺术讲究"气韵"、"气脉"、"气骨"、"气象",讲究"风气"、"意气"、"神气"、"逸气"。并将"气"纳入艺术美学范畴,成为艺术评论的一个重要标准。其中艺术的中"气"与"空白"经营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长期的艺术设计与创造的实践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存在于这些特质材料之间及其周围的"空白"也在积极参与着艺术创造,而且发挥着奇特的作用。艺术设计中的一、"透风漏目"的虚实处理、"借景移光"的整体留白、"烘云托月"的蓄势铺垫、"取法自然"的借景抒情等都是这种空白运用。     

"积极自由"与"自由个性"——柏林对马克思"自由"概念的误读

马克思的自由概念是扬弃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自由个性"。由于柏林不懂得,马克思是从否定的方面去理解物化的现实的,并且强调的是"抽象的自由"和"现实的自由"之分,从而把马克思的自由概念误解为"积极自由"。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澄清柏林对马克思的误解,科学地阐释马克思的自由概念,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政治的"纯化"与"泛化":也谈"中国模式"

霍布斯给了我们一个政治的"利维坦",外在的、反自然的国家权力,于是在洛克那里就有了作为"利维坦"的对立面的社会;到康德,再讨论社会的"伦理秩序"与"政治秩序",认为生活在一个"伦理共同体"中是人类的特殊义务,或者说只有人类才可能生活在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之中,但这种关系又应该以健全的政治秩序为前提.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国家(政治)与社会(伦理)的关系,认为就世界范围里的现代性而言,"组织"这样一种社会化形式综合了国家与社会的特征,并进而取代了政治与伦理,使得人们更愿意以放弃公民的政治身份与伦理义务为代价而扮演一个更令人满意的"组织成员"的角色;而这一点,至少有助于我们对什么才是当今的"中国模式"的理解.     

“低碳生活”与“节能”

珍惜地球资源,转变发展方式,倡导低碳生活与节能是社会发展的需求。低碳生活就是生活作息时所耗用的能量要尽力减少,从而减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节能就是应用技术上现实可靠、经济上可行合理、环境和社会都可以接受的方法,有效地利用能源,提高用能设备或工艺的能量利用效率。低碳生活与节能是人类的深度思考。     

论"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兼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社会学要回答"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这个问题."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这两个范畴,对把握"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的问题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可以说,"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就是"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这个问题的理论表述形态.考察西方社会学发展史上形形色色的具体理论,归纳起来可以看作,一是人文主义社会学流派主张的"社会行为"决定"制度文化"的研究范式;二是实证主义社会学流派主张的"制度文化"决定"社会行为"的研究范式.因此可以说西方社会学的发展史,就是关于"社会行为和制度文化相互关系"的两种不同研究范式的学说史.另外,从范畴的学科属性看,"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是社会哲学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范畴在社会科学层次上的具体表达,它属于社会科学层次的范畴.将"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定义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有利于解决我国社会学对象研究中一直困扰着研究者们的以下问题"社会学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同一性"问题,"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在研究角度上的关系"问题,"研究对象和范畴体系的内在联系"问题,"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有机结合"的问题,以及"西方理论和本土理论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