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佛印交游考

苏轼一生爱与佛教人士交游,苏轼与佛印之间发生的诸多故事大多为小说家言,但也并非一点根据没有：贬谪黄州期间,苏轼与佛印开始交往;离黄赴汝期间,苏轼路经润州与佛印交往最为密切;元祐时期,苏轼与佛印保持了相当密切的联系。苏轼与佛印之间之所以会产生诸多故事,既与野史、戏剧、小说的传播有关,也与两人的性格有关。     

苏轼与曾巩兄弟交往关系考述——立足于进士同年关系的考察

苏轼与曾巩、曾布兄弟同年考中进士,有同榜之谊,在日后的仕宦生涯中,尽管政治立场不尽相同,但他们始终保持着友好的交往关系。苏轼与曾巩在文学上相互推奖,号为文友,而他与"小人"曾布的交往则与北宋后期盛行的"君子"、"小人"不两立的政风形成鲜明的对比。反对变法的苏轼与变法派领袖曾布及中立的曾巩能够摆脱政治立场的羁绊相交成友,他们的同年关系起着重要的作用。     

苏轼与杭州诗僧诗文酬唱及其相互影响

苏轼与杭州多位诗僧有着不解的诗文情缘,参寥、辩才、维琳、惠勤、惠思、清顺等都是他的方外之友。苏轼在莅杭之时才形成如此规模的诗僧交往群落,这与苏轼所处的现实政治环境、其思想上的佛老意识和杭州的客观环境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杭州诗僧对苏轼的人生观、世界观、诗文创作和诗文理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苏轼也对杭州诗僧的诗文创作和人格操守产生影响。     

苏轼《答陈履常二首》疑点考辨

苏苏轼尺牍<答陈履常二首>被认为是了解苏、陈交往的重要文件,但信件写作时间、用语及内容与苏、陈二人熙宁年间交游活动不符.详细考察苏轼任杭州通判时期的经历与交游,及苏诗<光禄庵二首>所提供的信息,尺牍<答陈履常二首>应是写与吴中士人闾丘孝终或朱长文的.     

苏轼南贬儋州经行路线考论

苏轼一生南羁北宦、颠沛流离,其中南贬儋州乃宦迹的最后一站。他于绍圣四年（1097）四月十九日离开惠州,同年七月二日到达儋州;元符三年（1100）六月上旬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一月四日到达大庾岭,结束了岭南贬谪生活,回到内地。其间所经行的路线、交游的人物及创作的诗文,班班可考,无不彰显了诗人坎坷的心路历程与丰富的情感内涵。我们通过察考苏轼南贬儋州经行路线,兼及其交游人物与所作诗文,对深化晚年苏轼研究,探讨宋代交通与文学关系研究均不无禆益。     

苏轼与杭僧参寥交游考述

北宋诗人苏武平生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人为诗都深受佛教的影响。苏武也极喜与排僧交友，留下了许多佳话。本文在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对苏轼与杭憎参赛二十多年的交游作了一番考述．特别是对参赛初识苏轼的时间和地点、苏武寒食节钦参寥泉悟梦等过去含混不清的问题，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辨析，提出了有说服力的结论。     

司马光与石扬休交游考述

司马光和石扬休之交游,可以看出两人实为情款好密的同年之好,契心忘颜的忘年之交。也可以从两人交游的种种细节体会出石扬休的经历对青年司马光所产生的影响。司马光与石扬休的交游代表了与一类人如庞之道、李公素等人的交往。     

苏轼、王巩徐州诗歌与交谊述论

苏轼任徐州知州期间与王巩多有交谊,二人诗歌互答,志趣相投。钩稽带有“组诗性质”的诗作,既可观苏、王二人在徐州相约、相会过程中诗酒风流的知己之情,亦可窥苏轼知任徐州时对党争的隐性描述及其旷放之外的孤独心境,是研究苏轼文学交游的重要补充。     

进士同年、党争与士人关系——立足于苏轼与章惇关系考述

作为北宋后期两大对立阵营的领袖人物,苏轼与章?的关系比较复杂,二人同年考中进士,早年交往密切,一度结为至交,后来随着变法派与反变法派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苏轼与章惇也由交善走向交恶,昔日的同年挚友变为政坛仇雠。导致苏轼、章惇关系恶化的原因不在于个人品德操行的好坏,而主要在于他们政治立场的异同及"党同伐异"政治环境。     

苏轼在湖州

苏轼对浙西一带情有独钟。他曾数次到过湖州,并在＂乌台诗案＂前任湖州知州三个多月,留下了一定数量的诗文创作。从苏轼在湖州的政绩、交游与诗文创作三个方面可见其在湖州的清晰行迹。     

论苏轼的《春秋》学

苏轼以《春秋》学为儒者本务,终身关心此学。他认为《春秋》一断以礼,当以观其意的办法探讨其旨；《左传》主以史实,不专为经,不专为例,最识《春秋》之用；而《公羊》、《毂梁》以义例解《春秋》有如法家,专求于绳约中,不可取。苏轼认为《春秋》立法虽严,而责人则宽。他还借《春秋》学反对王安石新法。在苏轼的影响下,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春秋》学学派。     

"绘事后素"之我见--读王文娟《论儒家的色彩观》之"绘事后素"

“绘事后素”是子夏与孔子的一段对话。但从汉郑玄、宋朱熹至今,学术界长期以来在孔子《论语.八佾第三》中“绘事后素”一文的理解上存在断章取义、肢解孔子原文精神指向的错误观点。本文通过对《论语.八佾第三》中“素以为绚兮”、“绘事后素”、“礼后乎”前后语境及其内在联系的客观、理性的分析,证明了孔子在此文中所表述的精神内涵是关于外表形式与内在美的关系,而不是在述说“礼”与绘画理念的错误观点。     

苏轼的名胜词

《东坡乐府》中有“名胜词”40余首,涉及的名胜景点近30处,且多集中在浙江杭州、湖北黄州两地。本文以苏轼杭州和黄州名胜词以及相关的名胜景点为对象,试图以一种新的视角来说明苏轼词在词史发展中的意义及其词体革新的成就。     

秦观词创作片论

秦观的词在转益多师的基础上自辟蹊径而成大家,并非只受柳永等人的影响,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秦观词的创作同样深得苏轼的指导、鼓励和提醒,他也继承了苏轼对词“雅化”和革新的成就,特别是过岭后的遭际使他的词作具有“严重高古”的特点,实现了新的突破。     

叶适文章风格论

叶适在思想上欲集诸儒之大成而与朱熹、陆九渊鼎立,在散文创作上他也充分发挥其会通精神,兼收并蓄,荟萃前代古文大家之长而成为南宋文章的集大成者。在文章思想上,叶适力图破除道德、功利与艺术的隔阂;在文章体裁上,他无所轩桎,众体兼擅;在文章风格上,他既发扬了苏轼的纵横奔逸之气,又不乏欧阳修的悠然宛转之风,同时还与苏文之空疏、欧文之冗弱保持一定的距离。他所具有的强烈的批评精神,使其文章“脱化町畦,独运杼轴”,形成了“自家物色”。     

苏轼的得时幸遇

苏轼一生尽管忧患连连,但就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来看,他实乃古往今来最得时幸遇的士人之一。自小不学“时文”的苏轼参加科举考试的当年,正赶上主考官欧阳修欲借这次考试改变五代以来浮靡雕琢的文风;苏轼的文章恰好符合欧阳修树立的新标准,便被录为第二。苏轼的仕途尽管受到过不少挫折,但那只是奸佞小人们的嫉恨作梗使然;他所遇到的四朝君主对他的忠心、才华则始终坚信不疑、赏识有加。就苏轼的个性来说,若生在别的朝代恐怕早已性命不保;但他却生在一个以“不杀大臣及言事官”为祖训的王朝里,使他不仅得以保全生命,而且充分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在苏轼的生前身后,他的文艺、学术、政事等才能均得到了古今中外人民的充分肯定与推崇。     

苏轼的得时幸遇

苏轼一生尽管忧患连连,但就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来看,他实乃古往今来最得时幸遇的士人之一。自小不学"时文"的苏轼参加科举考试的当年,正赶上主考官欧阳修欲借这次考试改变五代以来浮靡雕琢的文风;苏轼的文章恰好符合欧阳修树立的新标准,便被录为第二。苏轼的仕途尽管受到过不少挫折,但那只是奸佞小人们的嫉恨作梗使然;他所遇到的四朝君主对他的忠心、才华则始终坚信不疑、赏识有加。就苏轼的个性来说,若生在别的朝代恐怕早已性命不保;但他却生在一个以"不杀大臣及言事官"为祖训的王朝里,使他不仅得以保全生命,而且充分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在苏轼的生前身后,他的文艺、学术、政事等才能均得到了古今中外人民的充分肯定与推崇。     

“早以一日之知,遂托忘年之契”——论苏轼父子与张方平的交谊

苏洵、苏轼、苏辙与张方平关系密切,关键在于苏、张之间政治取向上高度契合、私人情感上有知遇之恩,而苏轼、苏辙对张方平其人天资、交游、人格的倾慕,使他们的交谊具有忘年之契的特殊意义,也使苏轼兄弟或多或少有美化张方平之嫌。     

体验·理解·对话——试用现代解释学阐释苏轼《和陶诗》

苏轼晚年作<和陶诗>一百余首,几乎遍和陶诗,引起历代关注与评议.拟从现代解释学角度重新阐释苏轼<和陶诗>,认为它是苏轼以自己独特的人生阅历、灵魂追问与生存困境中对陶诗的一种再体验,并在陶诗的文本结构召唤下重现陶渊明的诗性哲思与人格魅力,两位哲性诗人跨越时空,在灵魂的交流与本真的理解中,达到一种对话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