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西域伊循屯田考论

本文认为:伊循屯田始于汉昭帝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后不久,规模扩大在汉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或三年(公元前67年),此后一直持续到西汉末年;伊循都尉是西汉派往西域管理伊循城屯田的最高长官,受敦煌太守领属,具有属国都尉和部都尉的双重性质;作为西汉经略西域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伊循屯田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控制鄯善国并进而威慑南道国家,但客观上却推进了西域南道经济的发展,保证了西城南道的畅通,促使了西域都护的建立和巩固,从而在西汉与西域南道诸国及中亚一些国家的政治交往和商贸往来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匈奴新统治阶层的形成——从诸王向中国式官僚的转变

匈奴新型的统治阶层逐渐形成的过程,就是匈奴权贵族由昔日的诸王转化为中国式官僚的过程,文章试图结合西方早期国家理论,探讨这一转变的实现过程,进而说明匈奴新的统治阶层是怎样形成的。     

西汉西域渠犁屯田考论

本文以近年新出土的敦煌悬泉简材料和传世文献相参证,对西汉西域渠犁的屯田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渠犁屯田首开于汉武帝时,重开和扩大在汉宣帝时,其性质为军屯,并就其组织和管理系统作了探讨.进一步认为,渠犁屯田是西汉在西域推行河西屯田经验的一次成功尝试,为汉代及以后历代王朝经略西域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范式.     

西汉昌邑王国职官制度研究

西汉从初期至中期,为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采取多种措施强化皇权,收归诸侯王国官吏任免权和治民权,降低诸侯王国的政治与经济地位,逐渐降低王国职官的官秩、俸禄级别,同时减少王国所属吏员的数量。昌邑王国只是西汉中期诸多王国中的一例,昌邑王国的职官设有太傅、少傅、相、中尉、郎中令、仆、卫士长、内史、礼乐长等,其职官数量不多,地位亦不高,主要职责是辅佐、教育、保卫与侍从昌邑王等,已不再拥有治民之权。西汉中期昌邑王国职官制度的主要特征:一是结构完整,官吏齐备,制度健全;二是与中央相比,官秩地位降低,俸禄、吏员较少;三是在中央王朝的强权下,以文官为主,以儒生任武官,弱化武官,防止叛乱。因此,从昌邑王国职官制度来看,昌邑王刘贺的政治阅历和政局掌控历练是有限的,加上这些职官的政治素质与能力整体上根本无法与中央职官相比,这或许是后来昌邑王刘贺被废的一个因素。     

西汉的使者校尉与屯田校尉

西汉先后在西域创立了使者校尉与屯田校尉,在西域屯田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使者校尉直隶朝廷,代表朝廷处理西域事务,兼司屯田,屯田校尉则上隶于敦煌郡,主管屯田.后来成为西域最高军政长官的西域都护的全称即都护西域使者校尉,戊己校尉则乃屯田校尉脱离敦煌郡改隶朝廷的历史产物,其全称实乃戊己屯田校尉.     

试论春秋战国时期楚国职官的管理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选官制度有自己的特点,即从中央到地方的主要职官,基本上出自王族血统范围之内,是王族血统范围内的任人唯贤。对各级职官的考核权、奖惩权都掌握在楚王手中,楚王通过考核来任免和选拔职官,实际上楚王就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人事权,这是楚国君主集权的贵族政治体制逐渐得到加强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汉上郡北部都尉府驻地考

西汉在边郡设立"部都尉",协助郡太守负责边郡防务。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上郡高望县和望松县各有一个北部都尉。此记载明显有误。西汉上郡北部都尉只有一个,治高望县城。从政区地理、考古学和军事地理学视角分析,西汉上郡北部都尉府驻地——高望县故城应是今内蒙古杭锦旗东南隅的吉尔庙汉代古城。     

西汉戊己校尉新论

戊己校尉是西汉在车师王国设置的屯田军队,它的存在是汉朝经营西域政策的一部分,并为汉朝在西域的成功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戊己校尉的研究,却存在许多争议。通过新出汉简,本文讨论有关戊己校尉的几个问题:戊、己校尉在西汉以分置为主。戊己校尉的屯驻地主要是车师,己校尉只有过短期调离。戊己校尉的隶属关系是中央北军而不是敦煌郡。利用新资料,支持新论点,本文对相关问题的讨论是有所推进的。     

西汉比胥鞬屯田与戊己校尉的设置

本文认为比胥鞬当在今鄯善,初屯时约有数百人。随着西汉屯田重心的北移,车师前部屯田人数逐渐增多。至元帝初元元年,汉置戊己校尉对车师前部屯田力量进行了整合,以戊己二校尉领护车师屯田。     

走马楼西汉简所见长沙国职官建置论考

文章以走马楼西汉简为研究对象,从长沙王国、侯国以及属县三个层面对长沙国的职官设置及其职能进行初步考察,并就各种职官的职掌、配置以及隶属关系等问题分别予以论述。长沙王国主要以相府、内史府、中尉府三府主事。长沙相在郡守之上,主在辅王。内史主治民,其职权所涉范围甚广。中尉主治安,督盗贼。侯国如便侯、叶侯、都梁侯,与《史记》《汉书》等传世文献可相印证。属县的吏员设置丰富,如临湘县就设有令、丞、尉、左尉、掾、主治计、计丞、令史、狱史、尉史、佐、校长、亭长、狱门啬夫、求盗、牢监等。此外,对新见职官名择要作考证,如具狱狱史、主系啬夫等。     

南朝中央官学探微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长河,南朝时期既承受着外部胡马临江而日益加剧的民族矛盾,又面临着统治集团内部渐趋激化的阶级矛盾。可谓是王朝兴替、兵蠡迭加、君如举棋。然而,政治的局部稳定,经济的相对繁荣,再加上有识君主的提倡,从教育体制方面来看,南朝较之两晋有着长足的发展。尤其在刘宋和萧梁时期,由于政权的相对稳定,中央官学呈现出多样发展的形式。不仅有国学,还创建了学馆,更有专门形式的教育。     

元代冗官述论

元代冗官,不仅普遍存在,还以官府名目繁多重叠、多员制泛滥和高官剧增肆虐于政坛,从而成为继两宋以后又一个官府冗滥甚为突出的时期。蒙、汉政治文化二元体制下的汉地官与蒙古游牧官的拼加混合,直接导致了官府叠床架屋。蒙古忽里台贵族会议旧俗和统治者视官爵如赏赐的放纵政策,又为多员制泛滥和高官剧增推波助澜。蒙古皇室贵族及怯薛近侍等在冗官浪潮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晚清的幕府制度及其嬗变

晚清幕府是指鸦片战争至清朝灭亡期间的幕府,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四大幕府最为典型。晚清幕府系由明清时期的传统幕府发展而来,是中国幕府制度发展的极盛和走向衰亡的时期。晚清幕府在入幕人员的选择、幕务及所起的作用方面,继承了传统幕府的一些特色,成为国家政治人事制度的重要补充。但是,它与传统的幕府相比,又发生了极大的变异,主要表现在幕府机构的扩充和幕府人员职能的变化、入幕方式的变化、幕主与幕员主从关系的确立和经济关系的分离等。     

官邸制的价值意蕴与体系构建

自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探索实行官邸制的设想,官邸制一度成为新闻界、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由于官邸制在我国尚属新鲜事物,官邸制的理论研究严重不足,什么是官邸及官邸制以及实行官邸制对我国官员住房制度改革会产生怎样的意义等问题尚不清晰,而官邸制的制度构建更是一次任重而道远的理论考验,其中官邸的来源、规格、经费管理、适用主体范围以及附属保障措施的构建成为官邸制的核心。探索出完善、科学的官邸制关系到新时期改革的实施乃至成败。     

西晋加官制度考述

西晋时期,特进、光禄大夫、侍中、散骑常侍等作为加官时具有一些特别的意义,其中特进、光禄大夫作为加官可以提高官员的地位,往往是官员升迁中的重要步骤,而散骑常侍、侍中、给事中等作为加官一般是对官员的格外优宠,作为加官时,侍中优于散骑常侍,在官员官职变迁时,加官变化随本官的迁转而由散骑常侍变为侍中。     

清朝官服补子研究

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官员的官服补子是等级社会秩序区分官阶大小的一个重要标志,富有鲜明的时代性。官服补子的历史起源和界定是有据可查的,文武官员官服补子的纹就是官位的最主要的内容,从中阐释补子所蕴涵的艺术特点与人文思想。清代补子历史与文化的传承是我们了解和认知清代满族民俗的特有途径,也是满汉文化融合的体现。具有强烈的民族色彩和丰富的象征寓意,更是艺术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再现。正是在此基础上,清朝官服补子在艺术审美领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造宋”功臣后代在南朝的仕进研究（二）

本文通过对＂造宋＂功臣后代袭封情况、起家官与入仕途径的分析,得出功臣后代身份固然对他们的仕进有帮助,但个人素质和际遇尤为关键,本文则就此展开了论述。     

西汉中垒校尉"外掌西域"考辨

《汉书》记载西汉中垒校尉拥有“外掌西域”职权,后世学者对此却提出了质疑,有学者指出“西域”当为“西城”或“四城(门)”之误。但详查史书,未能见到证明中垒校尉掌“西城”或“四城(门)”的确凿史料。随着近些年西汉考古资料的大量出土,班固关于西汉中垒校尉“外掌西域”的记载得到了证实。     

周代籍礼“风土”考

《国语》所载周代"籍礼",是一种具有巫术特征的礼仪活动。其意义是疏导土壤中的阳气,使之顺利地播散。籍礼中,以瞽为首的乐官们所从事的"风土"活动,并不是韦昭注所以为的观察土壤中的气脉,而是通过乐舞鼓动风气,帮助土壤中的气脉顺利播散。它是这一土壤巫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正统儒学对东汉史学的影响──以《汉书》、《汉纪》为中心

从董仲舒至《白虎通义》所构建的正统儒学,是东汉史学的指导思想,天命史观突出,强调以“忠君”为中心的伦理纲常和灾异谴告说,则是其具体的表现。这方面,以班固《汉书》、荀悦《汉纪》最为典型。